一、与艺术结缘：那份执着和灵动
李彬彬（以下简称“李”）：黄老师您好，很开心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14岁登台，17岁就出演了电影《刘三姐》，并且轰动全国乃至海外，可以简单谈一谈您是怎样走上艺术之路的吗？您又是怎样与电影《刘三姐》结缘的呢？黄婉秋（以下简称“黄”）：我13岁学艺，14岁登台。那时我刚读五年级，正值寒假，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一个招生广告，桂剧团在招学员。也许是喝着漓江水长大的原因，受了大自然的熏陶，我从小就喜欢唱啊、跳啊的，特别喜欢美。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些桂剧的演出，很羡慕人家能在台上演出，那样有功夫，所以看到那个广告后我想都没想就去报名了。在当时报名还需要户口本，结果家里不同意。
那时去学戏的很多都是因为家里穷，上不起学，负担不起，逼不得已让小孩子去找一个生计。我们家还不到这个地步，家里人还是想让我好好念书。可他们怎么说我都说不通，我就是喜欢，就是想去，后来家里人也没有办法，让我写信问我哥。我哥那时候在长春上大学，可能父母觉得他起码有文化，看问题也能看得透彻一点，就让我征求他的意见。没想到我哥哥挺开明的，他很支持我，给我父母回了一封信，说她喜欢就让她去，让她走自己的路吧，现在时代不同了，都解放了，不像以前说学戏的是“戏子”，演员也有一定的地位了，就让她去吧。其实我早早就去报名了，得到这封信我兴奋极了，马上就去报到了，那时候我才13岁，要说懂事也不算太懂。
进团之后就开始严格的基本功训练，1956年那时候的剧团还不是国营的，是民营的，条件很艰苦，都是驻在租的老百姓的小院子里，我们住宿、练功都在里面。没有正规的练功房，更没有把杆，我们就在窗户口栏杆上面压腿，就这样练出来的基本功。老师们也很辛苦，他们不管演出情况好不好，每个月都会给我们七块钱，那是绝对保障的。所以我们也觉得很舒服，也不懂得什么艰苦。因为喜欢，练起功来就不觉得疼，怎么练功都不觉得疼，甚至练得两个脚都肿了，蹲都蹲不下，但自己还是挺高兴的。那时候还不真正懂得什么“为人民服务”，也不懂什么是艺术，纯粹就是出于喜欢，就想学一身本领。
就这样，我们学了快三年。由于团里是自负盈亏的，不可能养很多人，我们这帮学生得有50个，后来慢慢淘汰完还有30个。不可能给你单独训练，也没有条件进行那种封闭式的训练，我们就上台跑龙套，演小丫鬟，一边上台看老师演出，一边学习，一边平时练功。我们那时候中午要演出，晚上也要演出，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什么娱乐，电影都很少。我们就是一个劲地在练功，跟着老师学习。我们看会了就可以跟老师讲，老师我看会这个戏了，老师就教你。老师也没有剧本，他讲一句你抄一句台词，剧本都在老师心里，都是口传身授的。那时候我记性特别好，老师讲一句我抄一句，一个折子戏讲半个钟头，抄完了我基本上就会背了。可能是因为自己太喜欢了，太专心了，有记忆的天分。虽然那时候学习很苦，但是也很快乐，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学习就是这样，本就该是苦的吧，所以自己也心甘情愿。
17岁的时候，我们毕业了，三年就出科班了。那时候正好广西排《刘三姐》，全区都要排，不管什么剧种都要演《刘三姐》，就像现在抓精品艺术那样，要求创作改编成非常完美的能够代表广西的最好的作品。当时桂林市代表团组织了一个创作班子在排练《刘三姐》，还有彩调和民歌，不是以桂剧的形式，也不是彩调，是把彩调和歌剧结合起来的一个作品，叫做歌舞剧《刘三姐》。演员一共分A、B、C三组，很幸运的是我被选进了C组。那时候我毕竟年纪小，初出茅庐，没有别的演员有舞台经验，能够跟着他们学，进入C组已经使我觉得很荣幸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我很幸运地被升到了A组，代表桂林市到南宁市参加比赛。能够得到这个机会也源于一个因素，就是我的表演相对专门演舞台剧的演员来说更灵活一些。我曾经演过舞台剧，但时间并不久，我也学习过彩调戏，彩调在表演形式上要比古装戏的京剧、桂剧等开朗一些，表演空间更自由一些，所以我在演出方面许多天性的东西还没有被规训，保留了灵动的成分，那种表演程式还没有完全固定在我身上。所以相对于纯粹的舞台剧，我的表演不是单纯的舞台剧那种程式化和夸张化的表演，尽量地源于生活、尊重生活，显得比较生活化，也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单纯的情感的自然流露。电影《刘三姐》的导演来到广西选演员时看中的也正是我的这一点。后来我就接到了一封信，让我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参加试镜，最终我得到了刘三姐这个角色。所以我想，这既是一种命运，也是一种努力的结果，只要认认真真地去学习，什么都不用想，一切自有安排，我觉得是这样的，自己付出了努力就一定会得到收获。我觉得老天可能很眷顾我，认可我对艺术的追求和执着，所以就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机遇。
