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焕钊

　　一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成为20世纪末以来全球媒介实践与学术研究的热点词汇。“媒介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正是在1996年美国通过电信法修正案，解除电信业、传媒产业和其他产业之间的相互渗透、融合的禁锢和壁垒之后，不同媒介集团兼并重组的背景下出现的。随着数字化、互联网、算法技术等的广泛应用，及其推动的新闻媒介和娱乐产业的不同媒体互动与融合的迅速发展，这一概念变得极富实践内涵和学术意义[1]该概念最早于1983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普尔（Pool）提出，他认为：“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一体化多功能的发展趋势。从本质上讲，融合是不同技术的结合，是两种或更多种技术融合后形成的某种新传播技术，由融合产生的新传播技术和新媒介的功能大于原先各部分的总和”。这一概念代表从技术层面上对媒介融合的主导性的理解。但该概念真正产生较大的影响是在1990年代后期，尤其是1996年之后相关研究话题得以快速增长，相关统计的关键词集中在“融合”“媒体”“网络”“电视”“媒体融合”“社交媒体”“新闻业”“体制”。【参见石磊、李慧敏：《国外媒介融合研究知识图谱——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的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1期，第165页。】。从总体上看，“媒介融合”的含义极为复杂丰富，主要包括媒介科技融合、媒介所有权合并、媒介战术性联合、媒介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和新闻叙事形式融合等六个主要方面。[2]美国学者李奇?高登（Rich Gordon）对不同传播语境下媒介融合所表达的含义作了六种分类，引自宋昭勋：《新闻传播学中Convergence一词溯源及内涵》，《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第52-53页。

　　“媒介融合”的概念在2006年前后被引入国内，与彼时国内互联网开始兴起、报纸新闻行业面临转型的语境息息相关。正是这一语境的差异，国内围绕媒介融合的实践与讨论，更多针对的是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推动的新媒介对传统媒介（包括出版印刷和传统影视）所带来的冲击与危机下的求新求变，其核心关切是传统媒介“数字化生存”的问题：在数字技术主导的情势下，传统媒体如何融入新媒体，与之互动、融合与共存，这既涉及商业模式的转型，又涉及数字网络时代新闻舆论的影响力。因此媒介融合在国内的实践，带有极强的政策推动和产业转型的色彩。官方对此的表述，常用“全媒体”“融媒体”的说法，但不管表述的差异如何，都体现出新旧媒体在权势秩序转移之际，旧媒体向新媒体融入的“以技术为中心的单一融合”[1]周传虎、倪万：《技术偏向：当前我国媒介融合的困境及其原因》，《编辑之友》2020年第1期，第25页。的特征。

　　作为网络数字时代的产物，网络文艺的发展遵循以技术为中心的融合逻辑。一方面，网络文艺作为数字文化产业的最重要构成部分，在新旧媒介融合的过程中谋划布局产业发展空间，力图拓展受众增量，打破平台限制，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化消费主体。在这一过程中，从腾讯“泛娱乐”开始，围绕着网络文艺的跨媒介IP运营商业模式的搭建，强化网络文艺的全媒体整合，就成为网络文艺自身发展的资本和技术逻辑。但另一方面，作为新媒介技术推动下的新的文艺形态，网络文艺因其媒介技术的“先进性”而更为接近年轻世代的审美文化需求，成为以青年亚文化为主体的新媒介文化产生的重要场域，推动流行文化的媒介转型，构成传统媒介的文艺形式所着力“迎合”与“融入”的模仿对象。业界和学界关于“网感”的热烈讨论，正是围绕“融入”问题讨论不得不进行的前提。也就是说，文艺领域事实上正发生着新旧媒介的融合变迁，网络文艺因其与年轻世代受众的亲和性，而代表着融合的方向。由此可以发现，网络文艺的媒介融合，事实上是双向运行，既是旧媒介文艺向新媒介的融合，又是新媒介向旧媒介的整合与拓展。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潜在地出现了两方面问题：

