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牧心

　　

　　中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党的二十大报告集中写入“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10个古语典故。这些熠熠生辉的美德规范刻印在流传千载的典籍中，流淌在亿万中华儿女的血脉里，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树一帜的精神标识。

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原文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天下人乃至世间万物所共有，其间自有内藏的“大道”，体现了中华文明关于理想社会的早期构想。孟子认为这是关乎世道人心、家国伦常的“仁”道，施行此道，可以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

　　同时，“天下为公”也是一种价值追求，“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成为历史上有识之士的共识和追求，凝铸为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文化基因。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将“天下为公”的传统理念进行创新性发展，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

民为邦本

“民为邦本”典出《尚书·五子之歌》，原文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人民就是江山，是国家的根本，只有人民安居乐业，民心安宁，国家才能安定。“民为邦本”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对我国的政治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在《六韬》中，周文王向姜太公请教治国之道，太公答道：“爱民而已。”周文王问具体该怎么施行，太公回答：“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明代政治家张居正的观点与之不谋而合，即“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

　　把“民为邦本”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共同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这既是一次古今呼应，也是对这一民本思想的新发展。

为政以德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此语出自《论语·为政》。意思是说，当政者如果以民为本，施行德政，那么百姓就会爱戴他，就像众星拱卫北极星一样。

　　以德治国，是孔子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之一。《论语·为政》中有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如果仅用政治制度和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百姓就会想钻空子、逃避惩罚，久而久之也就沦为无耻之徒；如果用道德、礼乐教导百姓，让民众活得有尊严，无疑是更为理想的治国方略。

　　对于为政以德，孔子还提出：“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当政者率先端正自身的品行，以身作则，才能形成道德感召力，垂范于百姓。

　　清代官员张伯行在《却赠檄文》中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至今读来，依然义正词严。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曾全文引用这篇《却赠檄文》，要求党员干部要恪守廉洁的第一道防线，在小事小节中建立良好作风。

革故鼎新

“革故鼎新”源于《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后世将其合二为一，表达除旧立新之意。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华民族向来具备创新求变的精神与能力。史载，商汤灭夏桀以后，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又将夏王朝的镇国之宝?九鼎搬到了商都，即称“革故鼎新”。

　　战国时期的商鞅曾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观点，韩非也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主张，他们的思想都付诸秦国的变法图强。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之一。王安石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主张通过改革税制、军制和学制等来富国强兵，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宋人对革故鼎新的生动实践。

　　当今世界，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化之中。唯有勇于创新、开拓进取，才能更好地应对时代之变。

任人唯贤

“任人唯贤”语出《尚书·咸有一德》，原文为“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这是辅政老臣伊尹对商王太甲的劝诫。伊尹说，天命无常，君王唯有修德、用贤，才能长保君位。

　　上古贤君用人，并不拘泥于贤才的身份。对此，孟子有言：“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他认为，当政者若不能选贤用能，国家就危险了。虞国国君不听从百里奚“唇亡齿寒”的劝谏，被假道伐虢的晋国灭国；而秦穆公重用百里奚，成就了霸业。

　　《吕氏春秋》中记载了一则故事。祁奚是晋国大夫，晋平公让他推举南阳县令的人选，祁奚举荐了他的仇人解狐。解狐上任后为官清正、勤勉，得到众人赞赏。后来，晋平公又问祁奚，谁能担当军尉之职，他又推举了自己的儿子祁午。祁午上任后也是贤能称职，受人赞扬。孔子听闻，称赞祁奚举贤不避异己至亲。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最早出自北宋张载的《正蒙·乾称篇》，但其理论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道德经》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揭示了天、地、人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庄子》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同源性。在《春秋繁露》中，西汉董仲舒进一步阐发：“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到了北宋，张载正式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强调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的内在统一性。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和谐共生。“天人合一”也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逻辑起点，并由此衍生出“仁民爱物”“以时禁发”“民胞物与”等生态理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创造性继承，有助于为应对当今全球生态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源自《周易·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宇宙始终运转不止、不舍昼夜，有为的君子也当效法天道，锐意进取，奋斗不息。

　　孔子曾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荀子有云：“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韩非子也说：“是以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故曰：‘自胜之谓强。’”这些表述从不同视角阐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和激励着中国人，并内化为深沉坚毅的民族品性。

　　在面对自然险阻时，中国古人留下了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百折不挠、迎难而上的故事；在面对人生困境时，中国古人有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不屈不挠的志气。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中华民族都能以坚韧、顽强、乐观的精神，自强不息、奋斗不止。

厚德载物

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坤卦》中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宽广厚重的大地承载、接纳万物，君子也应效法大地，具有宽厚包容的胸襟，容载万事万物。

　　厚德载物的思想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中，体现为老子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儒家为仁爱精神，在道家为上善之道，在墨家为兼爱之心，是中华民族高度认同和追求的精神境界。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文子》中说：“故乱国之主，务于广地而不务于仁义；务于高位而不务于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当政者如果只注重扩大疆土，不施行仁政；只想追逐更高的权位，而寡于德行，便是在舍弃生存的根本。

讲信修睦

“讲信修睦”一词最早见于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原文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意思是人与人之间重视诚信、讲求信义，从而建立起良好和睦的关系。

　　“信”为古人推崇的五德之一。《论语·颜渊第十二》中记载，子贡问孔子为政之道，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若要舍弃其中一项呢？孔子说去掉“足兵”。如果还要去掉一项，孔子说舍去“足食”，并解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由此可见孔子对“信”的重视。

　　“小信诚则大信立。”国家如果能从小事上注重诚信，在大事上就能树立良好的信誉，这是韩非子关于诚信治国的理念。讲诚信能够让人与人甚至国与国之间变得团结友善，因此，“修睦”可视作“讲信”的延伸。

亲仁善邻

“亲仁善邻”出自《左传·隐公六年》，意思是要亲近仁者，善待邻邦。自古以来，中国人始终以仁爱道义与邻交往、友好相处。

　　《论语·雍也》记载，孔子给自己的管家原思俸米九百，原思推辞不要。孔子劝他接受，说若有多余的就分给邻里乡亲。可见，古人是很重视邻里关系的，亲仁善邻也是孔子极力倡导的。

　　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等既是古人为人做事的准则，也是中华民族一贯的处世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外交场合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等来阐述中国的外交立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髓，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今天，它们仍闪耀着璀璨的思想光芒，深深激发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