图1 17岁的黄婉秋
李：您作为“刘三姐”的扮演者，这部电影对您的影响应该说是很大的，它伴随了您一生的荣辱兴衰，在一段特殊岁月里，您的演艺事业从高峰到低谷，后来又重新回归舞台，这一人生跌宕对您始终坚持艺术事业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吗？
黄：拍了电影之后，我的人生确实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还没有真正享受到鲜花和掌声，“文革”就到来了，突然间好像天都黑了，一下就受冲击了。最难以承受的是一种人格和精神上的压力。那时候我21岁，很懵懂，但也突然间充满正气。我看过江姐的戏，也演过江姐，就像是她那种视死如归的感觉，一点都不害怕了。从学艺开始，许多戏里的诸如“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类的理念和戏词真正地融入了我的血液，这是一种人格，一种做人的姿态，是这些豪言壮语增强了我内心的承受力。而且刘三姐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给予我这样一股子硬气，她的精神已经渗透到了我的骨子里。
经历了这些，我变得很勇敢，而且很快地成熟起来。俗话说磨炼使人趋于完善，这是有道理的。前后一共15年，在这15年里我真的成熟了很多，长大了很多，我明白了这是大的时代环境，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所以不去埋怨它，而是调整自己的心态，懂得怎样才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下来，并且不放弃自己的追求。如果没有这个磨炼，也一定不会有后来的我，更不会是像现在这样的“刘三姐”，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底气。从那以后，我变得从容了，没有什么能轻易地打倒我。我想这不论是对我的生活还是艺术创作，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二、“刘三姐”：经典符号的恒久魅力
李：代表作电影《刘三姐》创作阵容非常豪华，从导演到作词、作曲，可谓“神仙级别”的主创团队，团队创作的初衷和预期是怎样的呢？有想到过它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和持续不断的热度吗？一部反对土豪劣绅的电影，却历经五十余年而不过时，您是怎样看待这部作品和这种现象的呢？黄：是的，这个剧的导演是苏里，作词是乔羽，作曲是雷振邦，三个“巨头”，在当时是实力派的团队，可以说是大手笔。其实《刘三姐》这个戏早已有之，是广西柳州创作的。开始是一场戏，就是对歌那场，后来觉得不错就把它扩充成一个小时的戏，有七场。导演看了剧本之后和乔羽先生商量，想把这个戏做大做好，做出个性化，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刘三姐》。要做到个性化，主要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着手。在形式上，主要以对歌的形式来展现和推动剧情，用山歌来表现人物个性。而且这部戏很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即使是反面人物，也没有刻意过分地丑化，这样立意就高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正剧。虽然这是一部反对土豪劣绅的电影，但它不同于当时其他的许多戏，不是那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模式，里面既没有表现很激烈的阶级斗争，也看不到一味的谩骂和横眉冷对千夫指，全剧没有提到“阶级”两个字，对白中也没有很生硬的阶级斗争的语言，它是在一种欢快的、很有人情味的氛围中展开斗争的。影片中的人物都是饱满鲜活、有情绪、有情感的，体现了一种人性的纯净和浪漫，非常淳朴自然，同时又充满诗意和智慧。作品突出了笑的力量和讽刺的力量，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给观众上了一堂阶级斗争的课，让观众知道，除了拿起枪杆子去斗争，还有其他的群众斗争方式。所以拍摄的初衷也是希望这是一部好看的戏，能够让观众在一种轻松的氛围里受到教育和鼓舞，懂得应该像刘三姐那样，用正气和智慧争取美好的未来。再加上雷振邦先生的作曲，又把原来广西的民歌彩调融入其中，全剧围绕“歌”字做文章。剧中基本没有对白，全部是通过歌唱形式，把它提升了一个档次，也可以讲提升了格局。这是电影音乐剧的一个突破、一个高峰。它创造了多个“第一”的记录，比如，它是中国第一部音乐电影，也是第一部彩色影片，第一部赚取外汇的影片。
