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学术主持人 唐晓渡

　　回顾新诗百年的历程，反思中国“问题情境”中的现代性问题，会有一种乘过山车式的晕眩感。这种晕眩感既来自急速切换的历史变化，也来自过于复杂且落差巨大，最终悲、喜剧混合不分的心情转换。“五四”以来的几代诗人都置身其各自不同的“问题情境”并试图做出各自的应对，其中有成功的经验，更有惨痛的教训，但无论如何，都无法被后来者作为遗产简单地继承或抛弃。时至今日我们应能看得足够清楚：新诗的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更多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不是一个新诗如何接受和消化西方种种现代思潮影响的问题，而是一个诗歌写作如何据其创造的本性，在广阔的社会文化博弈及其造成的常变常新的历史语境中，包括其致命的悖谬中，不断“成为现代”并发现自身的问题。在此上下文中不妨说它既是诗人头顶的星空，也是他内心的道德律，它不倦地以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方式啟示我们紧紧抓住并全力拓展那些鲜活的原发经验和动机，那些瞬间呈现的真实和正义。它的教导和规训始终如一，那就是：专注于生命个体的自由创造，专注于母语诗歌敞向可能性的自我生成。

　　（作者系著名诗歌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