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 汉：《丙申春登戏马台》这首七律，是2016 年春天，徐州诗词学会的诗友要我去诗词交流时，游览戏马台以后写的。全诗是：
两千年后又春风，我下天山指顾中。
逐鹿已亡秦二世，沐猴遗笑楚重瞳。
鸿门宴失机心浅，戏马台留幻梦空。
啼鸟也知如许恨，林间叫破夕阳红。
这首诗由马来西亚邓莉璇女史谱曲，陈泳錥先生演唱，“小楼听雨诗刊”的“诗乐影像”在2020 年12 月播出，并有彭宪、姚海宁、龚霖等诗友的点评。摘录数句，也省得我道其本事了：“一个远在马来西亚，一个远在美丽的新疆，虽然他们不曾见面，是诗和音乐成为他们联系的纽带。”“大约过了半年，谱曲编曲工作基本完成，MV 也做了精心的设计。然后请了声线上适合此曲意境的歌手进行演唱录音。”“很难想象南洋华人邓莉璇女士和陈泳錥先生，能对中华传统文化把握得如此恰到好处。”“《海上清音》平台上甫一推出，即是刷屏的节奏。点击量在清音上创造了新高，并在评论区收获极佳的留言。《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随即以视频弹幕的形式也发布了此曲。值此《小楼听雨》诗词平台即将以‘诗乐影像’栏目正式发布此曲时，以多人点评的形式大力推介此佳作。”
点评者对此诗多有谬奖。感谢他们，感谢为此曲点评的五洲四海的诗友们！我把这些话说出来，就算我“老王卖瓜”吧！
我们今天创作的诗、词、散曲，一般来说，都是不能歌唱的“徒诗”。如果重新谱上曲子，就像当年音乐家给毛主席的诗词谱上曲子一样，不但专业演员能唱，我们普通群众也能唱，那传播的速度肯定加快。
马来西亚邓莉璇女史除了给这首《丙申春登戏马台》谱上曲子，我的一首《临江仙·听友人弹筝》也是由她谱曲，郑莉洁女史演唱，效果也很好。邓莉璇女史，曾给中国多位诗人词家的作品谱曲，如杨逸明、龚霖、鲍淡如等人的作品，她都曾谱曲，其中以杨逸明的诗词居多。我经常看到作曲家赵小也给山西诗人李玉平的诗词谱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14 年，中华诗词学会音乐委员会出版了一本《中华诗词歌曲集》，所选诗词均为古今精品之作，但主要是今人的作品。该曲集可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将传统的诗词插上音乐翅膀，将无声的文本诉诸音乐的舞台。所谱乐曲颇具艺术性，与原作相得益彰。
我没有见到、听到的当代作曲家给当代诗人的作品谱曲，应当还有很多很多。
邢建建：星汉老师，听说您老家是山东的？
星 汉：是的，山东东阿，就是出阿胶的地方。
邢建建：真是有缘，这么说来，咱还是老乡。我也是山东人，山东潍坊。您是新疆诗词学会会长，定居新疆很久了吧。
星 汉：哦，我12 岁到的新疆，以新疆为基点的生活，到现在已经62 年了。这一辈子也不会离开了，也不想离开了。
邢建建：新疆是个神奇的地方，以天山为界可分为北疆和南疆。听说，北疆风光美，南疆人文奇。以诗词来说，有两个总也绕不开的话题，一个是边塞，一个是丝路，这两者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都是时代的产物，也可以说是时代的缩影，那么当今“新边塞”“新丝路”又是什么样的呢？诗词又该如何在这两点上突出，甚至突破呢？
星 汉：山水画一代宗师黄宾虹先生说：“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我很赞同这句话。应当说，天山南北的风光都很美，只是由于气候和其他一些因素，显现出不同的风格而已。大家耳熟能详的歌词有“我们新疆好地方”“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就是明证。
你说的“丝路”，就是“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新世纪丝绸之路”，简称“新丝路”，也称为“一带一路”。“新丝路”的题目就大了，我想就“新边塞诗”谈谈我的看法。
在当代诗坛上，新诗和传统诗词都有“新边塞诗”的提法。新诗和传统诗词的边塞诗创作，都曾取得过可喜的成绩。但我认为“新边塞诗”在题材内容上对古代边塞诗的继承有限。新诗的“新边塞诗派”渐趋式微，传统诗词亦难形成“新边塞诗派”，故而“新边塞诗”的提法不宜继续下去。