所以后来我们讲，为什么这么多年以后，老百姓还是那么喜爱《刘三姐》，就是因为这个戏让更多的人记住了刘三姐、了解了山歌、以及山歌的魅力和灵魂。山歌是我国劳动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智慧，刘三姐就是民间智慧的一个典型代表。通过《刘三姐》的演绎，使观众更加明白应该怎样去生活，怎样去创造，怎样做好自己的工作，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能够超越题材本身而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吧。这个电影唱出了真善美，唱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展现了广西的民族文化。现在，刘三姐的山歌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全世界都很有名，它已经成为广西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
图2 电影《刘三姐》剧照
李：《刘三姐》作为几代人的文化记忆，已然是一种文化符号，它曾创下过多个票房纪录，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在国外多次掀起“桂林热”和“三姐热”，是国际文化交流中不可忽视的角色。那么，这样一部有着广西浓郁的地域文化和中国深厚的历史背景的一部典型创作，为什么会在全世界取得如此热烈的反响呢？
图3 黄婉秋和爱人何有才在苏州首届艺术节开幕式上
黄：这部剧里有人性当中共通的东西，这些特质不分时间和地域，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有一种感召力。尤其对海外一些华人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刘三姐》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就非常大，比如它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当时还没有回归祖国的香港等地都产生了轰动的影响。我曾多次到过这些地方，也现场演出过，可以说每次都是一票难求，盛况空前，极大地激发了当地华人的爱国热情，唤醒了深埋已久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样，很容易就把我们海外华人的心凝聚了起来，同时也对当地的华人教育、文化乃至经济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就像以前华人做生意，都是各做各的，各自为阵，互相的往来极少，看过我们的电影和演出之后，他们空前地团结了起来，互相帮助协作，也不由地产生了一种民族自豪感。在中国和马来西亚建交30周年纪念时，马来西亚以电影《刘三姐》为蓝本，改编成歌舞剧，并邀请我们夫妇指导和参与演出；刘三姐艺术团在美国旧金山及西雅图文化交流中也获得了很多赞誉。所以，当时很多人给这个电影一个评价，说它是文化外交很重要的一项，这是很高的赞誉。这也使我想到当下的一些文化政策，比如“文化自信”，这个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之一，还有中国文艺“走出去”这样的时代号召。现在回头看来，我想《刘三姐》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实际上《刘三姐》在全国和海外的影响就和当下我们的文艺政策和号召是一致的。原来我们没有这么高的立意，也不懂得这样去总结，但是几十年过后，它没有一点逊色，还这样广泛地流传着，并且经久不衰。所以我觉得这个题材，围绕用山歌来唱好中国故事，现在把它立起来也为时不晚，这对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塑造国家形象都有着积极意义。
三、终生的事业：弘扬与传承
李：从历史传说“刘三姐”故事，到彩调剧《刘三姐》，到音乐故事电影《刘三姐》，到歌舞剧《刘三姐》，到为了纪念刘三姐而形成的民间纪念性节日“三月三”，再到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刘三姐”这一文化符号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多样，可谓同一题材的多种体裁和表现形式的呈现，对于这种特别的文化现象，您是如何看待的呢？黄：刘三姐的故事最早只是一个历史传说，后来有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去演绎它，而且出现了像“三月三”这样的民间纪念性节日，这的确是很少见的一种文化现象。我想是因为大家都想去尝试，想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表现它，这就是一种创新。这其中不乏很多优秀的作品，但是，也有一些做得不太好，比如，有些作品加入了比较荒诞的元素，歪曲了刘三姐这个题材。我认为不应该把它做成一种搞笑的效果去丑化它，比如在秀才、媒婆等地方大做文章，这是我不太赞赏的一种改编方式。改编是没有问题的，但我想说的是一定要严肃，要认真对待，尊重剧本、尊重艺术，我们不是为了迎合市场，这种戏谑化的表演丢掉了该剧最精华、最独特的艺术特质，反而失去了许多观众。
