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不鸣

　　明朝灭亡以后，徽州地区陷入小规模的战乱中。原有的明代墨家大多凋零在明清之交，如大名鼎鼎的方于鲁。只有部分墨家安然度过了改朝换代的动乱时期，如叶玄卿、程凤池等墨家，他们经营的墨店一直延续到清代康熙年间。但时代更迭，昔日繁荣的老墨店渐渐走向衰落。

　　清康熙时期，社会经济逐渐恢复，人口急剧增长，人们对笔墨纸砚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徽墨的风格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或许是由于江南地区经济尚未恢复，康熙朝以来，除康熙本人的御用墨以外，其他人很少用大墨巨锭，定制墨多以五钱、三钱的小锭为主。甚至当时地方巡抚进献给康熙的贡墨，尽管制作精妙，形制也是以一两为主。可以说，此时的徽墨从雄浑的大墨巨锭走向了清丽可爱的小墨。

　　这一时期的徽墨名家把这种风格逐渐推向高峰，他们发挥匠心巧思，将小墨设计成各种奇形异状，饰以真金、石青、青金石、石绿、大漆、朱砂等，以获得更高的赏玩价值。在这些制墨名家中，王丽文、吴天章、胡星聚等人十分出众。王丽文制作了一套琴形墨，七锭琴墨贴金，敷彩工艺颇具匠心。琴墨模拟真琴样式，琴头、琴徽、琴弦一样不少，但每锭造型设计又有不同。有些琴墨上面还镌刻诗句，品位文雅。

　　吴天章制龙宾十友墨，造型各异，有笔搁、砚台、古琴、镇尺等，绚丽多彩，极具观赏性。这類墨在当时虽然没有明确记载用途，但应与一般墨的功能有所不同，它们兼具案头赏玩的功能，是文人清玩的一部分，应为时人互相馈赠之精美工艺品。龙宾十友墨不仅墨品精彩，装盛墨品的漆盒更是华美。王丽文制琴墨与吴天章墨的墨盒都是精美的大漆盒，盒面以绘画装饰，与墨相得益彰。这也是当时佳墨流行的包装方法，与今天简单的木盒、锦盒迥然不同。

　　康熙时期，制墨名家叶玄卿因避康熙皇帝讳，改名叶元卿，然而，叶元卿墨店传承不久便歇业闭店了。明末创业的程凤池墨店也是如此。再比如吴守默、胡星聚等，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制墨名手，他们制作的墨受到了后世藏墨家的竞相追捧，但不知何故，这些墨家也都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以上墨家所制之墨固然精彩，然而在康熙时期，最声名显赫的墨家还是曹素功。

　　曹素功，原名曹圣臣，字昌言，号素功。他原本是一名屡试不第的秀才，耄耋之年依然坚持赶考，对功名十分执着。可能他的名字本身也是对其命运的注解—一辈子想做天子门下的圣臣，然而，始终未能如愿。曹素功应当家世富裕，他的亲戚吴叔大在明代末期经营一家名为“玄粟斋”的墨店。玄粟斋创制了后世鼎鼎有名的墨品—千秋光。曹素功接手墨店后，在原来的墨品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把玄粟斋的事业做得更大，后因避康熙讳改名“艺粟斋”。艺粟斋墨随着他进京赶考而在京城得以推广，受到当时京城名士们的喜爱。

　　艺粟斋墨店在今徽州歙县，传闻康熙皇帝南巡时，为曹氏墨题名“紫玉光”，紫玉光墨即曹氏第一墨品。在康熙年间，曹素功为墨家之首。大约在乾隆中期，曹家走向分裂，原本的艺粟斋分为三家：本家艺粟斋曹引泉氏，分家德酬氏与尧千氏。引泉氏在老家歙县岩镇，德酬氏与尧千氏在苏州发展。在当时，苏州是江南地区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太平天国进军江南地区时，身在岩镇的引泉氏不幸蒙难，尧千氏为避战乱从苏州搬到上海。上海“曹尧千”就是后来上海墨厂的前身。