　　其一，新旧媒介文化经验的融合“貌合神离”。一方面，传统媒介尽管不断进入新媒体平台抢占舆论阵地，努力地吸纳和应用网络文艺所表征的新的审美风格、叙事体式和修辞表达，以期更好地承载主流价值的表达，但只是将网络文艺视为主流文艺媒介转型的“形式”与“载体”，而没有真正去融合新媒介所带来的文化经验，这就导致传统媒介的文艺引领力不断下降。其微妙的表征，就是春晚从热词的创造者转变为网络热词征用者的身份转变；另一方面，网络文艺因其青年亚文化性质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龃龉，被主流文化不断规范和收编，这推动了网络文艺的精品化发展，但也导致网络文艺所表征的某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新的情感结构与文化经验被抑制，使网络文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优势缺乏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而这毫无疑问将加深不同世代文化经验的断裂，终将导致主流文化经验错过自我发展更新的契机。诚如蒋述卓所指出的：“主流文艺是大河，流动是缓慢的，非主流的文艺是小溪，快而急，充满活力，它汇入到主流之中则可推动主流的发展。”[1]蒋述卓：《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初议》，《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第135页。只有充分理解网络文艺所代表的新文化经验，并在情感结构与文化经验层面进行融合，才能避免文化分化断裂的后果。

　　其二，新文化主体崛起所带来的审美文化代沟。“在这个媒介融合的时代，无论新旧媒体，都融合成为受众生产的信息的搬运工”[2]周传虎、倪万：《技术偏向：当前我国媒介融合的困境及其原因》，《编辑之友》2020年第1期，第27页。，受众的崛起及其多元文化经验的产生与冲突，是媒介融合时代的重要现象。从2000年前后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到微博、微信的公众号的图文生产，再到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的崛起，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成熟所带来的技术下沉、应用便捷、流量充足和资费降低等，多元文化主体也在崛起。不同阶层、地域、职业、年龄的个体因为技术所赋予的可能条件，参与到当下中国文化的生产之中，差异化的社会主体的文化表达欲望获得空前的释放。原来由精英和专业的文化阶层所主导的文化生产格局，因更广泛和异质的社会阶层的介入和参与，呈现出多元与驳杂的文化面貌。美国学者詹金斯将其称为“参与式文化”[3][美]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1页。的崛起。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多元文化主体的文化表达欲望及其与商业、资本、技术的复杂关系，也导致文化的断裂、分化与审美代沟的现象及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2017年前后以“快手”短视频所呈现的“残酷乡村”图景在媒介图像视域中的出现、抖音与快手之间在当时文化特质上的城乡差异以及由“喊麦”“社会摇”所表征的精神现实，凸显了中国精神世界内在的巨大差异，经由自媒体的自发参与、资本推动的视觉消费以及“哗众取宠”的表述策略，将原本处于媒介之外的、社会底层的精神图景以猎奇的方式显形并放大到视听媒介的表征场域。另一方面，从早年围绕《小时代》系列电影在粉丝与文化学者之间所引起的争论，到2019年《开学第一课》围绕“娘炮”问题在家长与学生之间所形成的截然对立的态度，尤其是最近周杰伦与蔡徐坤粉丝之间的“超话”事件，日益显示出网络时代快速的文化迭代及其背后的文化审美代沟。“后喻文化”“数字鸿沟”的背后，更是不同代际在媒介建构的差异语境下形塑的情感结构的差异。

　　随着数字科技媒介的发展，数字化推动了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的技术融合与内容融合，实现了内容生产、信息传播与内容消费的融媒趋势。但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文化的横向断裂与纵向断层也因技术媒介的发展而成为愈来愈严重的社会文化现象。诚如马中红所指出的：“代际冲突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差异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情况，但两代人之间不再冲突，或者不再面对面冲突，不再试图通过沟通交流去解决冲突和增加理解，才是今天两代人遇到的最大问题。”“同为青少年，当一二线城市青少年在阅读哈利波特、在写作耽美同人文时，小镇和乡村青年在网络直播间和短视频平台以‘喊麦’的方式玩‘音乐’，以‘社会摇’的方式玩‘跳舞’，城市青少年用居高临下的讶异目光围观，不无嘲讽地称他们为‘土嗨’，此时，不在‘同一位置’的同代人之间如何交流和对话?”[1]马中红：《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审美裂变和文化断层》，《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7页。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文化分化状况。

　　把媒介融合的议题置于这一状况中讨论，就可以发现，技术路径依赖的媒介融合并不必然完成文化融合，而可能在产业层面上，因为资本的盈利欲望、媒介奇观的制造、算法技术所构造的信息茧房和不同圈层市场的挖掘、平台内容数据的竞争等，最终加剧文化分化的状况。这就意味着，如果不能推动以网络文艺为主导的新文艺形态的文化经验与主流社会经验之间的真正融合，不能推动以网络文艺为主导的新的技术平台对于公共文化的建构以及共同体空间的打造，媒介融合终将带来社会的文化断裂乃至撕裂。这正是媒介融合在当下需要走向文化融合的原因所在。

