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奎

　　

一

　　甘肃，地处我国三大高原的连接点上。从“条”状地理范围来看，甘肃处在秦岭以北、长城以南的区域;从“块”的角度看，甘肃则属于关西、陇右至新疆（历史上的西域）之间，东接关中、巴蜀，南邻川藏，西与新疆接壤，北依长城，与内蒙古、宁夏毗邻，形成两头大、中间长的条状狭窄地理特征。而其中尤以黄河、乌鞘岭以西的河西地区最为狭长，被称为“河西走廊”。

　　嘉峪关 摄影/王金

　　河西走廊南依祁连山脉，北抵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作为连接秦岭和长城的一部分，从汉代起它就发挥着沟通中原和西域的孔道的作用，同时，它也是把长城以南和长城以北紧密相连的交会点。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从汉代张骞通西域开始至明代东西方陆路交通衰落之前，甘肃特别是河西走廊，一直是东西方官方使节、民间商旅往来的通道，也曾是农耕文明、草原文明以及东、西方文明相竞、融合的广阔舞台。因此，从汉代起，河西走廊就是拱卫中原的右臂，是中原管理西域及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等地草原民族的有力支撑点，也是历代移民戍边和屯垦之地。这种状况从汉代起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几十年。而从东汉、三国开始，“得陇望蜀”，不仅仅是一个成语典故，更是一个具有实践价值的军事经略，为历代所重视。这种特殊的区位和历史，还使甘肃成为中原政局动荡之时中华文明薪火延续的厝薪处。对此，西汉时期的有志之士早就有了清晰的认识，《资治通鉴》中记载：“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的窦融家族、唐代“安史之乱”之后敦煌张议潮、曹义金家族以及十六国时期五凉政权对河西的经营，在中原战乱频仍时取得保境安民、自成一格的局面，即是对上述观点的实践证明。麦积山 摄影/李克强

　　北石窟 寺摄影/王杰

　　冰沟丹霞 摄影/郎文瑞

　　如今，留存于甘肃大地上的秦安大地湾、临洮马家窑、敦煌莫高窟、张掖马蹄寺、武威天梯山、天水麦积山、庆阳南北石窟，逶迤于河西走廊全境的长城、烽燧，阳关、玉门关遗址以及现今保存完好的嘉峪关关城，散布于嘉峪关西部的黑山岩画和东部六盘山的贺兰山岩画，保存于武威的西夏碑、见于记载的元代阔端与萨班凉州会盟碑……無一不是甘肃多元文化、文明交融的见证。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历史，使甘肃形成了有别于其他省份的独特区域文化。甘肃境内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以外，成建制的少数民族有蒙古族（酒泉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居于北部长城一线的哈萨克族（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与川西、青海搭界，位于甘肃西南部的藏族（甘南藏族自治州），回族（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保安族和撒拉族（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沿祁连山一线居住的裕固族（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这种多民族聚居的格局，为甘肃的多元文化建构了深厚的基础。

二

　　据韩国学者赵一东研究，人有道地和不道地的区别（《读者参考》130期204页李宪堂：《观韩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他说，地道的韩国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会说韩语，能品出泡菜的味道，会唱盘索里（韩国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在赵氏看来，一个人道地不道地，主要以他被当地道地的生活方式浸润的程度来区别，而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对语言、日常饮食、民间艺术的熟悉程度。以此为标准，盘点中国人，会发现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很难以一城一地来涵盖，正如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在其著作《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中所描述的：“这是一个拥有13亿国民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形。但是仔细观察其内部和现实，就会发现在这个国家中有着太多各种各样的人群和存在方式。”中国文化因子的多元化，绝对担得起“丰富”二字的内涵。

