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恩海

　　

　　

　　

　　元丰五年（1082年）九月，一个月朗风清之夜，被流贬黄州近三年的苏轼与二三好友在雪堂夜饮。性不善饮，而又处在“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的战栗余悸中，苏轼借酒浇愁，很快便醉意沉沉。迷离恍惚中，苏轼扶杖走向位于临皋亭的家。家童早已入睡，苏轼敲门许久，却只听屋内鼾声如雷，无人应答。无奈的苏轼拄杖而立，心潮起伏。温润的江风轻拂着他的脸庞，恼人的鼾声渐渐隐去，苏轼清醒了不少。他梳理着浓密的须髯，看月光如织，悄然下泻，江天一色，而风露浩然，融于天地之间，遂作《临江仙》词，放声高歌数遍：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轼大有摆脱世俗牵累、飘然归去之意。

　　元丰三年（1080）正月，摆脱“乌台诗案”死神的纠缠，苏轼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以戴罪之身，羁管于蛮荒之地。这四年多的流贬，让投闲置散的苏轼经历种种磨难，最终获得了坚韧的生命力和精神的升华，完成了文化史上苏轼的一次大蜕变。

　　困顿的生活境遇

　　元丰三年二月初一，遭受严谴的苏轼独自带着长子苏迈到达了人地生疏的黄州。

　　黄州在长江北岸，隶属淮南西路，与荆湖北路的武昌军（今武汉）隔长江相望，水陆交通便利，是当地经济发达的繁华区域，然而，与中原相较，仍属蛮荒之乡。苏轼的到来，让这个长江边上的小城进入了中国文化史，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

　　作为政治家，被贬谪羁管于黄州，45岁的苏轼几乎到了人生的绝境。“自笑平生为口忙。”苏轼未曾料想因文字入缧绁。在黄州，想做一个普通百姓都不可能，他必须如浮萍一样随遇而安。初到黄州，没有居住之所，苏轼借居黄州东南的定惠院僧舍，五月，家眷到来，负担更重，境况更糟，只好迁居城南长江边上的临皋亭，忍受饥寒窘迫。苏轼虽任黄州团练副使，但属于戴罪之身，是不能领俸禄的，要自己解决衣食问题。苏轼很是感慨，“先生年来穷到骨，向人乞米何曾得”（《蜜酒歌》），生活压力很大。苏轼厉行节俭，“大要是悭尔，而文以美名，谓之俭素”。对苏轼来说，节俭就是做到悭吝，最大限度地降低生活的欲求。苏轼向学生秦观讲述“痛自节俭”的方法：每天生活最低开支不超过一百五十钱，每月的第一天取出四千五百钱，分为三十串，挂在屋梁上，早晨用叉子取下一串来，立即把叉子藏起来，如果当天有剩余的钱，即投入另一个大竹筒中，积攒起来以便招待宾客，算算囊中的钱还可用一年余，届时再想别的办法。苏轼安慰秦观说：“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苏轼自我安慰道：“口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年之道。”

　　第二年，穷书生马正卿替苏轼向官府申请到一块州城东面的荒地，苏轼亲自开荒，种稻种麦，以解决生活的困顿，也种一些树，如枣栗桑竹，美化环境。苏轼给这块坡地取名“东坡”，且自号“东坡居士”，还在东坡修造了几间茅屋，因是在大雪中修建的，遂在墙壁上绘雪景，亲自手书“东坡雪堂”四字作为匾额。从此，黄州有一个东坡居士，经常往来于临皋亭和雪堂之间。

　　世态炎凉，心境凄苦

　　生活的困顿还可以克服，而精神上的孤寂苦闷、戴罪的压力，沉重得几乎令苏东坡窒息。知州徐君猷对苏轼很友好，努力为之周旋，并不干涉苏轼在附近的游历和交游，在他举目无亲之时，能够相待如骨肉。苏轼感叹“此意岂可忘哉”，但还是深深地惧祸自晦，尽量减少交游，偶尔扁舟草履，放浪于山水之间，与渔翁、樵夫相处，往往为酒醉之人所推骂，苏轼庆幸自己混迹于市井、山林之中，渐成“普通人”，不为世人所知，庶几可以省事避祸。苏辙来信劝慰应以“省事”为第一要务，因为黄州地当要冲，交通便利，“过往不绝，语言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苏轼说自己“省之又省，使终日无一语一事”，终日不说话，竟然体会到了其中的“至乐”，不可名状，且深叹此法之奇秘。

