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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理相互为用与诗中之人生哲学

时间:2023/11/9 作者: 心潮诗词评论 热度: 13664
陈友康

  诗与理的关系是诗学基本问题之一,本人曾撰《校正诗歌观偏弊 确认“诗明理”之正当性》(《心潮诗词》2019 年第6 期)一文,其中说:“诗与理的关系,实质上是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二者当然有很大不同,但也有交叉重叠之处:它们都以自然、社会和人生为关注对象,重视形而上之道,重视超越性,以省察事物的核心为天职。它们的终极目的都是提升人的生命境界、生存质量和幸福感。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文学和哲学就是‘省察人生’的方式,‘理’则是省察的结果。哲学是爱智之学,诗也是智慧和情感的结晶,它们让人美好和聪明。”“二者在观照世界的方式上确实有显著区别,但终极目的殊途同归,就是如何理解、安放人生。”我把这概括为“诗与理的同源性和归宿的一致性”。我对诗理关系的基本观点此文已作了系统论述,难再有新意。本文采用诗理互证的方式,选择微观角度,阐述二者的关系,以深化对诗理关系的认识。

  理要通过诗表达和传播,诗要表现理而深刻。海德格尔深入思考“思”与“诗”的关系,强调“思诗合一”,明确提出“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的命题,指出:“歌唱与思想同源,都是诗的近邻。它们出自存在,通达存在之真理。”①海德格尔:《从思想的经验而来》,转引自孙周兴《“诗人哲学家”海德格尔:走你孤独之路,去担当缺席和追问》,《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思想”就是“理”,“通达真理”就要表达真理。又说:“诗的本质是真理之创建”。①海德格尔:《从思想的经验而来》,转引自孙周兴《“诗人哲学家”海德格尔:走你孤独之路,去担当缺席和追问》,《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诗理互证是基于诗理相通、诗理互渗的实际,考察理对诗的渗透及在诗中的呈现,诗对理的感悟、体认、演绎和表达。具体做法是,先介绍古人人生哲学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再以诗歌文本印证,二者打通,找出其相互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二者相互为用,相辅相成,关系密切。

  理的范围很广,这里主要就人生哲学观察。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意志与情感、思想与行动,以及生死、善恶、真伪、愚巧、穷达、顺逆等人生重大问题上,诗人们都进行了深入思考、追问,表现于诗词,就形成诗词的思想深度、情感纯度和精神高度。

一、学道与观物

澄怀观道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命题,即以澄明、虚静的心灵观察景物,从景物中觉悟自然之道、人生之道。宗炳《画山水序》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王羲之《兰亭诗》六首是著名的玄言诗,其三云: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写春天万物生机勃勃,仰望天空蔚蓝,俯视河中水流清澈,无边无际的景观都是那么寥廓爽朗,让人心情舒畅。这是写景,也包含言情。同时诗人还进行哲学思考,探寻自然之理和人生之理。一是万物皆有其理。“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进入眼中的所有景观都呈现其自然之理,这种理就是万物遂其性而自由生长,显示其旺盛生命力,“美是自由的象征”,所以很美。自然因呈现其内在生命力而美是中国先贤普遍性的认知。《二程遗书》卷三说:“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又《宋元学案·明道学案下》:“明道(程颢)书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劝之芟,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二是自然有其伟大力量和宽广胸怀,创造万物,一视同仁:“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三是诗人对待自然也要有宽广的胸怀、尊重的态度。“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意为自然景物参差不齐,各有特点,但在诗人眼里都是清新美丽的。这固然有客观景物自身美的属性,也跟诗人对待自然的态度有关。只有厚德载物,才能对自然不加分别歧视,而发现和享用其美。

  玄言诗最显著的特点是以诗言理,诗理融通。此诗既有形而下的具体物象之描写,又有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揭示自然的规律,又与人生打通,启示人们如何享用自然美。由于诗人心胸广大,有发现美的眼睛,所以他感到快乐。此即《兰亭集序》所说:“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沈德潜《古诗源》卷八评曰:“不独序佳,诗亦清超越俗。‘寓目理自陈’‘适我无非新’,非学道有得者,不能言也。”