当然，大部分的演绎是很优秀、完美的。比如我们电影版的《刘三姐》，集中了最优秀的创作班底，经过反复的讨论、琢磨，下了很多功夫，最终呈现出来，体现出了很高的艺术水准，难以超越。所以说在一种表演方式已经接近顶峰的时候，相同的或类似的表演就难以再有突破，难以赢得观众，而我们又不想浪费这么好的剧本和题材，大家就想办法进行再度创新创作，用其他的艺术形式去表现它。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你提到的张艺谋导演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当年张导对《刘三姐》这个电影也很欣赏，想进行再度创作，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山水实景演出。我觉得这个演出丰富了刘三姐这一题材，充分展示了广西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生动地体现了广西劳动人民的面貌，而且表演也很生活化，很接地气。无论从视觉效果，还是从观赏体验上来说，都非常震撼，场面非常壮观。它把广西的许多特色都浓缩到了这个演出当中，可以说很完美，大大地提升了刘三姐这一文化元素的影响力，同时再度使之经典化。无论是哪种表现方式，只要认真做、好好做，都是一种传承、一种宣传，是弘扬我们的优秀文化，也是一种兼容并包的表现。
图4 三代“刘三姐”，黄婉秋与女儿和两个外孙女
李：我们知道，您在“刘三姐”艺术的培养与传承上做出了许多努力，其中包括您和您女儿以及两个外孙女的三代传承，这是一种血脉的文化延续，有着不可复制的独特价值。这种亲情和毕生事业的紧密结合对您本人和家人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您是怎样想到这样一种传承方式的呢？
黄：我对女儿和外孙女们的培养，对我和我的家庭，以及刘三姐文化都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如我最开始所说的，我们一直在做传承刘三姐的工作，几十年如一日。拍电影、做宣传、做舞台剧、驻场演出、培养新人。就拿驻场演出来说，好多剧场我都演过，一演就是十几年。那么后来我为什么要传承呢？因为我培养了很多的刘三姐，但是这些演员演一场是一场，演三年是三年，总要离开这个地方，去组建自己的家庭，去发展自己的事业，不可能永远跟着我做刘三姐的传承，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地做一件事情。当然，这不是人家的问题，而是传承这件事情本身就有相当大的难度。所以往往是费了很多心思，付出了很多心血，而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所以我想要把它一代代传承下去，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培养自己的女儿、女儿的女儿，一辈辈可以这样传承下去。我的两个外孙女现在已经是第三代刘三姐了，她们很有天赋，我并没有强迫她们，最主要的是她们都对这个事业非常热爱。这里有个小故事，我最小的外孙女羽秋，在她五岁的时候参加了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央视“心连心”艺术团慰问演出，但是演出那天她生病了，要先去打针后回来参加演出。我们就说要不要找个姐姐替你，她很坚决地说不要。第一次录音就表现得很从容，也不怯场，从走台到演唱，整个表演都完成得很好。而且那场演出改了节奏，原来的节奏是四拍，那天的演出是三拍，她也记得住，唱得出来。记得有一次一位上海的记者在采访我时说，“刘三姐”这一家人就是为刘三姐而生、为刘三姐而来的。真的是这样，现在我们一家人都是为了把刘三姐文化永远地传承下去。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她们自身有条件，也都很热爱这个事业，那我何乐而不为呢。这就是我们共同的事业，我不行了有我女儿，我女儿不行了有我女儿的女儿，我们就世世代代去传承它。我想这也算是我对家乡、对三姐文化的贡献吧。
李：那么，您对当下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又有怎样的建议和期待呢？
