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清

　　

　　背负蜀国前程命脉的诸葛亮进入生命最后十年，他力主北伐，和曹魏正面交锋，并亲自率大军突袭魏军据守的祁山。但前锋马谡因决策失误，致使其镇守的要地失守，战局骤变，诸葛亮仓促之下退回汉中。接着便有了“挥泪斩马谡”一幕。马谡死后，“失街亭”的原因浮出水面：蜀汉负责军情谍报的机构司闻曹派出的，潜入曹魏军情中枢间军司的间谍“白帝”陈恭提供的重要军情情报不实。

　　陈恭一时成为众矢之的，腹背受敌。蜀汉判定陈恭叛变，派出荀诩“锄奸”；曹魏间军司也因此事察觉有人外传军情，秘密调查紧追不舍。

　　陈恭是荀诩的故交，还是他的妹夫，两人情谊甚笃。为了避免误杀，荀诩在奉命锄奸前，配合陈恭完成了一系列细致周密的调查，最终确定了陈恭的清白。真相是蜀汉司闻曹内部高级官员中，潜藏着一个代号“烛龙”的曹魏卧底。“烛龙”不仅替换了陈恭的情报，诬陷其叛变，还准备借机窃取蜀国的顶级机密—最新一代的连弩设计图纸，最终启动“青萍计划”，在蜀汉制造祸乱。

　　厘清情况，陈恭和荀诩分头行事，里应外合揪出了“烛龙”的真身，破解了曹魏的险恶阴谋，却无意间发现“烛龙”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风起陇西》电视剧版，对马伯庸的原著做了较大改动，由青年导演路阳执导拍摄。从创作风格的角度审视，这两个人都有着非常浓重的个人特色。马伯庸以历史架空小说见长，其他作品如《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风起洛阳》都属此类，更形象地讲，就是他惯以历史大事件和人物为画框，充分发挥想象力自行在框内创造描画。而路阳，则一直自称“普通人”，成名之路颇为漫长，故而“有着丰富的作为普通人的经验”，所以他的作品多聚焦于小人物内心的纠缠矛盾。就像《绣春刀》系列里，张震扮演的沈炼也只是明朝一位游走在体制和权力之间的底层锦衣卫。也许正是这一点，达成了两人合作的契机—在《风起陇西》里，马伯庸以诸葛亮北伐为框架，以马谡失街亭为原始点，书写了一众籍籍无名的谍战人员；这种独属于小人物的波澜壮阔，不偏不倚地吸引了路阳的目光。人，是他俩共同关注点的核心。

　　这一点，在电视剧里表现得非常鲜明。甚至可以说，《风起陇西》的故事能够得以顺畅推进并赢得大众较多的关注和较好的口碑，极大程度上仰赖于他们成功塑造了一群令人印象深刻的，性情禀赋各异，身世命运各有不同的个体，比如“心机深似海，手段毒如蝎”的冯膺，身处敌营孤军奋战的白帝，“嗅觉”灵敏智力超群的糜冲，性情耿直非黑即白的荀诩，不修边幅却心思幽深以尸示警的关长老，深爱白帝却选择为国赴死的翟悦，生性胆小却能为了姐夫冯膺扛住严刑拷打的孙令，容貌绝美扰动荀诩内心的柳莹……他们分属不同的阵营，站在正反的敌对立场，但这无碍他们每个人身上所携带的那种，让人不能不聚神凝视的特质光辉。

　　

　　其中尤以荀诩和白帝二人最具代表性。

　　因身份所限，荀诩没有机缘接触庙堂决策，因而没有抉择命运的权利。对于每天在做的事情，他甚至连知悉内情都做不到，只能听凭安排。指引他行动的，就是内心深处那一念深深扎根的家国情怀，靠着这一点信仰，他就能在黑暗里不住脚地摸索前进。

　　似乎哪朝哪代都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的智识也许并不是最出众的，没什么煊赫的地位，也没有执着于功利的“上进心”；不同于文人，没有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抑或“达则兼济天下”式的，迫切地想要承担些什么的使命感，更没有主观与客观严重背离、愿望与现实相互脱节，动辄怀才不遇的苦痛；就只是拼着一己之力，完成自己手头的那一点事。

　　

　　

　　他们不能从更高远的视角通盘考量自己的行动，时常显得棋差一着或“晚到一步”，但也因此少受外界信息干扰，可以心无旁骛地一直坚持，直到功成。哪怕生活在漫无边际的黑暗里，他们心里，也始终揣着一份对于家庭未来、国家未来的美好想象。这是他们的动力，也是他们的目的地，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偏离。言轻力薄，因而他们往往不是光明的直接缔造者，但一定要有他们，光明才能够得以逼近。

