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秋

　　

　　纪录片《石窟中国》 导演手记

　　

　　石窟，太多。中国，太大。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作为一部纪录片的主题交给创作者时，顿时令人如置身浩瀚的星空。遍布中国大地的石窟，它们的壮美令人惊叹，它们的浩渺却让人有些不知所措。是的，站在崖壁之上，历史之下，人类何其渺小和茫然。

· 石窟的人和神 ·

2022年11月底，接到纪录片《石窟中国》定档12月播出的消息时，我正和导演秦川为着李泽厚的一个观点，从历史观与审美角度激烈辩论着。这是我们在创作中的惯常情景。我常说，创作团队需要有不同的声音，至少在主创这里，需要不断地彼此审视和质疑。《石窟中国》的创作过程亦是如此。

　　面对1800年左右的中国石窟史，面对全中国5986处石窟寺和摩崖石刻，要将它们浓缩成3集、总长150分钟的纪录片，该从哪里切入？又该如何甄选和取舍？

　　石窟是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大地样本，是中国审美的精神再造。对这一主题的阐释，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学术背景之上。但抽象的学术理论历来是视觉传达的一个难点。

　　和纪录片同行们一样，我们对影片叙事风格的第一选择自然也是当下纪录片的叙述潮流——故事化呈现。

　　神，是人造的；石窟，也是人造的。石窟艺术的演进历程，正是由无数大小人物共同上演了千年的“连续剧”。

　　沮渠蒙逊、鸠摩罗什、竺法护、孝文帝、昙曜、梁武帝、武则天、张议潮、赵智凤……加上画师、塑匠、供养人等，这个舞台不缺故事，不缺情节。

　　

　　纪录片《石窟中国》海报

　　2021年3月，我把完成的第一版文案发给了秦川。

　　第二天接到回复电话：“一气呵成，写得精彩，读得也痛快。但是……”

　　一个“但是”，电话这头儿的我已对结果了然。

　　果然，秦川否定了我的这种写法。他认为历史人物的剧情化讲述，需要大量的情景模拟来支撑。他更喜欢“贴着地面”的探索和发现，以及对石窟艺术本身的呈现。

　　最终商议的结果是先去踩点。

　　

　　克孜尔千佛洞

　　宿白先生根据佛教传播线路以及洞窟形制、造像差异，将中国石窟大致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四大区域。按照这个分布图，我们开启了寻访。

　　的确，大地的事情还是要大地来言说。

　　从石窟传入中国的“零公里界桩”——新疆出发，我们沿着丝绸之路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轨迹，找到一座座或名扬天下，或寂寂无闻的石窟。

　　推开窟门，与一尊尊静默的佛像四目相接的一瞬，仿佛有一束光从高空洒下，顿时内心一片澄澈，感觉所有感官都被它们的美深深折服。

　　那种感知，是再权威、再周详的资料都无法给予的。原本庞杂散乱的石窟信息，在寻访过程中逐渐拼接、重组，形成清晰的脉络。它们不再是一窟一像的个体，而是中国千年文化之美联结而成的珠链。

　　当车子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如一叶扁舟驶向旷远的天际，微风拂面，一种微醺的自在漾开，全片的开头瞬间涌出脑际：

　　丝绸之路的风，自由，浩荡。源自印度的佛法，就在这条路上与中国相遇。

　　但真正打开叙述热望的，是接下来我们寻访到的石窟人。

　　抵达吐鲁番火焰山下的柏孜克里克石窟时，气温43摄氏度，地表温度达75摄氏度。摄像师郭乐等一帮小伙子的T恤能一把一把拧出水来，在地面高温的炙烤下，导演秦川的马丁靴鞋底龇牙咧嘴罢了工。

　　我被热晕了，目光呆滞，大脑“短路”，梦游似的一半清醒一半蒙眬。每天在山下的饭馆吃完饭，在长椅上打盹儿的工夫，是一天中难得的惬意时刻。

　　我们的拍摄对象徐东良却像自有一个清凉世界，确切地说，是有一种过滤焦躁的静气。

　　

