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兆万

　　2021年12月20日，由郑怀兴编剧、福建省莆仙戏鲤声剧团演出的《借新娘》在福州大戏院上演。这部莆仙戏是郑怀兴1989年创作的，早年曾被著名导演朱时凤搬至舞台演出，2021年在福建艺术节中，它再次亮相，在一众作品中脱颖而出，最终荣获多项一等奖。

　　郑怀兴在20世纪后期创作了四部喜剧作品，即《鸭子丑小传》《阿桂相亲记》《造桥记》与《借新娘》。其中《借新娘》一部少有人关注，但正所谓“小戏不小”，这部小戏自身所承载的内涵不容小觑。《借新娘》是一出轻松喜剧风格的平民戏，剧情相对简单，讲述的是误入歧途的青年赌徒郭小保，受老赌棍老赖的诱惑，于混迹赌场陷入穷途之后，为了骗取钱财，不顾羞耻，与老赖合伙演出了一出借“新娘”为姑母拜寿的丑剧。而新娘正是老赌棍的女儿赖莲儿，结局是郭小宝痛改前非与赖莲儿铸成婚姻，老赌棍奸计没有得逞，又赔上了自己的女儿。本是一出闹剧，但剧情环环紧扣，人物个性鲜明，结尾老赌徒突然转性，带领众赌徒改邪归正，在郭小宝和赖莲儿两人的婚礼中演出画上了句号。纵观全剧，可圈可点之处有三：一是剧中人物不落窠臼，并非单一性格，彰显人物的复杂性；二是情节铺排合理有序，简繁自然；三是在喜剧的基调下发人深省，贴近生活原型，赋予喜剧以深刻的警世意义，可谓雅俗兼具。

一、“借新娘”的渊源与改编

“借新娘”这个荒唐无厘头的故事源自清代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卷三第101则故事：

　　天津有邬三者，其父以沙船起家，死已久矣。邬三性嗜赌，遂耗其资，田园皆归他姓，唯屋犹在，与母共居之。……有博徒与之谋，假以衣冠使至其姑家求见，姑辞焉。……觅一青年之妓，饰以荆布，使伪为新妇也者。……此妓之父亦一博徒，因负人博进，暂以女为钱树子，今知邬有田有屋，即以女妻之。弄假成真，邬之谓于？[1]62

　　郑怀兴笔下的“郭小保”的原型便是“邬三”，但剧作家并未按照原文铺展开来，而是对其进行了艺术化的改编与创造。郭小保这一形象为赌徒且嗜赌，剧作家为其制造了特殊的戏剧情境，郭小保之所以好赌皆因赌徒老赖的引诱。众赌徒的形象在剧作家笔下以丑角的形式保留，他们的行为也被丑化且富有笑料。小保姑母与姑父的形象同时也保留了下来，戏份少却依然有血有肉，突出剧作家善于以戏写戏、捕捉细节的风格。员外安人这样的小角色形象在郑怀兴的笔下也是栩栩如生。

　　“借新娘”是这部戏的戏核，剧作家充分利用戏剧冲突来制造合理的场景，冷热交替，令人啼笑皆非的同时，有意输出警世思想。原故事“借新娘”所借新娘为妓女，与老赖并无瓜葛，郑怀兴将“莲儿”这一角色改写成了赌徒老赖的女儿，从烟花之地的风月女子变成良家少女，并赋予她善良、聪慧的性格特质，同时也凸显了郑怀兴高雅的剧作品质。这样一来，剧情合理的同时，戏剧的张力更强，演员可发挥的空间也增多。郭小保最后与赌徒女儿弄假成真，结成夫妻，喜剧与讽刺意味十足。三人野外赶驴的一场戏体现了莆仙戏独有的做工，这部优秀剧作的形成，反映了剧作家扎根基层、深谙舞台之道，同时也与莆仙戏的独特艺术魅力是分不开的。