　　广东人——粤语，粤菜，粤剧。

　　北京人——北京话（儿化音很浓的普通话），豆汁、涮羊肉，京剧、京韵大鼓。

　　东北人——东北话，酸菜，二人转。

　　河南人——河南话，烩面、胡辣汤，豫剧。

　　陕西人——关中话（周秦汉唐的官话，影响及于陇右、关东），羊肉泡馍、肉夹馍，秦腔、眉户（道地的秦音、秦韵，也因此古人把关中方言称为秦腔）。美丽扎尕那 摄影/陈菊芬

　　裕固人家 摄影/王将

　　崆峒仙境 摄影/徐振华

　　内蒙古人——蒙古语，手把肉，长调。

　　四川人、湖南人、湖北人、福建人……研究每个地方的人，都会发现一些顿具个性的特征。

　　如果按照韩国赵一东先生关于构成道地的当地人的三大要素来对甘肃及甘肃人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甘肃更像一个多元文化自由竞争的文化集市。

　　省会兰州，有兰州话、牛肉面、兰州鼓子（一种说唱艺术）。

　　陇东，典型的黄土高原特征，地貌沟壑纵横，物产有麦菽黍薯，陇东人（包括庆阳人、平凉人），陇东话（顿似陕西话）;饮食与陕西关中同俗;地方戏号称陇剧，一是好者少，二则怎么听，都有些陕西眉户戏的味道。

　　陇南，食则川辣蜀麻，多产水稻、茶叶、柑橘、橄榄油，陇南话（川陕话的混合），南部受四川影响大，川味儿较浓;西、北受天水、关中影响，带有关中、天水味道，饮食大致与语言分区吻合;民间戏曲则受秦文化深刻影响，以秦腔为主。

　　陇中，今定西市全境，包括今白银市的会宁县。语言，与天水的秦安、甘谷等地方言似出一源，自有特色;饮食，最具特色者为浆水面、浆水呱呱、浆水豆腐;民间戏曲，以秦腔最为流行。

　　再看河西五市。

　　武威——武威话，有山西话的元素，自成一家;饮食，以山药米拌面（武威人说的山药，俗称洋芋，学名马铃薯;米则专指小米）为标识（当然也有说“三套车”的，即茯茶、凉州酿皮、卤肉饯）。两者相比，我个人更倾向于山药米拌面，因为它历史更久远，也是只有道地的武威人才能说得出的家常饮食。三套车的说法，自然是借用了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苏联歌曲《三套车》的名字。山药米拌面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将洋芋切块，小米下锅，待米粒开花之后加入切成块的洋芋，待洋芋将熟未熟之际加入少量面粉、食盐，煮熟即可食用;加入自制酸菜则为标配。二是将洋芋切成细条或小丁，将面擀成大片切条，小米下锅煮至开花，将切好的洋芋条或洋芋丁和切面依次下锅，加盐煮熟即成，加入酸菜则为标配。民间戏剧，大戏以秦腔、眉户为正宗，小戏以凉州孝贤为流行。

　　张掖——张掖话，张掖小面，地方戏曲有张掖孝贤。

　　酒泉——酒泉话，酸汤饺子、糊锅为饮食标识，地方曲艺有酒泉宝卷。中國旅游标志铜奔马的出土地——武威雷台 摄影/张耘

　　张掖七彩丹霞 摄影/李晓华

　　嘉峪关——酒泉钢铁集团职工和家属是本市的主要居民，语言、饮食带有明显的东北和酒泉相互影响、融合的味道。

　　金昌市的情况与嘉峪关市的情况大致相同，都是典型的工业城市，表现出五湖四海成一家的特征。

　　月泉初雪 摄影/张跃星

　　敦煌，按现在的行政区划，是酒泉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但是其影响力与河西其他五市难分伯仲，而其历史地位在一定意义上比其他五市更加显赫：从汉代起，它与武威、张掖、酒泉并称“河西四郡”，为中原与西域交通的咽喉之地，而其辖境内的阳关、玉门关则是中原与西域的通关口岸。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敦煌学”成为一门显学，其文化影响力蜚声海内外。而今每年一届的敦煌文化博览会，更是甘肃和世界交流的大舞台。敦煌住民带有典型的移民特征，因历史上的敦煌地广人稀，不同时期、不同地方来的移民往往以乡或几个村落为单元居住，他们在融入当地的同时也保留了原籍的语言和习惯，因此，敦煌是学界研究方言的理想之地。