　　团队在吐鲁番火焰山下拍摄矿物颜料

　　

　　团队在吐鲁番拍摄壁画临摹工程

　　他用30年的时间，把高昌石窟群的10多座石窟全部临摹了一遍。无论是讲自己在40多米高的悬崖上步步惊心的险境，还是讲每天一杯水、一块儿馕，临摹13个小时的苦寂，抑或是谈起丝路文化时旁征博引，任何时候他都是淡淡的。和他经常洗颜料矿石的那条小溪一样，在夕照下静水流深。

　　接着，我们见到了20多年来一直为流失海外的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寻找母窟的奇女子赵莉。一见面，就能感受到她是那种独立坚忍、对自己有些“狠”的女性。到克孜尔千佛洞后山的石窟，要穿过两公里毒蛇出没的丛林，然后手脚并用爬上没有栈道的明屋塔格山崖。我们仅跟拍一趟，就累到极限。但这对赵莉来说是家常便饭，她独自一人行走在这条路上，从花样年华直至人到中年。

　　她的表达能力很好，语言流畅而生动。可说起对女儿的负疚，瞬间便哽咽难言。

　　在确定全片基调时，总导演王新建老师曾叮嘱，讲述当代的石窟人时，尽量用独白式的同期声呈现。事实证明，这样做可以避免旁叙的“架高”，更有一种温情的敬意。

　　可当我们采访在库木吐喇石窟临摹壁画的画家郭峰时，却遭遇了冷场。郭峰生性寡言，问什么问题都无法打开他的话匣，有时寥寥几句便终结了话题。木质的窟门上，拇指肚大的蜘蛛爬来爬去，窟里安静到颜料笔刷过画板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这是26年来郭峰在大山深处的一个瞬间，也是他26年的全部。其实，无须太多的独白，这本身就是一种呈现。

　　

　　团队在榆林窟前拍摄

　　

　　团队拍摄李云鹤修复壁画场景

　　拍摄完毕，郭峰请村民为我们做烤肉。席间，十二木卡姆老艺人热烈弹唱时，郭峰突然冒了一句：“龟兹壁画的风格和龟兹音乐，血脉其实是相通的。我画线条和上颜色时‘嚓嚓嚓’的节奏，和这音乐一样。”

　　我不禁感慨，纪录的介入和生活的真实之间，不仅是一个镜头的阻隔。一天的拍摄何以呈现一个人一生的精髓？

　　常年独自在石窟里面对诸神，他们画神的样子，画神的微笑。苦行僧般的生活和千年前的画工并无二致，有一种宿命般的执守和素朴的虔诚。

　　在瓜州榆林窟，我见到了一辈子修复壁画的李云鹤老先生。30多米高的脚手架，90多岁的他每天要上下五六趟。壁画上指甲盖大小的破损，他要修复一整天。这样的工作从1956年他答应常书鸿修复壁画开始，已经延续了60多年。

　　我问他：“你孤独吗？”

　　他说：“我不觉得孤独。这么多菩萨都在这儿，他们只是不会说话。和他们有感情了，就不累。只要我还能动，就会一直修复下去。”

　　拍摄现场，只要和李云鹤老先生站在一起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挽起他的手臂。他的身上，没有高龄老人的孱弱，有的是山一样的宁静和安泰。

　　我们知道，还有很多这样的石窟人我们未能寻访和提及。对“择一事，终一生”的人来说，那是一场生命的修行。

　　

　　团队在云冈石窟第5窟拍摄

· 微笑的美与力 ·

对整部片子来说，古今的人物都是串联石窟的介质，是为了更鲜活地呈现石窟的历史和石窟之美。这才是全片的母题。

　　于我而言，最倾心的还是那些震撼人心的美。

　　记得到龙门石窟踩点时，是一个夜晚。一步一步拾级而上，卢舍那大佛渐次露出面庞、脖颈、前胸，直至全身，在黄光与夜影交错间，绽放着她的神秘和高贵。

　　在参差的光晕里，大佛旁边的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群像，更加凸显出工匠有意制造的高度差和构图巧思。