　　剧中小人物与女性形象性格鲜明，其角色设定其实是有迹可循的。首先是剧作家的个人动机，在郑怀兴的笔下，女性多为光彩照人的善良形象，她们散发着人性最本真的光辉。如《晋宫寒月》中的骊姬、《上官婉儿》中的婉儿、《红豆祭》中的柳如是等等。甚至是小人物，各行各业的女性人物在郑怀兴的笔下都是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其次，郑怀兴的喜剧不是置之高阁的案牍之作，他是出身基层、了解观众的剧作家。作为出生于福建这个戏曲大省的莆田人，莆仙戏从小便植根于他的心中，虽然他没有想到自己要靠戏剧这条路谋生，但他大半辈子与戏曲结缘，实际上他所受的戏曲文化熏陶是一直以来就存在的。他看戏，莆仙戏很多经典剧目他都看过；他写戏，有一块实验的“田地”——仙游县鲤声剧团来“耕耘”，所以他喜剧中的桥段通俗易懂又雅俗兼具，因为他与剧团、剧场是同呼吸共成长的。

　　同时，郑怀兴的剧作除了具有个人风格外，还从中国传统文化，如传统莆仙戏、古代戏曲话本小说等 中汲取养料。剧作家在改编与创作的同时，赋予角色以不同的人生体验与人格品质。如作品《遗珠记》是根据其“文革”时期独特的经历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所作，《新亭泪》则是根据传统折子戏《咬脐打猎》与《晋书》《世说新语》等中的史料而创作，《叶李娘》是从传统折子戏改编而来。郑怀兴在每部剧作中都注入他独特的人生观照与思考，也正因如此，形成了他具有文人风骨、雅俗共赏的独特的戏剧风格。

二、“骗局”与“巧合”下的喜剧性

所谓“骗局”，其实就是郑怀兴口中的“设局”，“骗子为了引诱人上当受骗，必须设下一个使受骗对象容易上当的圈套。而编剧为了戏好看，必须为所要写的题材找到一个最能出戏剧效果的形式”[2]26。那么这一形式在《借新娘》这部戏中就是郭小保为了“骗财”而假装婚配这一内容，在编剧的同时，郑怀兴将女主角的身份设置成为赌徒老赖的女儿，这就制造了“巧合”，层层“巧合”方能制造异常的喜剧效果。

　　且看戏一开场，郭小保在老赖等众赌徒的圈套下已然输个精光，没有什么财产可再赌，甚至赌红了眼后要拿自己头颅做赌注，这时老赖提出“借新娘”这一局，这既是老赖设的局，同样也是剧作家设的局。好戏就此开场，剧本为郭小保设定的新娘是老赖的女儿。老赖本打算从中大捞一笔，因为小保有一个“分店遍天下，良田置万顷”的姑父，且姑母本就记挂娘家，只因小保染上赌习才与之疏远，如小保浪子回头，又娶一美娇妻，姑父姑母必定欢喜，他们一欢喜就必定有无数金银财宝的赏赐，那么老赖可好从中大赚一笔，因为有这等美事，老赖才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儿。观众可能会好奇他怎么舍得？在老赖与女儿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得知，莲儿的母亲、老赖的媳妇早已被其做了赌注发卖了，这也就说得通了，从而也使得老赖这一赌徒奸诈、嗜赌的脾性更喜剧化地表现出来，可谓环环相扣，精彩连台。

　　事实上《借新娘》的喜剧艺术同样是剧中人被蒙在鼓里而观众门儿清的艺术，这样的戏剧效果与形成的反差是令人发笑的。关于“巧合”，剧中末尾处，老赖不放心自己女儿与小保，害怕两人弄假成真，生米煮成熟饭，于是在窗户旁边偷听、见小保姑父母过来欲逃走、因梯子被撤走而无奈四处躲藏、最后躲在屏风后等这一系列戏剧动作的发生，将这一丑角的猥琐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同时出现的还有四个赌徒的插科打诨、方言快板式的台词，既活跃了气氛，又增加了喜感。而这一类戏剧动作也是戏曲舞台上，特别是喜剧舞台上常见的方式。借用“偷听”“重复”“插科打诨”等形式制造戏剧情境，达到令人发笑的效果，通过喜剧的表现形式来讽刺这类人人性的贪婪与欲望是最辛辣合理的表达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郑怀兴在编剧的同时，不是赤裸裸地批判，而是点到而为止，在设局与结构剧情的同时，“经得起观众回家后仔细回味，反复推敲”[2]27。这样一来，使得剧情连贯性的喜剧意义大于对人物的批判效果，给予观众以轻松舒适的观剧体验。

