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昌

　　/ 1919年，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永江乡大坪村1组 /

　　1936年冬天，在家中四兄弟排行第二的张光昌入伍。“坐起火车往东走，坐了10天的火车，下车就打仗。”

　　经当地志愿者确认，抗战期间，老人随国民革命军第70军19师走过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广西等地。看着历史图片，老人记起他们当时身着青色军装，打绑腿，“戴铁帽子，帽子左边还有个太阳‘粑粑’（原形图案）”。以张光昌自己的话说，他是“火头军”，不用上战场。煮饭的地方也很安全，日本人的飞机找不到他们……

　　时间回溯到2008年夏天，马金辉与同事们策划了一场重走滇缅公路的活动。5月14日，他在岳阳平江接触到一位抗战老兵，名叫朱锡纯。

　　朱锡纯曾是中国远征军第5军新22师政治部少尉干事，参加过第一次入缅作战，还去过印度战场，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人生。这位曾在战后被史迪威将军赞为“中华民族的好男儿”的老人，是幸存老兵中少数被中央军委授予“抗日战争60周年金质勋章”的人。

　　那次采访结束时，朱锡纯从房间里抱出一张为自己做的遗像，说：“你给我拍一张我和我自己的照片，我觉得蛮好。”马金辉当时心里暗暗一怔。由于要赶路，马金辉按照老人的要求，为他拍下了一张“自己和自己的合影”，便跟老人告别了。

　　深夜整理照片时，马金辉回想起给老人拍照的那一幕：“这里面的感觉，很难用一句话形容，韵味很深。”

　　这些曾经在祖国的热土上与日本鬼子拼过刺刀，在缅甸的丛林中洒过热血的老兵，如今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大多数老兵命运多舛，有些没有条件成家，有些因为家人曾受牵连，导致亲情淡漠，晚景凄凉。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国家承认我们是抗日的兵”。

　　马金辉想，像朱锡纯这样的老人，条件算是不错的，虽然生活在农村，但是他有孩子，而且孩子们有条件赡养他，有条件给他准备遗像，但是还有很多老兵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和生活，他们就这么默默地生活在我们身边。社会对这些老兵的了解，依然很少，对他们的关怀大多仍是以各种志愿的形式在进行。

　　更令马金辉心酸的是，有些老人默默逝去，家人不一定记得他们曾经是怎样的一群人，甚至不一定记得他们长什么样。

　　于是，从那时起，马金辉抱着“为抗战老兵拍遗像”的想法，开始了在湖南的走访。头两年，马金辉走访了六七十位老兵，都是利用工作闲暇的时间，效率比较低，而且基本锁定在长沙及其周边。

　　走着走着，马金辉发现这样的方式“来不及”了—虽说“老兵不死”，但是他们留给后人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也许下一秒，就有老人离开人世。

　　于是，马金辉开始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他暂停了手中所有的工作，一个人开着旧越野车，扛上大包小包的摄影工具，行走在村庄、小镇、县城，开始了对最小84岁、最大103岁抗战老兵的采访，聆听他们追忆或清晰或模糊或错乱的往事。

　　几年的坚持，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几百位抗战老兵的系列摄影报道。

　　马金辉说：“面对图片库里这些即将或已经逝去的老人，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他们在对日战场上的英勇与果决，不是他们长时间不被认知、苦闷压抑的生活，而是在家国破碎、无处偏安的情境中，他们曾有过的激愤、纠结，抑或胆怯……还有至今尚存的感念。我相信这是老人们生命里的柔软处。”

　　单端俊

　　/ 1927年，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大叶江村9组 /

　　父母早亡的单端俊16岁时被保长送去当兵，因年龄小被退回。生活无依的他，返家后加入当地的自卫武装“双河守备队”。在“双河守备队司令部”当传令兵的单端俊，除负责信息递送外，还是司令袁机的勤务兵，“打水、扫地都做”。

　　如今听力、视力俱已衰退的老人，与儿子相伴而居。

　　谢云威

　　/ 1920年，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寸石镇财宏村12组3号 /

　　1937年，在家排行老大的谢云威被抽壮丁。

　　被编入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税警总团学兵团（4团）的他，在都匀驻训3年。后在开赴广西剿匪的途中，部队被改编为新38师114团3营9连。“我那时候扛的是机枪，直到在缅甸负伤。”

　　右手虎口被枪弹所伤的谢云威，没有下火线。在随后的转移中，靠着“12斤大米”，谢云威担着1000发子弹（约60斤）随部队历时1个月零3天穿越野人山，到达印度红茶场。反攻期间，他因俘获了日军一个“比军长还大的官”，被提升为“副团”。