　　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网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可看作是从文化治理的角度，对网络文艺的文化融合从创作生产到传播体系所提出的要求。这一要求的实现，首先需要推动以网络文艺为主导的新文艺文化体验与主流社会的文化经验之间的融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文艺建设，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承载的国家主流文化经验、社会主流大众的文化经验与网络文艺的分层分众所代表的新的文化经验进行真正的融合，才能使多元差异的网络文艺真正具备共同的精神根基。如前所述，以技术为导向的媒介融合并不必然保障共同文化的形成。技术只是保障，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在内容建设中真正推进差异多元文化经验的融合，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共同文化，才是创新全媒体传播体系，实现网络文艺的精神引领的关键。

　　事实上，数字时代的文化断裂与审美代沟，本质上是不同媒介文化经验所造成的断裂。无论是同代人之间的文化断裂还是隔代人之间的文化代沟，从总体上可以说是“数字原住民”与“数字移民”的差异，两者的文化经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创作生产还是学术探讨，对我们时代文化分化的弥合，需要建立在充分理解网络文艺所代表的新的媒介文化经验的基础之上。

　　总体上看，以网络文学、动漫、游戏等所代表的新媒介经验至少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网络文艺体现了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特质，有效的文化融合需要以文化破壁为前提，实现彼此的对话与沟通。网络青年亚文化既有青年亚文化的叛逆性，也受到时代与技术的共同影响。这就使其天然具有开放、互动、草根的互联网精神特质，其亚文化脉络也往往植根于网络文化自身的发展之中，如“抖音”上的“多余与毛毛姐”系列爆款土味短视频，播主“多余”男扮女装，以一顶劣质的染色长假发、一身假名牌服装，在一面衣柜前，以极为粗糙的道具，极尽夸张的表演模拟了小镇女青年恋爱、约会、聚餐等日常生活，把小镇女青年的心理惟妙惟肖地传达出来，其视频引发了广泛的传播和评论，其中“女友本尊”“太像了”等评语几乎占据了大部分的评论。可以说，这正是网络亚文化对生活真实的追求，与从豆瓣文青文化到污文化的网络亚文化的发展遵循了同一脉络。[1]参见郑焕钊：《反思网络综艺内容生产的三个维度》，《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8期，第20页。。2018年，中国社科院与B站联合发布B站十大年度热词，排在首位的就是“真实”，这些正充分“呈现了当代年轻人对于虚假、矫情的反叛，贯穿着追求真实的网络文化发展的内在驱力”[2]同上。。因此，日和动漫[3]“日和动漫”来自日本《月刊少年JUMP》上连载的人气作品《搞笑漫画日和》，该漫画以吐槽恶搞的风格获得漫迷的喜爱。、丧文化[4]“丧文化”是互联网中流行的一种青年亚文化，以带有颓废、绝望、悲观等情绪和色彩的语言、文字和图像，来表达年轻人群的社会心态和心理，从其本质上是年轻一代在工作学习重压下的一种戏谑式宣泄，其最典型的代表是“葛优躺”。和佛系文化[5]“佛系文化”是一种互联网文化现象，最早来自2014年日本某杂志上出现的“佛系男子”，2017年因网络传播，“佛系青年”一词火遍朋友圈。“佛系”指一种无欲无求、不悲不喜，追求内心平和、淡然的活法和生活方式，因此，“佛系生活”“佛系人生”等词也随之涌现。有些主流媒体评论认为青少年应该奋斗，不应该“佛系”，因此认为该词是负面的。等，在主流社会看来并不是积极的文化因素，却在年轻人中大为流行，如果简单地进行价值评判，或者单纯立足于主流价值的视野来讨论网络青年亚文化的负面性，显然就是错位的，根本无法实现对话。这也就难怪，当成人社会与主流媒体忧心忡忡地对《开学第一课》的“娘炮”事件进行批判，忧心“少年娘则国娘”的时候，年轻的饭圈却完全不予理睬。因此，有效的文化融合需要去做“破壁”的工作，推动差异文化的理解，建立有效的对话与交流。