　　此外，位于兰州以南的临夏、甘南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受自身文化浸润，语言、饮食、民间艺术有其自身的特质。例如临夏回族自治州，语言是河州话;饮食为清真饮食;地方戏曲为河州花儿。

三

兰州中山桥 摄影/张润秀

　　甘肃的住民，其文化特征大致可以水系来划分。白龙江流域因毗邻四川，不论语言、饮食还是生活习惯，都带有浓厚的川味儿;渭河及泾河流域则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农耕区，其语言以秦音、秦韵为主，饮食及生活习惯深深打上了农耕文明的烙印;洮河、夏河流域是汉族、藏族、回族交融区域，也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汇区，历史上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自成一格;陇中，现如今的定西、白银、兰州，正如渭河、泾河、洮河、夏河最终汇入黄河一样，其语言、饮食、生活习惯有坐中望四方的文化特征;河西五地市，绿洲处处，文化特征也呈块状、坨状分布，大致上说，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条内陆河将这里分割成三个大的方言区，而区内的语言、饮食、生活习惯大同小异，细致区别则呈坨、块状，很难一言以蔽之;而五地市中的金昌、嘉峪关，更是现代文化的沃土，呈现出很强的包容性。

　　因此说，多样性、丰富性是甘肃的文化特征，而单一性恰恰是它缺乏的。道地，讲究单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甘肃天然缺乏道地的先决条件。“甘肃人”实际上是个很模糊的概念，不像东北人、上海人、北京人、广东人、河南人、山东人、四川人、湖南人那样有显著的人群特征。“甘肃人”对自己身份的确认往往是极具地域性的，如庆阳人、天水人、陇南人、临夏人。在河西走廊地区，人们的身份认同也具地方性，如武威人、张掖人、酒泉人，甚至还有民乐人、民勤人、永昌人的区别。而秦安人、甘谷人则是比天水人更有影响、更具地域特征的人群。

　　甘肃这种普遍存在的块、坨式的地域文化的认同意识，深刻影响着甘肃人的思维方式，造就了甘肃境内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内敛、自我欣赏。这种文化的显著特点，就是有一种天然的自我封闭意识，但又因这种自我封闭的空间和体量过小，缺乏独立生存的能力，很容易像散沙一样被周边的强势文化影响。甘肃人的优点在于，因严酷的生存环境，养成了坚韧、刚强、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善于适应环境的能力;其缺点在于，对外界环境的变化不敏感，缺乏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担当，难以有大作为。景泰黄河石林 摄影/王复库

　　文縣白马人“池哥昼”表演 摄影/刘浪

　　有研究指出，受同种文化浸润的人，生活态度、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更接近，更容易相互亲近和相互接纳;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其处事、待人、价值判断都会有明显的差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指这种情况。与单一文化因子条件下生活的族群相比，在不同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人，相互交流的成本会相对较高：首先是要了解彼此对事物判断的同与不同，逐渐形成共识;其次，需要求同存异，在大的格局下，价值观趋于一致;第三，需要共同的规则来相互约束，以求做到相互认同。

　　其实，不论区域形状如何，文化都是人们在此生活并对自身命运把握的结果。认识自我、因时而作、应机而动才是改变、突破的关键。囿于条条、坨坨、块块的思维习惯固然有局限性，但是若能准确地认识自身的不足与弱点，因势利导，变过去的封闭和自足的固执为改变自己的毅力，变坨坨、块块自身较强的聚合力为改变现状的内生力，利用现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将区域文化打造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上的特色区块，变传统为特色，不失为一种适时而变的选择。

　　如今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是一个强烈需要有担当和有作为的时代。甘肃需要适应这种时代变化，自觉参与社会变革，发挥自身条、块结合重要节点的独特优势，秉持固有的坚韧与刚强，提高文化自信，激发血性，努力改变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他人的现况，为自己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