　　抗战胜利后，谢云威先是在广东沙河带领日军战俘修建抗战烈士陵园，后押解战俘到秦皇岛。后于1946年返乡。

　　谢云威

　　/ 1920年，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寸石镇财宏村12组3号 /

　　1937年，在家排行老大的谢云威被抽壮丁。

　　被编入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税警总团学兵团（4团）的他，在都匀驻训3年。后在开赴广西剿匪的途中，部队被改编为新38师114团3营9连。“我那时候扛的是机枪，直到在缅甸负伤。”

　　右手虎口被枪弹所伤的谢云威，没有下火线。在随后的转移中，靠着“12斤大米”，谢云威担着1000发子弹（约60斤）随部队历时1个月零3天穿越野人山，到达印度红茶场。反攻期间，他因俘获了日军一个“比军长还大的官”，被提升为“副团”。

　　抗战胜利后，谢云威先是在广东沙河带领日军战俘修建抗战烈士陵园，后押解战俘到秦皇岛。后于1946年返乡。

　　唐心跃

　　/ 1920年，湖南省武冈市荆竹镇九塘村 /

　　1938年至1947年，老人一直在国民革命军第49军105师314团82迫击炮连服役。入伍时，武冈有40多人与他同行，“到现在就碰到过其中的一个，其他人不知道哪去了”。内战期间，唐新跃在安徽被新四军俘虏，后归乡。

　　老人的儿媳许菊英讲，唐老现在一天还要喝3顿酒。“耳朵也不行了”的老人，为了能吃得下饭，也为了心里好受点，不顾儿女的反对坚持下地“做工”。

　　黄双才

　　/ 1924年，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金江镇沙田村3组 /

　　十五六岁时，黄双才被抓丁入伍。在国民革命军第37军95师284团，黄双才到过石门、沙市、平江等地。曾在湖北“打过十几天仗”的黄双才，后在平江被日军俘虏，“在日本人吃饭的时候跑了出来，后来就回了家”。

　　黄双才记得，在部队时会在日本人要过的地方埋地雷，“有一次炸死了不少日本人，但打扫战场时，没有见到日本人的尸首，只捡到很多背包，有黄色的，有灰色的”……说起敌人的凶残，老人咂舌：“日本兵抓了我们的兵，先是在腿肚子上划个口子，然后再用辣椒水洗......”

　　蒋先兵

　　/ 1921年，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五里牌镇全家洲村7组 /

　　1941年，蒋先兵入伍，在零道师管区担任文书。打衡阳西郊的雨母山，“有半个月，死了蛮多人”。抗战胜利后，蒋先兵曾到柳州“接收美国人的仓库”。1945年农历九月，听说“国共有仗打”，再加上“好久没有见老子（父亲）了”，蒋先兵返乡。

　　在女儿出嫁、大儿子过世后，老人独自生活。当地志愿者感叹：“90多岁的人了，还要自己搞饭……”

　　蒋大洁

　　/ 1925年，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城关镇九甲村 /

　　在家中三兄弟里排行“老满”（最小的）的蒋大洁，在哥哥被抽丁两年后的1943年，报名参加了蒋载文组织的自卫队（后并入“双河守备队司令部”第4大队）。

　　“你说为啥很多人想去？就是为了吃口饱饭。”

　　1945年，队伍打“回龙山”（今属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途中蒋大洁因病回家，“之后再没有出去过”。2005年，蒋大洁患前列腺增生，只是当时没有在意。现在老人靠身上插的一根管子排小便，每月还要到医院换三次管子。

　　吴伯华

　　/ 1922年，原籍湖南桃江，现住台北市罗斯福3段284巷 /

　　出生在湖南桃江的吴伯华，长沙“文夕大火”后考入宪兵学校。1943年，两年半的军校学习后，吴进入宪兵20团。

　　第一次入缅作战期间，吴伯华所在的宪兵20团配属“中国远征军长官司令部宪兵队”，在腊戍“刚驻扎了两个礼拜，就要撤，那景象太惨”。

　　后在重庆来凤驿，吴伯华所乘坐的汽车遭遇敌机轰炸，吴失去右臂。

　　1947年8月，吴伯华去台。2013年9月，吴伯华当选为“台北市湖南同乡会”理事长。在四年的任期内，他最大的愿望是建起“克强纪念馆”。

　　吴淞（释来空）

　　/ 1922年，湖南省常德市德山乾明寺 /

　　1938年8月16日，家住长沙化龙池的吴淞，坐筏子渡过湘江去找“税警总团”时，家人并不知情。直到穿着军装的吴淞当晚回到家中，母亲才明了儿子的心思。“得知我去当兵，周围人都说打死了划不来，宝。”

　　因为“有文化”，1940年3月本在“税警总团”辎重营通讯排的吴淞，被抽调至“贵州省第二行政区民众抗日临时指挥部”。1943年，当吴淞结束在黄埔军校（军官班11期）为期一年半的学习时，“税警总团”（已改编为新38师）已远征缅印。