二、自强不息与诗人志业

《周易·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儒者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要义。真正的儒者是有信仰、理想、节操、担当的思想者和知识人,代表中国传统社会的正向价值。“士人事业在性分,志愿在苍生,尽纲常,宏利济,体用醇备,斯称儒者。”(《新纂云南通志·苏霖渤传》)自强不息就是要努力进取,有所作为,奉献国家,造福生民,完成人格。

  清初云南诗人赵士麟,康熙甲辰(1664)进士,历官浙江、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吏部左侍郎等。清正廉洁,功业卓著。大诗人王士祯说他“德业文章,昭布天壤,千载下尚奕奕有生气”(徐文驹《吏部左侍郎赵先生士麟行状》,《滇南碑传集》卷十三)。他为政风流,诗亦一代名家,博大凝厚,典重精纯,非同凡响,“别具宝光,辉耀天壤”。著述编为《读书堂全集》。其《书怀》(《云南丛书》本《滇南诗略》卷一五)云:

  朱丝虽可绣,不如布帛完。芳兰虽可佩,不如松柏坚。君子志远大,往往图其难。才猷不轻试,含光外暗然。处则习俗厚,出则宗社安。

  这是一首咏怀诗,也是励志诗,是赵士麟年轻时写的。表示君子不应追求虚名,而要追求高尚、坚强和务实;为人要低调,才学和谋略要出众,内含光华,但是不轻浮;要志向远大,追求挑战性的事业,居家要以身作则,教训化育,使民风淳朴;出仕则要勇于担当,治国安邦。反映真儒的人生观。赵士麟就是这样做的,如范仕义《敬一书院谒赵玉峰先生像》所说“自是伟人多干济,独留清德配湖山”。袁文揆评曰:“先生一生学问事功,胥于此诗见之。”(《滇南诗略》卷一五)它是赵士麟一生写照,对所有人也有很强的引领作用。“处则习俗厚,出则宗社安”是大作为人语。

三、天下之大本与为人之诚实不欺

正心诚意,是儒家加强道德修养,以治国平天下的关键。《中庸》说:“唯天下至诚,方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为人要真诚坦荡,不自欺,更不欺人欺世。杨炳锃《戒欺》(《云南丛书》本《滇诗丛录》卷四五)说:“心与天地通,天地只一理。问心求所安,于理得其是。是非明于心,较然知所止。”指出天地是诚恳不欺的,人也不能弄虚作假,打通人心与天地,赋予“诚”神圣性。“诚”是人的本质规定性,虚伪是对人性的戕害。人诚实不欺,顺乎天理,与天地合德,就能表里一致,心灵安宁。厚德载物,就是富于仁爱,心胸宽广,不狭隘,不矫激;尊重生命,爱人如己,善待自然。

  昆明人傅应台,清乾隆辛卯(1771)举人,诗风遒劲,佳作迭出。王绍仁云:“符庵先生名重一时,所为五七言,字句力追三唐,不愧作家。”《魏武疑冢》(《滇南诗略》卷四一)有序:“在彰德城外讲武场及漳河左右,平冈土陇皆有之,累累相属,或云七十二处。匆匆过去,不暇细详也。”诗云:

  生如鬼蜮死不异,疑冢累累七十二。清漳今古从东流,日夜淘洗奸雄气。疑生疑死疑传疑,老瞒有魄果何寄?我闻楚平昔亦然,孽怨已深虑废弃。一朝势尽仇雠来,涸水掘尸腹刃剔。其谋若智乃大愚,翻笑人间少解事。生而顺理死则安,底用归休犹作伪?脱令诲盗以慢藏,冢中枯骨奚复避?君不见铜雀飞去高台空,西陵落日閟歌吹;废穴荒原多训狐,天阴月黑繁精魅。