边塞诗论者，有广义的边塞诗和狭义的边塞诗两种意见：前者把凡是写边疆的诗都叫作边塞诗，后者则以唐代边塞诗为基准，多指西北地区的诗歌。边塞诗派是指盛唐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诗派。唐代的边塞诗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影响和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是不能抹杀的，但是其负面影响也不容低估。我在新疆生活60 余年，曾涉足西域诗的研究，此处便以边塞诗中的西域诗来讨论问题。西域诗的古代作者可分为“躬践斯土”和“未临其地”两类。唐代边塞诗作者其负面影响在于：“躬践斯土”者多是通过夸张，渲染一种悲凉的情怀；“未临其地”者多是通过想象，找到一种诗意的感觉。在诗作中，他们有时把西域神秘化，甚至妖魔化。岑参到过西域，属“躬践斯土”类。李颀属于“未临其地”类。岑参边塞诗的过度夸张，对后世影响颇大。李颀的诗作，似乎成了一种模式，后人多有效仿。“躬践斯土”者所渲染的悲凉，意在说明出塞求仕之不易，其目的在于“自我表扬”；“未临其地”者，受到时代的感染，其结果在于“重在参与”。
西域距内地之遥远，古代的人进入西域要花费大量时日。道光年间，林则徐谪戍伊犁，从西安到伊犁惠远城就走了122天。岑参《过碛》：“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孤独寂寞，无过于此。正因为如此，古代人对于离别倍加珍惜。因为生离，说不定就是死别。“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在交通、通讯现代化之前，这种诗句自然会打动离别的亲友。
今天交通、通讯的方便，拉近了人们感情的距离。以北京到乌鲁木齐而论，飞机、火车来去方便，普通百姓都付得起路费。
时代在前进，一切都在变化。当代“躬践斯土”者，切不可戴着古人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今天新疆的风情风物。当今新疆的各少数民族，和时代潮流同步，服饰非常时髦。牧区、农村的房舍大都宽敞明亮，冬天再无人入住“穹庐”，今天的乌鲁木齐和内地大城市一样，到处高楼林立。有些当代传统诗词的作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心态，对于现代化的城市、现代化的农村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动辄“羌笛”，动辄“胡旋舞”，动辄“大漠风烟”，食古不化，颇显滑稽。因为缺少新的时代气息，新的社会节奏，新的思想意象，新的艺术手法，所以在诗歌创作中，诗多而无益。
当代传统诗词创作，接受前代边塞诗负面影响者大有人在。有些当代“躬践斯土”者不管时代的变化，不切实际地宣扬边疆的荒凉。由此尚妄想超越前人，那只是“梦呓”罢了；“未临其地”者，但凭耳食就摇笔作诗，成章后也只能是“梦游”之类。
要我说，与其借尸还魂，不如脱胎换骨，可根据其题材、地域等特点，在全国范围内，不妨用“关东诗派”“天山诗派”“军旅诗派”“军垦诗派”等名称呼之。
邢建建：经星汉老师这么一说，真是受益匪浅，是的，想象得再好不如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下。诗词写作种类繁多，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创作之中，因此我一直有一个疑问，诗词创作难道是要天天写，遇到节日写节日，遇到事件写事件，如同日记一样，不管其他必须先写好一首或数首诗词才可以。请问星汉老师，诗词的创作真的应该是这样吗？还有就是唱和及步韵、依韵、用韵等来创作诗词，不管天南地北，都要跨越千里、万里来唱和一首。