黄：首先我想谈谈对年轻文艺工作者的一些看法。从整个社会现象来看，我最初对现在的许多年轻艺人不甚了解，甚至有种误解和偏见，总觉得他们比较浮躁，好像没有更大的理想，就是想唱一首好歌，参加一个比赛，拿个名次，赚些钱，没有太大的上进心。我总是觉得现在这样想的年轻人太多了。但是，最近我看到许多年轻艺人的努力，我的看法也在发生转变，我也在反思自己固有的一些思维。比如，我最近一直在看央视的《经典咏流传》这个节目，许多年轻的歌手，许多所谓的“小鲜肉”都参加了这个节目。通过他们的演唱和在节目中的表现，改变了我对他们的固有看法。实际上，这些年轻的歌手都是非常努力的，也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很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歌唱演员。也许是社会上某些不良的风气误导了他们，也误导了许多不了解他们的观众。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当下年轻人为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所做的努力。从演唱来讲，他们能够唱出对这些古典诗词的理解，充分表现其中的内涵和精髓，我觉得这一点很了不起。所以，以后“小鲜肉”这种包含贬义的称谓要在我的心中去掉，不能把他们看作只有颜值而没有内涵和实力的歌手，而要把他们当作是传承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行者、代言人和接班人。实际上，优秀的年轻演员自身的影响力也能够对青少年起到积极的示范引导作用，应该认可他们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如果从更广泛和更深的层次来讲，我也想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和期待。其实创作本身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既要创作出新的东西，能跟上这个时代；又要创作出优秀的东西，能够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部分，确实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成的，需要具备很多因素和条件。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责任心。文艺工作者，尤其是年轻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就应该做到热爱你所选择、所从事的行业，热爱这份事业，真心实意地、认真地去体会它、钻研它，要肯吃苦、肯下功夫。当年为了创作《刘三姐》， 我们下到农村深入生活，放到现在来讲也是需要的。如果当年雷振邦不下基层去采风，乔羽老先生不来我们这边看《刘三姐》，苏里导演不来体验我们的生活、采集这里的生活素材，就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怎么可能创作出这样优秀的电影呢。这需要付出真挚的爱，不仅要爱艺术，还要爱这个民族。不负韶华，不是一句空话，灵感和聪明才智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相当一部分灵感是源于生活的，是生活的积累。只有经历了、走过了，才能用这些灵感去丰富自己的创作，才会有想象力，才会有才情。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对自己的认知和定位。要有一颗平常心，在心里把自己放在普通人的位置上。要明白演员、歌手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观众来捧你、来欣赏你，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这些都是观众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厚爱，我们要永远怀有一颗尊重和感恩的心。
李：除了电影《刘三姐》，您还参演了众多影视剧和舞台戏剧，也常常走到民众当中现场演出，因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那么这些作品和演出经历在您的艺术生涯中有着怎样的意义，您怎么看待它们呢？
黄：如果这些都算上，我确实演了很多，自己也数不清了。最开始的时候我学桂剧，演了很多桂剧的折子戏、传统戏和整本的大型戏，像《红楼梦》《西厢记》《白蛇传》等，我都演过。出演了电影《刘三姐》之后，我就从桂剧团调到了歌舞团，彩调剧团我也待过，演了许多彩调折子戏。而且这些剧团都是下到农村，真正地“为工农兵服务”的，和现在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是一样的。那时候没有发达的交通工具，没有音响设备，演出条件非常艰苦，但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从心底里认同，默默付出，想法非常单纯。至于说意义，那就是觉得所有的这些辛苦都是分内之事，“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这些演员需要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从小就接受的教育和熏陶。