　　深自韬晦的苏轼，正经历着人生的低潮，心境颇为凄凉，深感人生如梦，常常闭门却扫，隔一两天即往城南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在黄州的第一个中秋节，苏轼对月独酌，怀念远在北方的苏辙，写有《西江月》一阕：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乌台诗案”沉重的政治打击，让苏轼有人生幻灭之感，世事虽然如梦，但人生可能要经历多次的炎凉考验。夜深人静，风吹树叶，沙沙鸣响于长廊，月下的东坡形影相吊，即使酒贱易得，却是客少会难，人生恰似云遮月，前程一片暗淡，孤寂凄凉中，唯有深情地“把盏凄然北望”。

　　在这样的环境中，苏轼尝尽世态炎凉的滋味，在流放黄州的四五年里，如同孤舟出没于风浪之中，旧日的朋友也不再通音信了。当处于生活重压、精神危机中的苏轼主动写信去问候，欲寻求一点人世的友情、关爱时，也不再有人回复，苏轼深切地体味到了人情冷暖，而有“疾病饥寒宜死矣”的慨叹。苏轼尽量不与人来往，以防止言多必失，也尽力不再作诗文，免得授人以柄。

　　寓居于定惠院，夜静更深，一弯新月透过稀疏的梧桐枝叶，静静地泻下清光，那种未曾有过的孤寂凄清，弥漫整个庭院，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孤高傲世的孤鸿，是那样不同寻常，宁肯忍受饥寒、凄清，也绝不降格、媚俗。

　　东坡孤寂的心灵是那样敏感，些许微物亦可引发心灵的震颤。定惠院东面有一小土山，杂花丛生，有一株名贵的西蜀海棠生长其中，当地人不识。幽独的海棠，富贵天姿皆出于自然，“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无意间发现这棵海棠，竟使得苏轼心魂大恸，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受。此后，每年海棠花开时，苏轼必定置酒相对，诉说情愫。

　　随着时间的流逝，苏轼的心境渐趋平静，能够越来越坦然地直面所遭遇的一切了，对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陶渊明有了更深的理解。

　　修道养性，调适心灵

　　生活毕竟是现实的、琐碎的，而不懈的精神追求，却能使忍辱负重有新的意义，生命的延续因“将以有为也”，而走向更高的境界。

　　在困顿生活的重压下，苏轼顽强地生活着，实践其精神的追求，始终以坚强的信念维持肉体的生命，以生命力的强劲、坚韧，保持身心健康，得以尽其天年，突破现实的逼仄、羁绊，从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可能。

　　初到黄州，苏轼就病得不轻，康复后，又得眼疾，一月多未曾出门，遂谣传苏轼已死。消息传到许昌，老前辈范景仁闻之，举袂大哭，欲派子弟前往黄州祭祀，周济其家。汴京城中的神宗皇帝在进御膳时，听闻此谣传，叹息再三，感慨人才难得，辍饭而起，意绪颇为不怿。此时，苏辙一幼女夭亡、东坡老乳母去世、堂兄壮年病故，苏轼“触目凄感”，开始对道教修养产生兴趣，修道养性，“厚自养炼”，借天庆观道堂三间，闭关修炼四十九天，“寢食之外，不治他事”。此后，凡从事繁琐劳心劳力之事，自当尽心尽力，事情一旦结束，则静心修养，不为物累。苏轼还提出应当适度节欲，其友杨绘遣出四妾，东坡以为“此最卫生之妙策”，如能节欲，“方知此中有无量乐”，而“回顾未绝，乃无量苦”。苏轼在东坡建雪堂，安置家眷于临皋亭，自身往来于两地之间，独宿安眠，其意也大概在此吧。

　　苏轼如此用心地“修道卫生”，一方面是为了保持身心的健康，另一方面，则欲以强健的体魄度过人生的艰难，顽强地争取自己的政治生命、文化生命，以时间的久长换取人生发展的空间。苏轼心志之健康、坚韧，有鲁迅所说的“韧”的精神，令人感佩，其意义是深远的。

　　此时，苏轼正式开始了学术思想的酵化、撰述。注疏经典，阐发自己的思想，是古代学人阐述自己思想的主要方式，苏洵晚年研究《周易》，欲作《易传》，未能完成。在黄州，苏轼继承父志，精研《周易》，写成《苏氏易传》九卷，又作《论语说》五卷，并且开始研究《尚书》，撰写《书传》，致力于学术思想的养成。苏轼清醒地认识到，即使被投闲置散，“未忘为国家虑也”，作为士人，“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际”，即使遭遇坎坷，不为世用，只要是为了国家民生，便应奋不顾身，而不计个人之祸福得失。由此，苏轼形成了自成一家的学术思想，并成为宋代“蜀学”的核心人物，与当时的主流学术流派分庭抗礼，卓然名家。