星 汉：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不宜用诗词写日记。刘熙载《艺概》谓：“无岁无诗，乃至无日无诗者，意欲何明？”就是不赞成诗词“如同日记一样”。在文学史上，著名的大诗人、大词人留下来的诗词数量并不一定很多。李白一生也就是千把首，杜甫留下来大约1500 首，苏轼的词是350 余首，辛弃疾今存词629 首。辛词数量为宋人词之冠。李清照存词60余首。唐朝的王之涣在《全唐诗》里仅存6 首，其中2 首脍炙人口，那就是《登鹳雀楼》和《凉州词》。
我国写诗最多的人是清代的乾隆皇帝，总数为34160 余首。但是，乾隆的诗却没有一首被后人记住或传诵！有的诗友不分主次天天写，突出数量，忽视质量，以发表过多少诗词为荣。这样的作品当然不会成为精品。这就好比把一瓶好好的果汁，掺上白水，最后弄得没有味道了。
我们在诗词刊物上，见到诗、词、散曲，多有唱和现象。而唱和又多是步韵的，就是用他人的诗、词、散曲的韵脚的原字及其先后次第来写。清代吴乔的《答万季野诗问》说，步韵作诗，就像两个人打架，先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不能自由发挥。我赞同这种说法。因为步韵毕竟束缚思想，故而在诗词创作中不应提倡。例如苏轼把陶渊明所存100多首诗全部步韵一遍，应是东坡对陶诗的推崇和自己被贬后回避文字风险的无奈。后来朱熹说：“渊明之诗所以为高，正为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来。东坡乃篇篇句句依韵而和之，虽其才高似不费力，然已失自然之趣。”我觉得，步韵这种形式，偶尔为之倒也罢了，但是提倡这种风气，那实在是不应该的。
邢建建：一瓶好好的果汁，掺上白水，这个比喻实在是恰当。一首好的诗词是有灵魂的，每个读者读来都会有不同的见解与感触。关于诗词是否应该加注也是众说不一，星汉老师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星 汉：您说的“加注”，应当是“自注”。我以为，一首诗词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如果注释过多，会影响诗词完整性，甚至给读者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少量加注，倒也无妨。但是大量加注，或加长注，似不可取。那样会喧宾夺主，破坏了诗词的整体艺术。
先秦诗歌，没有自注，《诗经》、楚辞，都是如此。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当时都能“唱”。后来的宋词、元曲，也是同理。演唱者总不能在表演时停下来，说明歌词中的某个词语的意思。相声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扮演萧何的侯耀文摘掉髯口，解释“角书，就是那介绍信”，也只是相声逗乐。
一旦诗歌不能唱了，主要是用眼睛“看”，而不是用耳朵“听”，最后成了案头文学，自注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古代诗词中有自注，古人较长的自注也有，如苏轼《壬寅二月，……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一诗。这首诗是88字的长题，在这里，我们就省略了。这首诗有500字的正文，句后注10 处，一共471 字，最长的一处是190 字。写这首诗的目的，苏轼在诗题的最后一句说得明白，就是“凡所经历者寄子由”。这首诗是26 岁的苏轼的“日记”。苏轼当官不久，首次“出差”，用诗的方式把所见所闻告诉弟弟苏辙，当时的苏轼恐怕无意将此诗“发表”。只用诗的正文就缺少了纪实性，大量加注可以使苏辙看得更明白。严格地说，这是“韵文”，不是真正的“诗”。
原生态的词，是唱给人听的，理论上是不可能加注的。但是到后来失去曲谱，诗词合流，词也只是长短句的“徒诗”，只能“看”，不能唱，词人加注，也在情理之中。