　　与现代商业竞争一样，曹素功墨在康熙朝最盛期也遭遇了危机—企业机密泄露。一家墨店会配备很多工匠，有的负责捶打墨，有的负责配料，有的负责洗烟料，等等。其中最核心的步骤莫过于配料，也就是配方，这是决定墨品质地和墨色的关键。曹素功墨店有一名配料工（也有说是主桌墨工），名为汪元林，他离职后在徽州城创业，取号汪近圣，店名“鉴古斋”。

　　汪氏对曹素功墨品之优缺点了然于胸，他在曹素功墨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制作的墨品大受欢迎。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皇帝对造办处所造御墨不满，下令徽州官员举荐，汪近圣之子汪惟高有幸入宫充当御书处制墨教习，教授造办处工匠制造徽墨。乾隆朝进士赵青黎记载：“歙墨之见赏于枫宸者，曹氏特播其名，而惟高躬践其实也。”我们可以推知，汪近圣父子原本均在曹家做工，至康熙晚期或雍正时独立创业，乾隆初期已声名鹊起，其墨品在曹家之上。假如乾隆时期汪惟高仍在曹家做工，曹家无论如何不会允许由外人代替曹氏入宫受此殊荣。

　　自此，乾隆御墨与官员进献之贡墨，基本由汪近圣墨店承制。在《汪氏鉴古斋墨薮》中，我们能够看到当时汪近圣墨在设计和制作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尽管汪近圣墨店在乾隆年间风光无比，但同时也迎来了最大的竞争对手—汪节庵。

　　汪节庵，名宣礼，字蓉坞，安徽歙县人。他的墨店叫“函璞斋”，也在徽州城。汪氏应在乾隆年间创业，但盛名在嘉庆时期，时人有云：“江南大吏，多献方物。入选之墨，必用汪氏。”也就是说，当时是由汪节庵承制进献皇帝的贡墨。大名鼎鼎的清代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阮元，对汪节庵青眼相看，他说：“宣歙墨派，与易水代兴，在今名第一者，为节庵汪氏。余暇日研经，辄试之，翠色冷光，浮映藤简，因令制以充贡焉。”

　　阮元对墨有浓厚的兴趣，曾进贡给嘉庆皇帝一套清代最大规模的集锦墨—《御制铭园图》墨，整套墨有64锭，极为震撼！该套墨品是难得的工艺珍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阮元与汪节庵交流密切，推想此墨应由汪节庵制作。当然，之后胡开文、曹素功等墨家也有仿制，那是另一回事了。

　　曹振镛是道光皇帝第一宠臣，也是汪节庵墨店的大主顾。曹振镛是乾隆朝名臣曹文埴之子。曹文埴也曾进贡了不少精彩的大墨给皇帝，如故宫曾展出的“御笔题画诗墨”“御制四库文阁诗墨”等。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皇帝在颐和园万寿山玉澜堂赐宴，召15位前朝名臣，仿效乾隆朝“千叟宴”，列席者以之为莫大荣耀，故而曹振镛请汪节庵制墨以纪念。

　　曹振镛身居宰相高位，定制墨当然不惜工本，他还有其他数种定制墨，均为书斋自怡之物。他还为汪节庵写过墨赞，满纸美誉。墨赞是墨家请名士高官为本家墨店书写的赞美之语，相当于广告代言。墨家会将名公题写的赞美之语以木版水印后置于墨盒中，称为“墨票”，作为宣传自家店的手段。对藏墨者而言，收集名家墨票也是一大乐趣。