　　它们已完全超越了佛教造像，本就是一组雕塑经典。

　　为了完整呈现这组大型群雕，我们动用了航拍机。在这部片子里，团队里的航拍师肖廷乾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多角度、多轨迹的灵活拍摄，既展现了造像的大美，又捕捉到了雕像的细节。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造像都能如愿呈现：有的是因为对接单位的拍摄管理，有的是因为造像位置特殊。影像是光影艺术，造像拍摄更是离不开光，我们被迫放弃了一些造像的拍摄计划，真是遗憾得让人跺脚。

　　河南巩义市石窟寺第1窟的浮雕《帝后礼佛图》，是目前存世的这一题材最完整的艺术孤品（龙门石窟的《帝后礼佛图》流失海外）。由于防护玻璃紧贴石壁，浮雕又很浅，加上光线的影响，那些生动的造型和精妙的构图根本无法呈现，我们只能忍痛放弃对这件无价之宝的拍摄。

　　对创作团队来说，这是一次美的巡礼。无论入画与否，都已入心。

　　可以说，呈现这些美成为整个团队最大的创作动力。

　　还记得2021年冬夜，导演秦川拍完云冈石窟第6窟后那种满眼放光的兴奋。他说，第二集的主题就是“微笑”，云冈石窟佛像的微笑太独特、太美了。“云冈模式”是西来文化与中国审美完美融合的一个里程碑，而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就是犍陀罗风格雕像的“高冷”表情转变为东方微笑。

　　有人问我：“拍了那么多的石窟，你最喜欢哪尊像？”

　　我想，应该是云冈石窟第20窟的露天大佛吧。

　　“这是一张高鼻深目的面孔。丰硕的脸庞、雄阔的双肩，形成一种外扩的张力。但慈悲的微笑消解了所有的力，连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很轻。”

　　这段解说词我改了很多遍，依然觉得没有说清仰望这个微笑时的感觉。那种辽阔的力量感、神性的疏离感、慈悲的包容感，都感受到了，却无法言说。

　　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造像，而是一个时代。就像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让我们看到了唐朝，云冈石窟的露天大佛则让我们看到了北魏。

　　后期导演奇博文是个音乐发烧友，他说每到一个窟里，都感觉有不同的乐声在回荡。这种感觉延续到了他的剪辑工作中，在纪录片中，他大量使用了古典乐曲。尽管后来因为版权问题，乐曲被更换了很多，但它们已渗入全片的画面叙事中。

　　2022年7月，纪录片第一版剪辑出来送审。我们迫切地等待总导演王新建老师的审片意见。

　　那天，我们正在烈日下拍摄《文明的交响——莫高窟》。在窟前白杨树下的小径上，秦川接到总导演王新建的电话，告知我们他的修改意见——石窟艺术中国化的主脉不突出，这个主脉要贯穿片子的整个时间轴和地理轴，中华文化自信的主题要加强，等等。

　　

　　上图：云冈石窟第12窟前室窟顶与廊柱

　　

　　下图：云冈石窟采访现场

　　我们开玩笑说，“老中医王大夫”的诊疗太精准了！看来，我们尝试通过地面寻访和人物故事，减少学术负重的“轻量化”路线，走得有些偏了。于是，开始纠偏整改。

　　自2004 年，王新建老师审过我们的第一部纪录片《大河西流》，转眼已经过去了18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指导下一点点成长的。

　　总导演的“处方”很明确：不能只满足于石窟之美的表面呈现，还要挖掘创造这种美的力量，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力量。

　　1990 年，96岁的钱穆口述完成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其核心观点就是“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文中“惟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一句，更让人觉其分量。