我以为，如果删去自注并不影响诗意的完整，那就要考虑这个自注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删去自注就不知诗意所云，那就要考虑这首诗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前面的《丙申春登戏马台》这首七律，没有序文，也没有说明戏马台在什么地方。读者如果真想读懂这首诗，“戏马台”一词，在手机上一查便知，故而无须自注。时代不同了，自注的内容，也应当有所改变。至于“逐鹿”“沐猴”“楚重瞳”“鸿门宴”诸词，一是手机上可查，不必注出；二是如果没有读过《项羽本纪》或是没有看过楚霸王的电影、戏剧，就是注释了，有些读者还是看不懂。诗词用语，最好通俗，使作者和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情感交流，但是也不能要求作者每首诗都能“老妪能解”。
我看到刊物上，有些诗友的诗词自注过长，有的自注超过正文，甚至几倍，似乎没有必要。更有甚者，有些诗友用了一些生僻的字和词，再给这些字和词，注上音然后加以解释，颇感滑稽。汉语同义词、近义词甚夥，换个字词就能解决嘛！还有些诗友，在没有约定俗成的情况下自造词语，然后再加注释，也是不可取的。如果在作品中用一些冷僻的词语或是典故，而后再加自注，我以为这种做法，要么是在炫耀自己的才学，要么是在轻视读者的智商。
邢建建：星汉老师说得非常到位，近年来，虽说掀起了一波波诗词热、国学热，但诗词的时代依然是属于唐宋的，诗词的恒久魅力已无法超越，真的是这样吗？知文德武功，盖因时而并用。诗词是否也应有变，怎样的创新才能让大众认可呢？
星 汉：“诗词热”当然是好事儿。但是，只是背诵古代的诗词，那还远远不够。应当让热爱诗词的人们拿起笔来，去讴歌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有人说，全国的诗词创作者，每年就能创作出一个《全唐诗》数目的诗作。这么多的作者，这样大的数量，创作出来不可能都是精品。从文学史上看，诗词创作总有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唐诗宋词经过自然淘汰，余下的《全唐诗》和今人的辑佚，也就是5万多首。《全宋词》和《全宋词补辑》也就是2万多首。当今热爱诗词的人，所背诵的篇目大多没有超出《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和今人《唐诗选》《宋词选》等选本。这些选本都是唐诗宋词的精华。
有人问：“当今的诗词创作能和唐诗宋词比吗？”我说：“不能。”我说的“不能”，不是说比不过，而是没有可比性。如果硬要比，那就是“关公战秦琼”。又有人问：“当今的诗词创作，能出现李杜苏辛一类的人物吗？”我说：“不能。”我说的“不能”，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语）。从周秦至明清，其社会制度、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科学技术，变化不大；而当今的中国，与以往相比，其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今天的诗词作者，可以模仿古人，写出类似的诗句，但是，古人却不可能有我们今天诗词创作的环境、襟怀和高度。
当今的读者，不能在不了解当今诗词创作的情况下，就以为它不好。“以不知为不佳”，是很荒唐的。我们也不能随便拿出今人的一首诗词去和《唐诗三百首》《宋词选》上的诗词比。我坚信，今天的诗词，过上若干年，经过自然淘汰，经过后人的选录，肯定会有脍炙人口的佳作。古人的诗词作品，不是每首都是精华。启功先生说：“江河水挟泥沙下，太白遗章读莫全。”（《论诗绝句》）李白的诗作，尚且如此，遑论他人！那么，用《唐诗三百首》《宋词选》的水平，要求古人的所有作品和今人创作的一般诗词作品，那就是苛求。
有的诗友说：“当代诗词创作数量空前，出现了不少佳作，但大多诗作显得平庸。”这很正常！如果“大多诗作”是“佳作”，那倒是不正常了。还有的诗友说：“当今的传统诗词创作，有高原，无高峰。”这话不对！你站在阴暗的山沟里，当然看不到高峰，你如果坐在飞机上往下看，不但会看到高原，还会看到许许多多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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