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长安与意大利的罗马、希腊的雅典、埃及的开罗合称为“世界四大古都”，曾经是全世界最庞大、最繁华、人口最多、最国际化的都市。唐长安城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周长35多千米，面积84平方千米，人口达百万之众，比现在的北京旧城还要大，比现在保存完整的西安明城大十倍。

　　丝绸之路的恢复

　　南北朝以来，中原战乱纷争，国势衰微，突厥、吐谷浑在西北崛起，不断入侵，寇抄丝路，造成严重的威胁。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自长安率军西巡，击败了吐谷浑，又会见了西域27国君长，重新控制了河西四郡，恢复了“丝绸之路”的秩序。隋炀帝让黄门侍郎裴矩往来于张掖、敦煌之间，通过西域商胡，联络各国首领，总管贸易。从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丝绸之路通向东罗马、波斯、印度的情况。

　　进入唐代，民族进一步融合，疆域更广阔开拓，加上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极大的力量，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并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会到中国文化的整体当中。从唐太宗到武则天，唐朝的势力不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并先后在西域设安西都护府，立龟兹、疏勒、碎叶等四镇，后又设北庭都护府，镇守天山南北。且河西、西域均有重兵把守，丝路沿线遍设驿站。因此，中西往来更加畅通无阻，当时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着、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进入中原。

　　值得一提的是，很早就接受波斯文化影响的粟特人的到来，使唐朝的一些都市充满了一种开放的胡风。我们看看唐朝最盛的开元、天宝年间的有关记载，就可以感受到这一时代风潮。“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说的是酒泉地方官的宴席上，胡人演唱的情形。“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环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太真就是杨贵妃，她是唐玄宗最宠爱的妃子，其善跳胡旋舞，说明了这种舞蹈在当时的风行。“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说的是当年长安有酒家胡女在招徕宾客。

　　经济与贸易

　　长安的商贸集中在东市（都会市）和西市（利人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其位置东西对称，各占两坊之地。平面略呈长方形，东市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924米。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市内南北、东西向的街道各两条，四街交叉成“井”字形，将整个市场划为9个长方形，最中间设有市署等管理机构。

　　据日僧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纪》载，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可见东市之盛。但西市较之更为繁盛，这里是胡商聚集的国际贸易市场，故又有“金市”之称。西市胡商垄断的行业主要是珠宝珍玩、香料药材、金银玻璃制品等出自西域各地的商品。另外胡商经营邸店酒肆，还放高利贷。有的久居长安，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有的甚至勾结官员“殖货纵暴”。胡商大多资本雄厚，经营有方。《太平广记》载有胡商豪贾曾在长安西市以“五十万买珠”、“一千万买宝骨”、“十万贯买武则天青泥珠”等巨额贸易的记录。由于商贸繁荣，长安也有与胡商联合、与官府相结而财势炽盛的巨富大贾。如高宗时，经营丝绸的大商人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四海，四方物尽为所收……”“又有王元宝者，玄宗尝问其家私多少，对曰：‘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臣绢未穷”。玄宗不禁感慨地说“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也”。晚唐大商人王酒胡，曾纳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后朝廷欲修安国寺，敕命能舍钱一千贯者，撞钟一下。王酒胡“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即于西市运钱十万贯入寺”。

　　唐长安城作为国内国际的商业贸易中心，四方货物转运至长安，与水陆交通的发展不无关系。据《唐六典》卷五载，当时全国驿站有1639所，其中“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驴驿；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可见当时以长安为中心的全国水陆交通的畅通和安全。

　　民族与文化的融合

　　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盛，长安成为交通频繁、宾客辐辏、商业繁荣的国际性大都会，有来自各国的使节、学者、高僧、艺术家、留学生和商人，有大批外国人流寓侨居，贞观初仅突厥降部入居长安的就近万家。他们都受到唐朝廷的保护和礼遇。他们之中的上层人物，还担当重要官职，受到唐皇室的宠信。他们中最多的是商人，在长安西市经营常多达数千人。他们的下层，由于娴于驯养驼马，长于骑射狩猎，故多为长安的豪贵、富商所雇佣和豢养。在西安的唐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牵驼牵马俑、骑马狩猎俑都生动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他们勇武豪迈、剽悍矫健的性格特征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些来自突厥、昭武九姓诸国、东罗马等中亚、西亚以至欧洲各地人们的奇装异服，就足以使长安人眼花缭乱、艳羡不已了。对美和新奇的追求是人之常情，尤以年轻人为最，在衣着上模仿也是很自然的事。贞观时长安城内“胡着汉帽，汉着胡帽”的情景已很常见。贵如皇太子承乾，就好突厥语，着突厥服。到了开元前后，大唐已至极盛，长安的“胡化”也盛极一时，在衣冠服饰上尤为突出。这时男子着胡服已司空见惯，而且就连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束缚的妇女也恣意地追逐这一时尚潮流。《旧唐书·舆服志》就记述了从初唐到开元时，妇女服饰的巨大变化。据载，唐初“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羃醗……而全身障蔽”。到了唐高宗永徽以后，“皆用帷帽，脱裙到颈，渐为浅露”。到开元初，“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装露面，无复障蔽……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着胡服、扮男装是长安青年贵族妇女最热衷的时尚。

　　宗教的交流与发展

　　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最早是佛教，唐朝时长安城已是塔寺林立、名僧辈出的佛教重地，佛教寺院有上百所。

　　唐朝廷对侨居长安的外国人采取保护和礼遇的政策，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采取宽容和尊重的态度，准许他们在长安建立其宗教祠宇。因之从外域先后传入的有祆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祆教是波斯萨珊王朝国教，在与西市相接的醴泉、布政、崇化等坊都立有祠宇，另外在开远门北侧的普宁坊、东市旁的靖恭坊也立有祠。这些祠宇所在之处，当是信奉者聚居的地方。西安出土的《苏谅妻马氏墓志》《唐米国大首领米公（萨宝）墓志》，就是祆教信徒和教职人员的墓葬。近年在西安北郊陆续出土了北周时期的祆教萨宝的墓葬，其石质椁和榻上都刻有祆教祭司和祭坛的场面，说明祆教在北朝时已传入中原。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聂思脱里派，在东罗马遭到排斥后，在波斯传布，于贞观九年（635年）传入长安，敕准在长安义宁坊建祠一所，原称波斯胡寺，后为免与祆教混，而改称大秦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明末在西安出土。碑文阐述了景教流传的经过。并称景教在中国“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碑额刻有带翼天使及十字纹图案。碑侧及下部有波斯文，有人名、官职等。

　　摩尼教大概在开元前已传入长安。安史之乱时，因借回纥兵平叛，回纥贵族信奉摩尼教，摩尼教遂风行长安。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准摩尼教在长安建“大云光明寺”，后又在荆、扬等州建寺。据《旧唐书·大食传》载，大食国于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遣使朝贡，同时将伊斯兰教传入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