　　2000多年前，佛教从印度向世界传播，为什么最终在中国形成最大的根系，并转化为全新的中国化佛教，传播到海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正是其丰厚的生长土壤，也是面对外来文化时强大的自信源泉。

　　

　　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

　　所以，无论哪一次修改，我在第一版写的这个结尾始终未动：

　　佛，还是那个佛。

　　改变它的是中国审美、中国智慧、中国自信！

　　千年一窟，一眼千年。

　　这就是石窟里藏着的另一部中国史。

　　

　　龙门石窟拍摄现场

· 创作的得与失 ·

按照央视的播出要求，学术性纪录片要经过相关权威专家的审定。听到专家对西藏石窟、北齐造像以及中国独有的石窟刻经未能入片的遗憾之言，我也感到遗憾。其实这些内容都在我们最初的拍摄大纲中，只是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只能放弃。

　　这部纪录片涉及的石窟文物点多，有的单位对接顺畅，有的单位迟迟不予回函，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造成了一些难以弥补的断点。还有的内容未能呈现，是囿于时长所限。片子的文案从第一稿的5万多字，到最后播出版的两万多字，其间30多次的修改过程中，有多少删减，就有多少遗憾。

　　尤其是表现石窟艺术的这样一部学术性极强的历史文化纪录片，一些学术链条的断裂势必影响受众的理解。比如，不讲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就无法理解西域造像与其他石窟风格和内容为什么不同；删去佛经翻译的中国式解读和儒道思想的融入，就很难说清石窟艺术的中国化，究竟“化”了什么，怎么“化”的……诸如此类的叙述，常因时长和画面的表现难度，被大量删减。毕竟影像叙事和学术论文不同，看点的选择另有考量。

　　这些年我一直在做敦煌文化纪录片，常会听到有些观众说：“好是好，就是有些地方看不太懂。”也常会收到专家“加强学术解读”的建议。如何举重若轻，如何让历史文化纪录片既深厚又好看……没有固定的模式，“套路”更不可取，都须且行且探索。

　　和所有的创作者一样，想从老路上挣扎出来创新，势必要陷入一次次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那些用情用心写出的文字，或因时长，或因画面，或因“走偏”等各种原因，一次次被推倒，又一次次重建，我早已习以为常。唯让内心负重的是，伴随着每一次修改，后期剪辑也要跟着重做，这是一个比书写更耗时耗力的创作过程。那些从海量素材中挑出的一幅幅画面，精心设计的转场和节奏，有时花两三天才能找到一段贴切的配乐，都会因我的修改而推倒重来。

　　

　　团队在大足石刻采访

　　有时半夜关了电脑，独坐黑暗中，自责、不安和溃败的无望，像无边的潮水一般涌来……

　　克孜尔千佛洞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石窟艺术形式——菱格画，每个以山水为界的菱格内，都绘有一幅佛教故事画，这些佛教故事自有一种庄重的隐忍和沉静的力量。

　　其中有一个故事叫“萨博燃臂”，说的是商队行至盗贼出没的峡谷，一片漆黑中，众人慌作一团。商主萨博以白布自缠两臂，点燃当炬，最终引领商队走出绝境。

　　这何尝不是一种内心的突围？用生命的疼与醒，去寻找光和亮，一次次穿越绝境。我想，那些穿越的人，一定体会过当光打在脸上，内心如趺坐山巅般宁静、欢喜的感觉。

　　和石窟专家们的期望一样，我们也期待能有下一季的《石窟中国》，去呈现那些藏于深山、鲜为人知的小众石窟。就石窟的探索和发现而言，它们更具揭秘和讲述的价值。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善缘一定会来。

　　创作的疆域是广阔的，能找到与梦想呼应的版图，是一种幸运。如前世之缘，如天选之命，我们走进了丝绸之路的浩瀚世界。

　　已经很久了，我们还在路上。因为眼眸依然炽热，爱依然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