　　苏轼对前程之充满危机自有深虑，然而生性旷达，乐观向上，有操守，绝不曲学阿世、谄谀以邀福。苏轼泛爱天下士，广交游，平等待人，曾经说过：“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他天性善良，几乎从不怀疑他人，也曾反省：“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处于逆境中的苏轼，更易于发现、赞赏旷达、美好的心灵。董毅夫新娶柳氏，三日而罢官，柳氏却毫不介意，甘苦与共。苏轼感慨之余，作《满江红》赠之。王定国受苏轼牵累贬居广南三年，北归时拜谒苏轼，随行的有王定国的侍妾宇文氏。宇文氏世居汴京，于妙龄到广南，历经烟瘴风雨，备尝艰辛，却并不以为苦，还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令苏轼颇为动容，遂作《定风波》一词，谓佳人相伴，“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化庸常为神奇

　　生活是庸熟平常的，苏轼却能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生活，以其灵心睿智发现琐屑生活中的美。

　　黄州山川形胜，风景殊绝，耽玩游赏，乃排遣精神苦闷、锻炼身心之良方。苏轼春夜行蕲水中，春风拂面，微有寒意，过酒家，酒味虽薄，却不觉微醉，遂乘月而归，行至一溪桥，睡意渐浓，解鞍纵马，曲肱醉卧，酣眠于芳草中。及觉，天晓，春莺啼鸣，花香沁人，乱山攒拥，流水淙淙，恍如仙境。苏轼为美景所陶醉，遂作《西江月》一词，题写于桥柱之上：“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蹋碎琼瑶。解鞍攲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黄州城西北江滨有一赤壁矶，虽非三国时赤壁大战之地，但自唐以来的诗文已经有意无意地将这两个地方混为一谈了。年过半百的苏轼与友多次游历此地，感慨于滚滚东流的江水、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三篇作品，使得黄州赤壁从此进入了中国文化史，具有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永恒的艺术魅力，如今被称为东坡赤壁。

　　在黄州，除了地方官等必须来往的人之外，苏轼交往的不外青年学子、市井百姓。当苏轼前往武昌，为长江风涛所隔，不能即归时，在武昌的蜀人王生杀鸡做黄粱饭，热情招待，苏轼流连数日他也不厌烦。潘生在樊口开一小酒店，酒味颇佳，苏轼径自乘小舟前往，随时都可受到殷勤款待。岐亭监酒胡定之有万卷书，喜欢借给别人看，苏轼亦常常前往借书。黄州有几位小吏，家中皆善做菜，滋味鲜美别致，常常邀请苏轼做客品尝。苏轼赴何秀才家宴，吃油果甚酥，问主人此何名？主人说未有名字，苏轼遂称之为“为甚酥”。

　　麻桥人庞安常善医，不志于利，喜欢书画，一旦得到则喜不自胜。苏轼得眼疾，前往求治。庞安常耳聋，但颖悟绝人，以纸画字，寥寥数字，就可了解来客之意。苏轼戏言：“予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苏轼遂作书画以为酬谢。

　　苏轼努力将日常庸碌的生活风雅化，化庸常为神奇。他天生不善饮酒，少年时即“望见酒杯而醉”，在黄州时，虽然诗文中常常写饮酒，其实仅能尽兴饮几杯薄酒而已，并非李白式的“会须一饮三百杯”，而他竟然尝试着酿造蜜酒。

　　宋代，羊肉乃上品，价高且不易得，而猪肉则不入流品，士大夫往往不喜食。在黄州，羊肉尤其难得，而“猪牛麞鹿如土，鱼蟹不论钱”，贫穷困顿的苏轼买不起昂贵的羊肉，遂自创炮制猪肉的妙法：佐以乡野的调料，以文火慢炖，使之色香味俱佳，遂诞生了闻名遐迩的“东坡肘子”，流传至今，令人垂涎。

　　清代的李渔是位很注重生活享受的人，尤其好吃，是位美食家，他说自己有很多秘制的烹饪法，只在家中炮制、享受而已，做法既不示人，也不记录于书中，惧怕成为苏轼的后继者。李渔说食以人传，“东坡肉”、“东坡肘子”，乍一听，似乎不是猪肉，而是东坡之肉。东坡何罪，而割其肉，以饱啖千古馋人之腹哉？

　　元丰五年三月七日，一次普通的出行，路遇阵雨，没有雨具，同行者皆狼狈，苏轼却以竹杖芒鞋，缓步徐行在穿林打叶的阵雨中，放声吟啸，遂顺自然，无所畏惧。把一次偶然的风雨遭遇，升华到哲理的层面，而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一种经历风雨之后的淡定，是对未来永远充满希望的坚强信念。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思想、心态和坚韧的精神，即使有“人生几度新凉”，苏轼依然超越了自我，超越了时代，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