三、“雅俗兼容”的戏曲文本创作

戏曲理论家李渔在其《闲情偶寄》的《词曲部》中关于插科打诨有这样的说法：“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3]他在强调语言雅俗之间的关系，同时认为如果处理不好语言上雅与俗的关系，即便是剧作家文笔和情节再好，也不会受到欢迎，“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可见，剧本创作，特别是喜剧语言的融构，更需要仔细斟酌。然而，郑怀兴的喜剧作品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借新娘》整个剧本最大的特点就是“接地气”，是雅中有俗的艺术，如赖莲儿唱词“恰似冰天一孤鸿……孤雁回归暖烘烘”，前者“冰天”“孤鸿”颇见文采，后面“暖烘烘”回归生活化、日常化。此类唱词在郑怀兴的剧中还多有体现，力求做到文人写戏百姓爱看。郑怀兴一直以来的编剧风格都是属于士人阶层的雅文学艺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一个起点较高的受众群体下自然而然形成的语言风格，而这个起点就是在传统“莆仙戏”语境下形成的，所以他大多的剧本唱词是具有诗意的、语言是优美的。但是《借新娘》这部喜剧作品，包括郑怀兴的其他喜剧作品给人感觉是“本色当行”，语言上是雅俗兼具的，同样也是他长期受到基层剧团和观众的鞭策，且长期工作于基层所带来的影响。比如，众赌徒上来对小保姑父、姑母就叫“财主公、财主妈”，以及安童插科打诨的语言“吃饱没事干，夫妻就开战；吵吵闹闹，白头到老”，都可见他的“功力”深厚。一个剧作家创作水平高低往往在于其塑造的角色的人格与张力，“小人物见端倪”便是这个道理。郑怀兴曾谈论到翁偶虹创作的京剧《锁麟囊》的戏曲文本，年轻时读觉得通俗浅白，后来便有此评价：“这个剧本寄情趣于白描，寓哲理于平淡，非阅尽沧桑，参透人生，又深谙戏曲三昧者，绝对写不出这等貌似大俗，实为大雅的好文字来。”这正是作者对雅与俗最真切的理解，也是艺术创作中对艺术家要结合自身社会经验和人生经历进行创作的要求与准则。

　　雅与俗在戏曲舞台上还体现在动作性、戏剧性上。就动作性来讲，第四场“骑驴”这场戏也是兼顾雅与俗。亚里士多德认为：“喜剧是一种轻松的、不重要的行为的模仿，人们借此以引起笑声。”[4]157在具体的舞台呈现上，用一个演员拿着纸扎的驴头上场充当驴来制造笑料，剧作家在这场戏的唱词艺术中将演员的唱功和做工发挥到了极致。就戏剧性而言，小保在牵驴的同时与赖莲儿发生口角，两者在你来我往制造笑料的同时萌发情愫，小保并趁机告诉赖莲儿真相，将爱情线与剧情发展线勾连了起来。

　　就人物刻画来讲，同样是有雅有俗，在《借新娘》这部戏中，员外安人可谓雅，他们是善良的存在。在戏曲作品中，这类大善人形象是屡见不鲜的，他们其实也满足了当时看戏的大众阶层自身的求富心理。剧中对人物细节的刻画也是剧作家的细心之处，员外安人吵架，安人假意离家出走，实则藏身柜中，丰富了安人的俏皮形象，让观众感觉在情理之中。众赌徒如跳梁小丑般在剧中充当着俗的功用，而郭小保与赖莲儿的人物介于雅俗之间以突出两人性格的多样化，极大地丰富了人物的表演空间。在上演之后，郑怀兴就说：“题材有大有小，风格有雅有俗。不一定大一定压过小，俗必然输于雅，而是看笔下的小是不是充满了生机，俗是不是接了地气？”[5]51-52而《借新娘》这部小戏剧本的创作，也确实如郑怀兴所言“以小胜大，俗中见雅”，故事情节虽小，但剧情紧凑；人物虽小，性格却丰富；篇幅虽小，寓意却深刻。