  魏武帝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有其不朽业绩,但生性多疑,不德之事亦多,明清时期,这方面被强化,他就以奸雄形象定格。传说曹操害怕死后被仇人掘尸扬灰,遗命在漳河一带造72座疑冢,以迷惑世人。当地是出入北京孔道,路过的人难免有感而发,窦琏、涂晫、李治民、赵光等都有疑冢诗。傅应台路经彰德,看到平原上土堆连绵不断,有人告诉他那就是魏武疑冢,于是写了此诗。从曹操多疑奸诈生发,说如果他真的有魂魄,不知道他怎么安顿?建疑冢,自以为聪明,以为天下人都愚蠢,实际上这是最大的愚蠢。生前作恶太多,“孽怨”太深,结果都是“一朝势尽仇雠来,涸水掘尸腹刃剔”。因此,为人最重要的是按理做事,“生而顺理死则安”;不能滥用权势,作威作福,否则,到死都要弄虚作假,那人生就极其可怜了。这是论理诗,说理精辟、平允。袁文揆评曰:“即起曹瞒于今日,足以关其口而夺之气。”(《滇南诗略》卷四一)

四、养浩然之气与人格独立

培育浩然正气是古代人格涵养的重要路径,属于高度的道德自觉。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就是正气,由“道”和“义”汇聚而成,它使个体精神上升到“至大至刚”、无所畏惧的状态,去除了卑下与怯懦,保持了精神自由,是个体精神美、人格美的彰显。胸中有浩然正气,成就大丈夫人格,才能为人类崇高事业不懈奋斗乃至献身。养气造就了我国历史上群星璀璨的仁人志士,引领中国追求正义,不断走向文明高地。

  昆明诗人简宗杰,字敬甫,号南屏,同治壬戌(1862)进士。先供职翰林院,历官户部江西司员外郎、农部主事。著有《居敬持志斋诗钞》十四卷。翰林院编修李坤序说:“南屏诗笔清隽,独雅有节。浮沉郎署,生际乱离,感时悲愤之作,尤觉可歌可泣。”《励志》(《滇诗丛录》卷五九)云:

  风劲百草靡,岁寒群木萎。繄惟松与柏,经霜含古姿。人生匪草木,节操胡弗持?我观古志士,自立恒及时。穷达讵异致?富贵非所期。养此浩然气,以为贤圣基。志定气斯壮,不因时势移。落落天壤间,一一丹青垂。士生古人后,读书将何为?慎勿自颓放,老大空伤悲。

  此诗中心义涵是人要有“独立之精神”,立志做一个有操守、有作为的人,追求成圣成贤,青史留名。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养浩然之气,有了浩然之气,就有定见定力,才不会随时势转移,达到自立自强。志士不以富贵为人生目标,也不会因穷达而改变自己的志趣。总之,人要树立高远目标,严于自律以达成目标,让人生充实而有光辉,潇洒自然,也就能名垂青史。义理正大,言辞谆谆。采用比兴,说理形象。

五、天爵说与人之精神高贵

天爵说是孟子提出的人生学说。《孟子·告子上》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爵本是国家或君王授予个人的官职、爵位,即“公卿大夫”。孟子认为,在“人爵”之外,还有“天爵”。他把“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定义为天爵,则天爵就是高尚的道德。称为“天爵”,赋予其超越性、神圣性、普遍性。超越性是指它超越了世俗功利,神圣性是指它是上天赋予的,普遍性是指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做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而君王赐予的“人爵”只能是少数人专享。人爵体现个人的权势和政治地位,固然被世俗所仰望,天爵体现人的精神高贵,更受人尊敬。“天爵”说引领人们努力向上向善,追求人格的完善和高贵。

  大理诗人杨炳锃,清道光戊戌(1838)进士,官至甘肃按察使。论诗主性情,而诗长于说理,阐述中国文化主流观念,正大光明。著有《怡云山馆诗存》八卷。《立品》(《滇诗丛录》卷四五)云:

  我生圣贤后,亦可为圣贤。天爵无身有,岂随凡俗肩?此身玉比洁,此心珠同圆。玉以磨砻粹,珠因蕴积妍。鲲鹏常化海,骐骥不施鞭。商周仗伊吕,韩范裕经筵。身价连城璧,晴华出水莲。器局珪璋重,文章锦绣全。

