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瓷类玉,秘色光润
在瓷器的进化时间轴上,青釉是出现最早、使用时间最长、变化最为丰富的釉色。它的萌芽,最早可上溯到商周时期。究其原因,也许是铁元素在自然界中实在太常见——胎釉中往往富含氧化铁,又机缘巧合在烧制过程中发生了还原反应,这就是瓷器上那一抹青色的最初起源。据研究,这些早期瓷器虽然杂质较多,釉色也不稳定,但已基本具备了瓷器的特征,后世称之为原始青瓷。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制瓷技艺不断提升,瓷土淘洗更加精细,窑炉的改进使烧造温度进一步提高。长江中下游一带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和燃料,因此出现了众多窑口。东汉年间,位于今浙江上林湖一带的越窑产出了达到现代标准的成熟瓷器,故越窑青瓷被后世称为“母亲瓷”。
自东汉至南宋初,越窑长盛不衰,在陶瓷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三国到魏晋时期,越窑所产青瓷多为日用品和随葬品,诸如碗盘、烛台、虎子、熏炉、水盂等,装饰细腻而且紧跟潮流。晋代,瓯越地区(今浙江温州一带)所产青瓷被称为“缥瓷”。缥,原是晋代一种淡青色的丝帛;青瓷的颜色与缥相似,故借缥以名瓷。在西晋文学家潘岳的《笙赋》中,便有“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醽”的句子。

到了唐、五代时期,瓷器烧制技艺日臻成熟,人们发明了将胚体盛于匣钵之中与火分离的装烧法,从而使产品器形端正、胎体轻薄、胎质细腻、釉色晶莹,成品品质大为提高。当时,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系与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系双峰并峙,“南青北白”遂成定局。
晚唐的雅士们特别会玩,用茶杯击瓯作乐,“率以邢瓯、越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温庭筠《郭处士击瓯歌》诗云:“佶傈金虬石潭古,勺陂潋滟幽修语。湘君宝马上神云,碎佩丛铃满烟雨。”击瓯的音韵之美,从文字中可窥一斑。
陆羽在《茶经》中评价饮茶之器,认为“越州上”,主要理由是使用青瓷则茶色为绿,使用白瓷(比如邢瓷)则茶色发红,不够美观。“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可见在“茶圣”眼中,青瓷才是品茗之标配。
当然,那一时期的越窑出品,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秘色瓷。




秘色到底指哪一种颜色,历代文人学者早已打过无数笔墨官司。“秘色”一词最早出现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诗人感怀的是,越窑经历火的洗礼,在九秋风露中终于“夺得千峰翠色”,此时此景,怎能不使人想到嵇中散(嵇康)那样的铮铮名士?唐代诗人徐夤的《贡余秘色茶盏》描述:“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从字面看来,徐夤所见的這一只茶盏,当属青瓷无疑。但对“秘色”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有说是宫廷专用的,有说是工艺秘而不宣的,有说与名为“秘草”的植物有关的,也有认为“色”是指“釉料配方”而并非特定釉色的。
直到法门寺地宫被发掘,14件秘色瓷重见天日,这些猜想与争论才告一段落。目前被认定为秘色瓷的文物数量不多,法门寺出土的14件都是一级文物。最为特殊之处在于,秘色瓷器物明明是空的,但因为釉色莹润如玉,远看自带湖水般的潋滟光泽。其工艺之高、成器之美,的确不负“秘色”之名。
宋瓷:人类所能得到的最美器物
宋代是对文艺追求最为极致的朝代,青瓷也在宋代迎未了自己的鼎盛时期。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纷纷亮相,应和着整个社会对风雅生活的向往,工匠们对釉色质感的精确呈现孜孜以求,令人惊叹的天青、粉青、梅子青、影青等应时而生。这个时期的青瓷堪称名器迭出、各擅胜场。然而,这一繁盛时代同时也是青瓷的绝响——元明以降,社会主流审美风尚悄然转移,青花瓷开始盛行,青瓷失去了皇家的支持,再不复两宋时的盛况。


日本历史学家小杉一雄认为:“宋瓷才是贯通古今东西、人类所能得到的最美器物。”
宋代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代,歐美学者称之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承平日久,不重武事,整个社会对风雅闲逸之事的推崇,对赏心悦目之美的极致追求,被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宋代吴自牧《梦梁录》中写道:“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这4个细节反映了宋人对气味、视觉、环境的重视,虽是生活日常,却充满了艺术品位和仪式感。在当时,“琢瓷作鼎碧于水,削银为叶轻如纸”(宋杨万里《烧香》)这样的风雅之举成为席卷整个社会的潮流,不但文人名士、富商巨贾对此乐此不疲,连乡野间一家小小酒馆也能看到“青瓷瓶插紫薇花”(宋杨万里《道旁店》)的动人景致。随着宋人追逐美感的脚步,官窑、民窑的需求也水涨船高,各种香器、茶具、花器风靡一时。
青瓷魁首——汝瓷
在宋代五大名窑之中,素有“青瓷之首,汝窑为魁”的说法。而汝窑能居于魁首之位,与宋徽宗赵佶的钟爱和揄扬有着密切的联系。