四、欢乐背后的“善恶观”及“警世”寓意

一部好的喜剧作品常常是发人深省的，同时也能反映出剧作家自身的修养与品格。马建华认为：“郑怀兴的喜剧显示了作家探索思考的独特性、深刻性和广泛性，并且隐藏着一股忧郁感和悲剧意味。”[6]114笔者认为这种“忧郁与悲剧感”是剧作家对时代与社会独有的思考，并将这种思考通过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郑怀兴曾在20世纪80年代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指出：“为了发财致富，有些人不择手段，诈骗、造假，社会上对靠不正当途径致富的人不但没有谴责，反而羡慕。勤劳、朴实、守本份而富不起来的人遭到人们的歧视、嘲笑。”于是，他写下了《鸭子丑小传》《借新娘》等类喜剧，来讽刺当时社会的不正风气与人性善良面的缺失。《借新娘》则更具规劝意义与警世意义，是荒唐小戏却富有哲理，即便是放到当下也依然具有教育意义，它通过喜剧的形式劝导人们远离赌博、放弃空想与投机取巧的路径，应该向好向善，脚踏实地。郑怀兴自己也说：“《借新娘》是个通俗喜剧，有点劝善喻世、寓教于乐的意思。”《借新娘》借助戏剧形式寓教于乐，也确实做到了“教”与“乐”的辩证统一。这部戏在上演初期，就颇受观众欢迎，最早是由度尾民间职业剧团排演，刚一上演，就连演百场不衰。布莱希特曾说，“使人获得娱乐，从来就是戏剧的使命”，并提出“一切事物和一切过程都上升为生活的艺术和生活的快乐，一切艺术都是为了一种最伟大的艺术，即生活的艺术”这一观点。反观郑怀兴的戏剧，又何尝不是“生活的艺术”的真实写照。[7]8《借新娘》这部戏剧虽然是部劝世剧，却并不是迂腐地、教条般地让观众被迫接受，而是靠“生活的艺术”的魅力，整部剧的生活气息与艺术真实相结合，削弱了教的价值，赋予了喜剧的效果。

　　古典戏曲通常以大团圆的方式结局，《借新娘》这部剧亦是如此，其背后的缘由是郑怀兴人格品质凸显的一大印证。剧作最后老赖作为全剧的最大反派却没被其置于死地，而是像小保一样迷途知返，看似突兀，性格转变如此之快，实则是剧作家仁爱之心与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期待。老赖从梯子上摔下本该一死了之，可在剧作家心里，此类身染恶习之人是时代造就的，郑怀兴在戏谑同时依然对其抱有同情与怜悯之心。社会风气的转变也绝不是斩草除根，这一结局也是剧作家在当时对理想社会的期待。通过老赖一角，我们可以了解到郑怀兴的文人风骨和仁爱品格。“务存忠厚之心，勿为残毒之事”[3]，郑怀兴借助喜剧结局冲淡了时代的恶习与风气，同时也在践行着“忠厚之心”的创作风格，使角色独具郑怀兴的特点。在他的历史剧中，所塑造的角色也颇具此类性格与风范，如《青藤狂士》中徐渭这一形象，既有当时代的文人风骨又有其狂傲的个性特征，但总体人物性格却脱离不开“忠厚”两字。郑怀兴戏剧中的人物富有胸怀天下的“仁爱之心”，这类人格的塑造既是角色的形象特征，也是其自身秉持的编剧理念，更是他自身的人格特征，正因为如此，人物才能更富有能量，更深入人心。

五、结语

《借新娘》这部小戏传达出文人剧作家郑怀兴贴近基层、心怀百姓的创作理念，这部喜剧场场爆满，深受观众喜爱。反观这部小戏创作的背后，是剧作家郑怀兴坚守剧坛、笔耕不辍的努力与胸怀天下的风骨和处世淡然的人生态度的支撑，才能经得住风霜和岁月的打磨。郑老凭借着对生活独特的体验与思考，创造出一批批深入人心的角色，戏剧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戏剧从业者首当其冲应当具备此种优秀品质，才能塑造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精品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