　　第二，网络文艺书写了数字时代新的存在体验，文化融合应充分理解这种体验，并以之扩展现实性的理论与内涵。如果说，好莱坞电影《头号玩家》提供了关于未来社会新现实的想象，那么中国网络小说则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建构内在于叙事修辞中的新的现实经验。一方面，网络小说深刻地体现了网生代的数字原住民的存在体验。正是互联网文化所带来的连线问答、即时互动、界面世界、存档重置等数字媒介生存经验，产生了“随身老爷爷”、穿越、重生等网络类型小说的想象和幻想模式，而网络游戏的相关经验，也日益渗透到年轻网络小说创作者的情节构建、人物设置和冲关模式的建构之中。[6]参见黎杨全：《虚拟体验与文学想象——中国网络文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第162-175页。网络小说看似“装神弄鬼”的背后，是网生世代的虚拟现实的文化经验。另一方面，中国网络小说是网生世代纾解现实压力的文学想象。产业界屡屡提及马斯洛的心理层次理论，认为网络小说是对最基本生存压力的释放。为逃避现实挫折、自卑、孤独等心理压力，网络小说极大地放大了造梦的娱乐和宣泄功能，形成“YY无罪，做梦有理”的意淫模式和弱肉强食、打怪升级的通关模式，从而将自身作为通俗的、快乐的文学，这就构成网络文学以欲望满足为核心的叙事模式，并以之隐秘地映射着年轻世代的现实处境及其心理焦虑。以网络小说为代表的新的审美体验，是年轻网生世代的文化经验、存在体验和压力释放的文学想象。它既不是西方学界所讨论的媒介先锋性和可能性的新型实验文学，也不是中国学者所讨论的传统通俗文学的延续，而是网络时代青年文化的文学表达，体现了当代青年文化的时代特征和总体形态。因此，我们可以说，网络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数字时代的文化体验的表达。中国网络文艺作为“新”的文艺形态，与西方网络文学以媒介实验为基础的新质不同，它的“新”在于其呈现了数字时代存在的新现实，尽管这种新现实未必如同科幻文学及影视那么明显地作为主题来表达，而是以一种数字虚拟体验为基础的想象力来进行叙事。这就意味着，需要对网络文学进行阿尔都塞意义上的“症候式阅读”，而并非简单、直接、粗暴的现实对应。毫无疑问，对网络文学创作的引导，力图使其脱“虚”入“实”，是主流文化建设之必然，但在面对网络文艺的现实性问题上，由于学术界、评论界对网络文艺与数字时代的存在体验及其心理现实的新现实、新感性缺乏深入的理解和阐释，这就导致对以网络小说、网络游戏等网络文艺的新现实的理解的缺位，网络文艺的评价体系的建设严重滞后于网络文艺自身的发展。从文化融合的视野来看，这种以某种固有的现实范式来规范网络文学创作，只可能形成网络文学创作的一种支流，因为其并没有真正地在经验融合的层面上，去扩展现实性的内涵，去充分借助网络文学的叙事优势。事实上，中外理论界围绕“赛博格”“后人类”的讨论已经在科技现实与新生命、新主体等层面走在了前面。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网络文艺的文化融合是不同现实经验和媒介经验的融合，亟需围绕网络文艺的现实性加以讨论，并以此指导实践。

　　第三，以网络小说为核心的网络文艺呈现了年轻世代的全球流行文化经验以及由之建构的情感结构，有效的文化融合应以情感结构的对接为基础。网络小说作为数字文化产业的IP之源，不只是指它是网络文艺跨媒介叙事的故事资源，而且还因为网络小说奠基了今天青年世代文化的精神传统、情感结构和思维框架。从其精神传统而言，网络小说充分体现了网生世代通过互联网接触全球性的世界文化并进行融合的文化经验。以“85后”“90后”和“00后”为主体的年轻的网络世代，其文化心态与文化资源与此前的文艺传统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处于中国社会不断发展上升的时期，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国内环境（去政治化），后冷战时期全球交流中以欧美为尚的全球文化格局，以及经济全球化所推动的全球流行文化流通的背景，使年轻世代拥有较为平和的文化心态，他们成长的文化语境本身就是全球化的。日本二次元文化（包括漫画、动画和轻小说）、欧美幻想文学和好莱坞电影，以及以《西游记》《封神演义》等通俗小说和港台武侠小说改编的影视剧等共同形塑了其集体文化记忆。而作为独生子女一代的“原子化经验”，极强的自我意识、对友情、陪伴的渴望等，使其对于日本动漫中的“中二病”[1]“中二病”是一个源自日本的网络流行词，“中二”即初中二年级的意思，“中二病”指的是青春期少年特有的自以为是的思想、行动和价值观。随着这个词在网络上的广泛运用，“中二病”主要指那些自我意识过盛、狂妄，又觉得不被理解、自觉不幸的人。“羁绊”，热血动画中的“燃”与友情等具有天然的亲和。[2]参见林品：《“二次元”“羁绊”与“有爱”》，《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10期，第26-28页。与此同时，在其迈入社会之后，强烈的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也容易产生“后青春期”的情感结构，这些构成了网络小说《悟空传》等网络文艺的重要主题。[3]参见白惠元：《西游：青春的羁绊——以今何在〈悟空传〉为例》《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4期，第111-122页。作为网络小说的创作者与阅读者，年轻网络世代与全球青年一体，共同分享着相似的文化经验。因此，以网络小说为核心的网络文艺内容体系，其本质正是这种全球文化经验的融合。这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题材表述，它的转化形式可能已经融入了欧美一些想象文学、魔幻文学等资源当中。以《哪吒之魔王降世》为代表的爆款动画，显示出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在网络时代所遵循的文化逻辑，无可避免地内蕴在以《悟空传》为代表的网络文艺对全球性流行文化与古典传统文化的中介性之中，其内在的主题、形象及其引发的争议，呈现出网络时代青年文化形象自我建构的特征，也显示出网络文艺在今天文化融合中重要的中介作用，不了解这一机制就难以理解和面对当下及未来中国文化融合的命题。