　　制墨行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道光以降，清朝国力不断衰微，徽墨品质也有所下降。清代学者徐康在《前尘梦影录》中记载，他曾携一锭曹素功千秋光墨拜访苏州曹素功尧千氏，曹氏告诉他：“此种康熙时制作，今不但此种烟料久断，即墨之木模，亦遗失久矣。”当时徽墨发展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汪近圣墨与汪节庵墨，在道光时期尽管不如康乾时期那样精妙，但大体维持着较高的水准，尤其是给高官与文人定制的个人用墨，依然可称佳品。但不知何故，汪近圣墨与汪节庵墨在道光中期以后非常稀少，尤其是汪节庵墨，似乎在道光中期就已歇业。

　　咸丰年间，徽州地区因战乱陷入一片混乱，受此影响，城内的墨店多难以保全。大量墨家消失于此时期。

　　不过，当旧有的制墨名家衰落时，总有新的墨家诞生。传闻由于受到曾国藩的保护，徽州城里的胡开文墨店幸免于难，并在幸存的墨店中迅速崭露头角，于同治年间形成胡开文一家独大的局面。

　　胡开文墨店创办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胡开文不是人名，而是墨店名，类似汪近圣、汪节庵、曹素功。胡开文本店斋号“苍珮室”，胡氏后人也有分支名曰“苍佩室”，实非一家。在乾隆、嘉庆两朝，胡开文只是徽州地区的普通墨店，没有什么名气，也未得到达官显贵的青睐。

　　我们能确切知道的是，曾国藩身为湘军领袖，驻军徽州时与胡开文有所交游，并为其墨店题名“胡开文”。据说曾国藩特别看重胡开文后人胡贞权开的一家“胡子卿”墨店，请其定制了“一品富贵墨”犒赏部下。胡贞权墨店规模虽小，但制墨锐意创新，比胡开文更胜一筹，工艺似乎承接汪近圣，实为晚清墨之第一。湘军收复南京后，江南地区终于迎来了稳定发展的局面。旧有的制墨名家大多已消隐，胡开文传至同治时期人丁兴旺，分房众多，其招牌分店开遍大江南北，远远胜过历史上其他墨店的盛况。至民国时期，胡开文的分店开到了宝岛台湾，是为胡开文源氏。源氏至20世纪70年代尚存，李敖也曾撰文介绍，据说胡适在台北时常常光顾这家店。毕竟当时台湾没有制墨能手，胡适只能在台湾分店购买笔墨纸砚。

　　按照画家于非闇的说法，从1880年开始，西方低廉的煤油制洋烟输入中国，徽墨纷纷以此为原料制墨，使得徽墨品质大降。胡开文墨虽然尚能维持道光、同治时期之品质，然而徽墨至此，创意渐微，有守成而无进步，墨模保守，精彩的名品逐渐稀少。胡开文的后人在上海创立胡开文广户氏，以洋烟制墨成功。当时国家动乱，风雨飘摇，市场非常不稳定，坚持传统制墨手法的墨店接连倒闭。如胡子卿墨店在20世纪30年代歇业，曹素功墨店也是举步维艰。广户氏墨品成本低廉，迅速占领市场。

　　民国时期的墨，品质远不如晚清时期，大书画家只好寻觅前朝古墨。书法家里以白蕉对古墨最为痴迷，他曾拜访石谷风，只为求得一锭乾隆时期的汪近圣墨，石谷风苦笑赠之。回上海后，白蕉通宵磨墨书画，必用之而后快，不寝不寐，真乃书痴、画痴、墨痴。张大千、黄宾虹、于非闇、李可染等大画家，莫不爱古墨、藏古墨。李可染、吴作人等人在1982年以中国书画研究院的名义委托上海墨厂制作了一批定制墨，勉强达到民国佳品的水准，是为今日墨之标准。

　　今天的徽墨，还在摸索中前进，要重現往日的辉煌恐怕很难，需要各墨家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墨品。随着社会上广大美术爱好者和书画家对墨的要求不断提高，磨墨的氛围愈加浓厚，如果大家竞相争取，相信一定能出现制墨名家，振兴徽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