提到宋徽宗赵佶,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很难产生什么愉悦的联想,关于他的正面信息几乎都集中在文艺领域,比如“瘦金体”、《瑞鹤图》、宣和画院……在这个领域,赵佶不但创作成就斐然,艺术品位也无可挑剔。这样一位帝王一手扶植的汝窑青瓷,无疑代表了当时制瓷的最高审美和技术水准。
汝窑青瓷的艺术风格并非凭空想象。五代末期,后周世宗柴荣便曾经建立官窑,烧制过一种被后世称为“柴窑”的瓷器,明清时期的史料中多有提及:“柴窑最贵,世不一见……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得残器碎片必为冠饰、绦环、玩具,亦足珍贵”。到了宋徽宗时期,后周官窑的瓷器多半是烧不出了,却还留下柴荣当初的口谕:“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而宋微宗不惜人力、物力打造出的汝窑,从各种特征上看,简直就是传说中柴窑风格的一脉相承:汝瓷的釉色纯净柔和,呈素雅悦目的天青色,有着端庄静穆的温润感,所谓“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稀,芝麻支钉釉满足”。清代高士奇《汝窑花觚》赞日:“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磁较似,官局造无私。粉翠胎全洁,华腴光暗滋。指弹声戛玉,须插好花枝。”
汝窑成为宋瓷审美的顶峰,也许得从它“似玉非玉胜似玉”的独特质感说起。
从良渚时期开始,对玉的推崇,已经深植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秦风.小戎》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卫风·淇奥》则曰:“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美玉本身乃至玉的制作工序未作为君子的象征,玉堪称中国人独有的精神气质的承载体。孔子也认为玉有“十一德”,对应着君子最可贵的品质——“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意思是说,君子的德操可以用玉来比拟,温和而能惠及他人,这就是“仁”的具象象征。如此,人们对神似美玉的青瓷抱有天然的好感和亲切感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宋徽宗崇奉道教,自称“道君皇帝”。道学“静为依归”,崇尚天人合一、清净无为,以自然含蓄、平淡简洁为美。汝窑青瓷讲究细腻净润、色调温雅,自饶恬淡超脱、幽玄苍古之趣,正合了那个时期的审美情趣。
南宋史书《清波杂志》中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汝瓷是宫廷御用瓷,传世宋瓷中著名的“奉华款”即为专供奉华宫所用。为了获得理想的色泽和质感,不惜以玛瑙入釉,一方面提高了成本,另一方面也更考验烧制技术,故有“十窑九不成”之说。物以稀为贵,汝瓷在北宋不但价值顿高,而且是权力、地位、财富的象征,仅是不久之后的南宋,已经令人感叹“近尤难得”了。
现今全世界遗存的汝窑瓷器,据统计不足70件:故宫博物院藏有17件,上海博物馆藏有8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23件,英国戴维基金会藏有7件,其他散藏于美、日等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约10件。国画大师李苦禅曾感叹:“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尽善尽美也。”然而,世界范围内,藏有汝窑瓷器的博物馆也不足10家。汝瓷之珍稀,可见一斑。
名窑出品,众“青”争艳



宋代五大名窑之中,除定窑外,汝、官、哥、钧都有青瓷出产。千峰翠色、浓淡相宜,组成了宋瓷的斑斓画卷。
官窑由官府直接营建,专供宫廷用瓷,是当时工艺、审美的集大成者。官窑青瓷以粉青为主,多层施釉的技法使得釉质厚润,呈现出雾状的不透明感,均匀的气泡更使粉青釉在光照下如羊脂玉般润泽,这就是“粉青如玉”的由来。










钧窑以姹紫嫣红的窑变为美,哥窑以“金丝铁线”的开片为贵。到了南宋时期,曾在唐和五代盛极一时的越窑青瓷业已凋零,龙泉青瓷进入鼎盛时期。当时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龙泉开设窑厂,章生一所烧之窑名为“琉田窑”,即“哥窑”;章生二所烧之窑名为“龙泉窑”,又名“弟窑”。著名的梅子青瓷即创于此时。梅子青瓷因釉色恰似青梅色,青翠莹润,故名“梅子青”,其色调可与翡翠媲美。粉青与梅子青的诞生,成功地将青瓷釉色之美推至顶峰。
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也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唯一一个被列入“人类非遗”的陶瓷类项目。
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曾为龙泉窑鱼耳炉作铭文:“枫冷吴江,秋水澄碧。其口涂涂,其耳湿湿。谓有鱼焉,呼之欲出。”只看“枫冷吴江,秋水澄碧”8个字,器物光色之美就如在眼前。
最美的青色得以诞生,在帝王,也许只是一场清梦之后想要触摸万顷碧空的愿望;在工匠,更可能来自控制炉火时无意为之的铁元素价态之变化。在美学史上,卻引领了一场发源于上古、盛放于两宋的审美风潮。直至今日,仍有无数人为那些似玉类冰的青色叹赏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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