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确立人生理想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他将来在文学上有所建树。
从小，任继愈就爱打破砂锅问到底，而哲学的特性恰恰在于刨根问底。任继愈回忆，他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换过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鲁南一带读书，而毕业则是在山东济南贡院墙根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学。任继愈说：“从小学到中学，我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属于‘中等偏上，但每次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错在哪里，就像下围棋复盘，查哪一招棋是误算或是昏招一样，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任继愈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恩师：任今才、刘伯敭、张希之。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让任继愈难忘的是，这里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而且对学生的户籍、爱好和身份都不加限制。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可谓年少得意。然而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任继愈说：“当时进哲学系的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南迁到湖南长沙，后又迁往设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当时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
此次旅程有1400多里路，历经60余天，彻底改变了任继愈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敲击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他们？”正是带着这个问题，他从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
当时的西南联大聚集了一批知识精英，最让任继愈怀念的是学校风气比较开放、民主气氛浓厚，每天晚上都有学术报告，讲文学、讲政治，还有话剧表演、诗朗诵等。“从国外归来的各界人士途经昆明，在此讲学。徐悲鸿曾经在西南联大讲过他的俄国之行，杜聿明将军讲在缅甸攻克密支那城、消灭日军的经过，还有一些外国教授如牛津大学的道济教授也来这里讲学。学生们在正规课程之余，不断吸收着书本以外的知识，开阔视野。”
毛泽东“点将”，出任宗教研究所所长
1959年10月13日深夜，任继愈应毛泽东之邀走进中南海丰泽园与之进行了彻夜长谈。当晚，毛泽东对任继愈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佛教的方法予以充分肯定，同时谈及宗教研究的重要性：“我们不但要研究佛教、道教，《福音书》（指基督教）也要有人研究。”
1963年，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中，毛泽东写下批语：“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在批语中，他特别强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
1964年，任继愈根据批示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出任所长。“文革”开始后，出自毛泽东之手的“凤毛麟角”四个字，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任继愈的“护身符”。
“文革”结束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也逐渐恢复了原有建制。上世纪80年代，任继愈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他主持的宗教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打破这一观点。他说：“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
任继愈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这个观点。从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作中，他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他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各个方面，深入地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他在文章《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中写道：“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
同时，他认为，宗教之所以是宗教，有它的本质部分和外壳部分，本质是信仰与追求，外壳是信奉对象、诵读经典的组织形式。儒家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其本质部分就是提倡禁欲、重“忠孝”、尊“三纲”，这既是宗教思想，也是政治思想，它比较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而其外壳部分则是信奉“天地君亲师”，这符合宗教外壳的组织形式。
任继愈的“儒教就是宗教”的学说，在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
治学严谨，待人宽厚
学界公认，任继愈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是阐释了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他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不亚于佛教，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
任继愈做起学问来十分严肃，给人一种距离感。一些学生在他面前往往比较拘谨，有人甚至紧张得腿一直哆嗦。当然，他也有温情的一面，作为任继愈的学生，李泽厚曾经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1950年，李泽厚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由于父母早亡，家境贫寒，连夏天的衬衣及冬天的棉衣也要靠学校救济发放。当时，李泽厚有肺结核，还要接济湖南老家的一位堂妹。任继愈得知这些情况后，先是给他安排了一些撰写文稿的工作，每次支付三四元钱作为酬劳，之后干脆每月给他5元钱或10元钱。
由于年纪相差不大且曾经来往密切，任继愈成为李泽厚到美国之后多年来唯一一直保持联系的老师。任继愈的另一个学生说：“尽管任先生不大认同李泽厚的一些观点，但很欣赏他。”
呕心沥血编纂藏经典籍
“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18年，任继愈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刻印的佛藏。1933年，范成法师在广胜上寺弥陀殿的12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套藏经，在国际学术界引发轰动。任继愈介绍说：“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被移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用蒸汽蒸后，再一张张揭开。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任继愈认为，珍贵的古书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阅读。1982年，国家召开了古迹整理规划会，其中1000多个项目中，唯独没有古书。作为委员之一，任继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迹，也需要保护。经过批准立项，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佛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该书将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这部浩大的典籍共107卷，历经十几年才陆续出完。任继愈的想法十分朴实：“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资料的积累，我有一些优势，就想多做一些工作，让后人用起来方便。”
讲到“儒”这个名称，一般人都会把它和孔子联系起来。但是，儒家或者儒教这一套学问，却不是孔子发明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孔子到现代不过两千多年。孔子的学问，继承了此前两千多年的文化成果。不是有了孔子，有了儒学、儒家或儒教的名称，这套学问才存在，而是儒学继承了以前的优秀文化成果，包括神话传说时代的文化成果，以后又不断丰富、发展。所以，儒学或儒教有个发展过程，代表了五千年的文化成果。
—任继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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