　　白帝陈恭则代表了另一种人。论出身、禀赋、天时地利的机遇，他都要更胜一筹，注定要多承担一些。

　　按剧中设定，陈恭开始也是一个寻常间谍，但后来随着剧情发展，我们发现，庙堂之上的筹谋，几乎都在围绕他展开，并且仰赖他去实行。他要在曹魏潜伏，赢得其军事要员的信任；要只身前往五仙道，刺探“烛龙”情报；还要以故交之谊，亲口怂恿李严谋反；最后重返曹魏，相机予以致命一击。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过度夸大单一角色作用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即便在谍战群像中，也一定有人会被安插在核心岗位—陈恭就是那颗举足轻重的关键棋子。

　　但就在杨仪、冯膺费了好大的劲，终于为白帝陈恭赢得曹魏高层官员的绝对信任，打算执行计划的最后一步，将他这把匕首插入曹魏的政治心脏，坐待关键时刻予以曹魏致命一击时—陈恭选择了另一条路。

　　在推动李严造反，促成李严被抓后，陈恭看到又有不少人要为了掩护自己继续潜伏而牺牲，突然动摇了。这种不间断的人命权衡，为了大业所以要容许“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理性”，他再也不能忍受了。

　　算计人心的庙堂争斗中，人心成了最大的变数。

　　陈恭悄悄改变了棋局的走向，主动牺牲自己，背着污名走上了断头台。尽其可能地顾全了大局，保全了同僚性命，同时也在间谍这条看不到尽头的漆黑长路上放自己一马。他累了。

　　其实这一点早有端倪。曹魏间谍柳莹就曾对荀诩说过，“我累了，想歇口气”。处境比之柳莹复杂千倍万倍的陈恭自然也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职业倦怠”，就像我们今天时时挂在嘴边的，因日复一日地重复劳作而致使的一种耗竭状态。

　　作为谍报人员，没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之苦，可精神上的苦一刻也不会停歇。陈恭潜伏在曹魏被人诬陷，一边要时时谨慎怕暴露身份，一边还要打起精神提防自己人叛变或锄奸；前往五仙道，为了任务照常推进，他不得已亲手杀了已经暴露且身负重伤的发妻翟悦；就是回到蜀汉，又何曾有一丝松快，政敌在侧，曹魏间谍随行，上司行事诡秘，照样无人可信，无人可说。

　　此外对他而言，这份倦怠里，恐怕还暗含着一种乱世小民的命运苦痛，类似于话剧电影《茶馆》里常四爷的悲叹：“盼呐，盼呐，就盼着，生活能像个样，可这连年征战，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陈恭对幸福的终极向往，和荀诩并无二致，不过是想“天下平定，普通人可以过上安稳日子”。但那个时代让他迷惘。他入局比荀诩深，感受到的痛苦和绝望也比荀诩深得多。所以对于他最终的选择，愕然过后，我更多的是理解。一个人心里长年累月地绷着弦，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断了。

　　刽子手挥起砍刀，陈恭已是过去式。他背负污名，是为了不毁坏棋局，不让曾经围绕着他的筹措与牺牲变得徒然；大业不会因他而毁，属于他的时代业已消逝。

　　我因此觉到了一丝虚妄。历史好像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虚妄感—哪怕是这种披着历史外衣的虚构故事。

　　陈恭过后，所有同他一起拼杀过的人，都渐次离开。蜀汉、曹魏间谍入局纷争的传奇，止息于某一刻。而后蜀汉覆亡，曹魏覆亡。

　　“那个时代已经烟消云散了，历史任人纷说。”

　　

　　曹魏、蜀汉的谍战真相，那些不曾被历史聚焦的小人物究竟曾有过怎样的争锋对决，我们早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有过这样一群人。陈恭、荀诩们，是历史的血肉，是被时间剥蚀去的故事原型。《风起陇西》推演了一种可能。

　　孔尚任在《桃花扇》里写有唱词：“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

　　孔尚任立在秦淮河畔，哀的是明朝的兴亡。但，是非成败转头空的不也是三国？

　　诸葛亮不过活了53岁，他的主公刘备活了62岁，刘备的对头曹操活了65岁。蜀汉历二世二帝，国祚不过43年；曹魏割据政权存续46年，即被司马炎篡权，改国号为晋；同时期的孙吴，也在59年后即被西晋所灭。整个三国时期至此画上句号，自始至终60年。

　　那一年是公元280年，距今1700多年。

　　那时候的叙事话语里，多是袍褐裙襦、车马行舟、连弩射城，有人住茅草屋，人们普遍不食牛肉；而我们，我们如今，喝着啤酒撸着串儿，聊天吹牛说三国，多少三国事，尽付笑谈中。

　　一切都只是瞬息，一切都将成为过去。过去了的，没有真相，只有我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