底层劳动人民的日子很艰苦、很单调，看到了我们的演出也就丰富了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明白了什么是美好，什么是文艺，使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充满信心。同时我们也明白了什么是深入生活，什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我们做了，我们付出了，同时自己也成长了，并且收获了很多东西。我们了解了农民，了解了工人，了解了最基层的百姓，也丰富了我们的人生阅历和经历。而且这真的是件伟大的事情，没有这些工农兵，没有这些伟大的劳动人民，就没有《刘三姐》的诞生，也就没有我们这些源于生活的艺术。可以说，文艺工作者服务于广大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也成就了我们文艺工作者，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李：最后想请您谈一谈您的家乡广西，这个以壮族为主的多民族省份，她在您的艺术和人生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您如何看待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和她所孕育的多彩文化？
黄：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的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尤其是近几年，感觉讲话都更有底气了。作为广西人，我们应该好好认识广西这个地域，找准广西的定位和特色，去发展自己家乡的特色文化，将这些文化特色发挥成优势。实际上《刘三姐》正是在践行这一努力，让更多人知道广西、了解广西，在地域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比如现在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东盟博览会等，这些对广西来说都是很好的历史机遇，我们要从历史和地域上寻找突破口，努力让文艺精品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得到更广泛的交流和发展。
我对广西的情感，那自然是无比热爱，这里是我的家乡，是生我养我、让我一生眷恋的地方。我有许多次机会去到一些更为发达的地区，但是我都没有离开。是广西培育了我，刘三姐成就了我，我要对得起这个山歌眷恋的地方。尤其是现在，广西在不断地飞跃、不断地发展，使我们更加有自信。我希望广西越来越好，能够在新的历史定位中经济更加繁荣，文化也更加繁荣、更加自信。
访后跋语：
接到《中国文艺评论》杂志的委托采访黄老师的任务时，很开心，也很激动。随后我翻阅了许多黄老师的资料，也重温了黄老师的代表作电影《刘三姐》，那个正义、美丽、聪慧的“歌仙”刘三姐深深地打动了我，毫不因岁月的流逝和时代审美的变迁而失色。因此，也期待着与黄老师的见面。可到约定好的采访日期时，正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因此原定的当面采访不得不改成电话采访，心里不免有些失落，又有些担心电话访谈的不便，从而影响到采访效果。开始电话访谈之后，我的紧张和担心随着黄老师洋溢的热情和诚挚的话语慢慢缓和下来，一起与黄老师进入她五十余年的艺术生涯，缓缓展开，顺利完成。
乔羽老先生曾有评价：刘三姐是广西沃土上开出的一朵光彩夺目的佳花，黄婉秋则是这种佳花结成的果实。是的，黄老师的成功，她自谦为偶然，实际上是种必然。这种必然首先源自于她生长在广西桂林，这里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这个山歌眷恋的地方孕育出了质朴又灵动的黄婉秋，加之她少年刻苦的训练和扎实的童子功，为后来与刘三姐的结缘埋下伏笔。而更为重要的一点，则是她的气质与人品。在访谈中，黄老师提到，当年导演看中的正是她身上的淳朴自然，那种没有被规训的灵动，和对人物多面向的理解，能够超越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并历久弥新。除此，那些不为人知的辛苦与坚守更是在岁月涤荡诸多风云变幻后所保留下的最珍贵、最坚实的财富，使她能够在古稀之年从容平和、谈笑风生，并怀着一份永远为人民歌唱的赤诚活跃在舞台和培养新人、传承刘三姐艺术的事业中。
“连就连，我俩结交订百年，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我想这或许是世间最动人的情话，通过黄老师的演绎，飞满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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