　　无法返回原部队的吴淞，被分配至第九战区兵站总监部参谋处，任中尉联络参谋。作为后勤补给军官，吴淞尽管历经常德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等，但“只在常德上过前线”。

　　新中国成立后，吴淞入狱23年。这是一段漫长的人生，对其家人而言更是如此。“对6个孩子的影响很大，如今除了大女儿，其他的子女情况都不太好。”1996年，时年74岁的吴淞遁入空门，法号释来空。“觉得人生没有太大的意思，太苦。”

　　李智生

　　/ 1922年，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石羔乡雷公村7组（已并入珠泉镇） /

　　1940年中学毕业后，李智生考入黄埔军校第七分校（西安王曲）通信科。1943年，毕业后的李智生随国民革命军第1军78师参加了豫西会战。

　　91岁前，老人靠一辆改装的旧摩托车代步，四处为人“看日子”，以维持他和他的“动古崽”（当地语，智障儿子）的生计。2013年，老人在骑行途中遭遇车祸，现靠爱心人士的善款生活在外甥家。

　　刘津

　　/ 1926年，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金岭小区 /

　　用长沙话讲，刘津是个“灵泛”的人。

　　从1939年加入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到中美空军混合第3大队，再到1947年随青年军赴台，包括之后在四川凉山服刑，记忆力超强的老人，模糊了战争，却记住了一个个和自己相关的人名和地名。这其中包括军人服务部第二游工队所有队员的姓名，那一年刘津只有13岁。

　　没有与养女同住的刘津老人，现由保姆照顾起居。

　　“不恋床”的老人每天会在7点至7点半之间起床，吃完早点，上午一般在家看书看报。没有午睡习惯，下午1点左右外出打牌。

　　刚看完《欲望高速》的老人说他现在怕死，舍不得、不知足。“生活上没有太多的要求，就是对知识、对人生路程的长度和宽度不满足。”

　　李皋阳

　　/ 1920年，湖南省湘乡市月山镇白龙村 /

　　黄埔军校17期（七分校，西安）毕业的李皋阳，1941年2月被分配至国民革命军预1师师部通讯连。1945年4月至8月，已调至国民革命军第27军军部通讯营2连的李皋阳，参加了豫西会战。

　　“战斗打得相当惨烈。我们通讯连也是白天黑夜的忙。”除通讯保障外，李皋阳还做了一件让军长谢辅三和师长李奇享（27军47师）竖大拇指的事情。“当时陈纳德的飞虎队前来支援，但敌我混杂，怎么引导飞机轰炸成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最后是李皋阳解决了这个问题。

　　后部队经洛阳，移至郑州驻防。在驻防地“荥阳县顺水镇孙庄”，李皋阳因为“爱看书”，“不打牌、不抽烟、不喝酒”，结识了现在的老伴孙菊如。

　　王飞黄（已故）

　　/ 1916年，原籍湖南邵阳，生前住资兴市唐洞新区大全路湾门 /

　　自幼家贫的王飞黄是幸运的。

　　“父母亲把吃的粮食卖了供我读书。”先在南京陆军炮兵学校就读的王飞黄，后转入黄埔军校17期（第五分校，昆明）学习。军校毕业后，王飞黄参加了中国远征军。

　　记忆有些模糊的老人，已无法确定第一次入缅作战时所属的部队，但老人还记得雪峰山会战。“那时候日本人已经不多了。一次，有个躲在刺蓬里的日本兵见我是个官，就跳出来和我扭打在了一起。”说话时老人双手握拳，作搏斗状。这次肉搏中，老人左臂负伤，至今还留有一大块疤。

　　抗战胜利后，因为母亲“顾念得很”，王飞黄脱离部队返乡。“文革”期间，王飞黄受到较大冲击，且入狱。出狱后，“不敢留在邵阳”的王飞黄，流落至郴州资兴。直到去世前几年，才告别“黑户”。

　　黄瑞祥（已故）

　　/ 1919年，生前住湖南省洞口县高沙镇长青村 /

　　1938年，老人进入国民革命军第5军新22师66团1营重机枪1连。

　　桂南会战、昆仑关战役后，老人所在的部队被编入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老人曾亲见重伤员被装进卡车，然后被“送”进河里（3台车，约20人）。靠着15斤大米，老人走出野人山到达印度兰姆伽。

　　抗战胜利后，黄瑞祥参加内战。锦州之战后，老人所在的部队解散。“没有投降，我是顽固分子。”1948年农历十一月十一日，老人回到家乡。

　　在寻访到的抗战老兵中，黄瑞祥是很特别的一位。即使是在平日，老人也会把志愿者们送来的三块勋章挂在胸前。熟悉老人的当地志愿者说，这是曾入狱四年的老人在给自己“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