　　三

　　从媒介融合走向文化融合，需要推动网络文艺平台对公共文化的建构以及文化共同体空间的打造。这既是因为网络文艺平台在今天大众日常的文艺生产、传播与消费机制中所占有的绝对优势的地位，也是因为网络文艺在今天已经不单纯作为一种新的文艺类型而出现，而是在泛娱乐、泛文艺的数字文化领域成为连接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接口，凸显出其在文艺领域、文化领域与社会领域的突出作用。

　　从前者而言，在数字文化产业作为国家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的背景下，网络文艺平台因信息技术的推广与便捷的应用，成为文化生产最繁荣的土壤，从无门槛的网文写作到自媒体个性内容的生产，进而在短视频平台中视听内容的极大催生，形成了一个专业生产与草根生产相互竞争与协作的生产者联盟。而网络文艺平台的分享与参与机制也极大地激发了受众传播分享的欲望，“饭圈文化”[1]“饭圈文化”是娱乐粉丝文化的别称，“饭”是fans的音译，“饭圈”指粉丝群体，也称“饭团”。饭圈文化是随着近年来粉丝群体扩大，偶像经济不断发展而催生出为偶像买周边(衍生产品)、租广告位做宣传、投票以及做慈善公益活动等多种方式的文化总称。与“趣缘社交”[2]“趣缘社交”主要指在网络时代，人们因为兴趣爱好相同而形成的社交。进一步促进网络文艺消费体验的新形式。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网络文艺平台与大众日常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关联。

　　而从后者来看，随着数字文化的跨媒介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跨界发展以及虚拟数字社会的来临，网络文艺已经愈来愈超出精神审美的单一领域，而成为数字时代的意义表征、价值生产与社会创新的联结装置。在这一意义上，网络文艺自身成为一个平台，传统文学艺术的叙事方式、修辞语法与意境营造的方法，被策略性地运用于日常生活的多重场景之中，以实现文艺的、文化的、生活的、经济的、政治的功能。不同艺术类型、艺术与生活、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商业、艺术与政治等，在网络文艺平台中实现了多层次的连接。这既是技术发展推动下媒介融合与文化融合的必然趋势，因为对多种艺术、技术、内容的整合是网络文艺扩张发展的产业要求；也是平台寻找商业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只有将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内置于网络文艺的内容生产之中，才能为网络文艺平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由此，网络文艺平台成为青年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成为市场消费的主要争夺空间，体现了网络文艺平台与社会的整体性。鉴于网络文艺平台的重要地位，它在当代社会文化发展中也承担着愈来愈重要的责任。首先，政府主管部门应对网络文艺平台发展的政策规范和引导，使网络文艺平台积极发挥社会效益，构建不同主体文化经验融合的对话空间，创新差异文化融合的互动机制。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对网络文学网站、网络视频网站、网络动漫游戏平台以及短视频应用的净网行动和清理规范，并在此基础上出台相关的规范管理文件，加强对网络文艺平台责任的立法等，都是从文化治理的角度，对网络文艺平台行为的规范，也是立足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引导举措。然而，目前相关法规政策主要仍是对网络文艺平台“合法”“法规”的规范，而如何引领网络文艺平台在“不违法”的底线之上，在通过算法推荐机制的技术性创新构建差异文化经验共享与互动的平台机制，尤其是推动不同圈层文化进行融合创新的文化机制等方面，仍需相关文化主管部门和信息管理部门产业政策的引导。

　　其次，应在保障网络文艺合法的经济行为的情况下，更大程度发挥网络文艺平台作为当代社会生活重要运作机制的功能，使其承担公共文化建设的责任，从而在文化分化的年代构建公共文化空间，推进共同体文化建设。随着媒介融合的深入推进，以视频网站、文学网站，尤其是短视频应用为主体的网络文艺平台，已经愈来愈成为当下大众日常移动的公共文化装置，成为大众日常公共文化参与的共同空间。与此同时，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顺应这一趋势不断推进数字化建设。在数字文化分化的语境下，发挥网络文艺平台在公共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不仅要发挥网络文艺平台对受众日常生活精神生活的多层次满足，更要推动网络文艺构建不同文化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文化空间。令人欣喜的是，在政府引导、平台推动与用户参与的共同努力下，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正在将网络文艺与城市形象传播、传统文化传承、非遗保护与扶贫工作结合起来，使网络媒介成为文化融合和社会融合的助推器。比如，在城市形象传播方面，据2018年9月抖音发布的《短视频与城市形象研究白皮书》显示，截至2018年8月7日，有11座城市在抖音平台的相关视频数量达到百万级，其中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北京、上海、重庆，其视频生产速度远超传统媒体，重庆、成都等城市达到了200万个相关视频；短视频播放量上出现了大量以亿为单位计算的城市，尤其是排名第一的重庆市，相关视频播放量达到了113.6亿。[1]抖音、头条指数、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城市品牌研究室：《短视频与城市形象研究白皮书》，2018年09月14日，http://www.199it.com/archives/771662.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据邓元兵、李慧关于重庆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的城市形象塑造与传播的研究，涉及个人账户、抖音达人、政府账号、媒体账号、明星账号等，其中个人账号与达人账号占比最高，分别为67%和26.5%；而在城市视觉识别系统方面，地方文化（30.5%）、地方饮食（16%）与城市景观（15.5%）的视频比重位列前三，要远远高于政府形象（4%）、历史景点（2.5%）、自然景观（1%）等官方宣传片中主导的内容。“在市民文化、饮食方面，以火锅、酸辣粉为代表的重庆美食出现次数较多，与重庆夏季的高温和夏日街头穿着火辣的女生共同呈现出重庆市民文化中的‘火热’视觉。”[2]邓元兵、李慧：《CIS视角下抖音短视频平台的城市形象塑造与传播——以重庆市为例》，《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98页。可见，短视频以民间视角、市民生活、正面传播等，以更为丰富多元的视角，展现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打破以往由传统媒介所建构的城市的单一形象，开启了区别于政府宣传片的微观叙事的方式，建构城市文化的“网红特色”。又如在文化传承方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字节跳动平台责任中心共同发布的《抖擞传统：短视频与传统文化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5月初，抖音平台上传统文化相关短视频超过6500万条，累计播放量超过164亿次，累计点赞数超过44亿次。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抖音平台上的主流话题之一。播放量排名前五的传统文化门类为书画、手工艺、戏曲、武术和民乐。“我‘变脸’比翻书还快”“我要笑出‘国粹范”“谁说国画不抖音”“皮一下很开心”“你会唱几个生僻字”“粉墨新声”“嗯-奇妙博物馆”“谁说京剧不抖音”“国乐show计划！”“中秋全民诗词大会”等成为抖音十大传统文化话题，其中，仅“我‘变脸’比翻书快”累计播放次数就达到57.2亿次。而在非遗传承方面，在目前的1372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中，快手上涉及的非遗项目多达989项，比例达72%。在2018年快手上累计出现1164万条非遗视频内容，共250亿播放量和五亿点赞量。[1]参见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字节跳动平台责任研究中心：《抖擞传统：短视频与传统文化研究报告》，2020年3月17日，http://www.199it.com/archives/875154.html。短视频以其贴近大众日常精神生活的方式，成为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

　　总之，网络文艺作为连接文化与生活、经济、社会的重要形式，既能以细微的日常生活传递城市丰富层面，构建城市文化软实力与文化认同，又能使高雅的、小众的、失落的、古老的文化适合今天人们接受心理的媒介和技术方式进入大众的视野，激活传统文化记忆，建构民族文化认同。从这一意义上，推动网络文艺平台成为更大层面上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公共文化建构的力量，有利于推动不同社会主体在网络文化空间的互动中开展对话。而这正是网络文艺走向文化融合对平台功能所提出的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