  圣贤是古代中国的人格楷模,成圣成贤是古人的人生追求。尧舜是中国圣贤的典范,《孟子·告子下》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圣贤并非高不可攀,关键在自己按尧舜的言行为人做事,故云“我生圣贤后,亦可为圣贤”。此诗告诫人们立品要高,要明白人自身的高贵,经过磨砺成就圣贤品格:精神清洁,器局宏大,目标高远,本领高强,勇于担当,自强不息。这些美德蕴积,人自然如美玉般纯粹、如珍珠般妍丽,“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这些美德还会自然流露于文章,让文章如锦绣般美丽。

  “天爵无身有”说在还没有肉体之前人就有天爵,赋予美德先天性,亦即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有了高贵的品德和精神,那么人不管有没有官职、爵位,都活得很有价值,就如价值连城的美玉,让人喜爱和尊敬。磨炼“天爵”,追求精神之高贵,还能让人获得对邪恶污下的免疫力,像莲花那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杨炳锃主张为人要向前贤比高,见贤思齐。“骐骥不施鞭”即“不用扬鞭自奋蹄”。反对和“凡俗”比矮,比矮的人,永远不会进步,且必然滑向平庸乃至堕落。人人比矮,就会形成社会风气、精神生态、政治生态的崩塌。

六、落花之喻与人生之偶然性

范缜是南朝著名哲学家,著有《神灭论》。他不相信佛教因果之说,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落花之喻。《南史·范缜传》载:“(萧)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昆明诗人钱履和,嘉庆己卯(1819)举人,历任四川新都、邻水、安岳知县。在安岳任上病卒,士民思念,为建祠曰“留清亭”,入名宦祠。袁嘉谷赞曰:“循良之才,诗人之作,卓然一名手也。”(《滇诗丛录》卷三六)著有《八川吟草》《钱劢生诗》。有组诗《感怀》(《滇诗丛录》卷三六),其中之一说:

  树花值春风,锦茵偶然坠。亦或落粪溷,漂泊两无异。世人忽不察,较量徒多事。举之则升天,抑之即入地。东皇笑不言,荣落何足计。

  从落花之喻生发,认为富贵贫贱,或当官不当官、官大官小都有偶然性,不必计较。就像春风吹落树上花瓣,有的落在草地上,有的落在粪坑里,都是偶然,不必强分高低。对当时世俗把当官和官大的人捧之升天,不当官或官小的人压之入地的行为予以否定。在大自然面前,这些都是人间无谓的小把戏。“东皇笑不言”有味。衡量人的价值,不是官大官小,不是社会地位高低,而在于人格的完成,生活的自适。

七、理欲之辨与人禽之别

理欲即天理人欲,道德意志与物质欲望。理欲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儒家主流思想主张以理节欲。人性有动物性和神性两方面,动物性总是要把人向下拉,“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神性则引导人向上向善,制衡动物性,让人成其为人。

  腾冲人金泽,道光乙未(1835)恩科举人,任腾冲来凤书院山长,著有《交养轩遗集》。王灿序云:“赋性豪迈,遇事敢为,故其为诗,真挚刻露,不尚雕凿藻绘,布帛菽粟,俱有至理。”金泽曾作《形体诗十二首》,分别歌咏心、发、眉、目、耳、鼻、口、肩、腰、腹、手、足十二种人体器官,写其特点、功能、人们对待它们的态度等。选题别致,偏于议论,对人认识自身很有启发。《心》(《永昌府文征》本《交养轩遗集》)云:

  灵台只一点,不受点尘侵。从理不从欲,划然判人禽。握此光明镜,时时自照临。何者为大人?不失赤子心。

  指出心灵不应受任何尘垢的侵染,要保持干净、光明。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理性和道德意志,动物则只有本能欲望,心灵追求理性就是人,如果被欲望吞没,就变成动物。因此,要时常用心灵的明镜照照自己的言行,“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孟子·离娄下》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伟大的人,即始终有率真、纯洁、善良、神圣之心。彰显心灵的纯洁与神圣,实际上就是彰显人的德性崇高。

八、义利之辨与人生价值取向

义利之辨是关于实利与道义的思辨,孔子、孟子、董仲舒等均深入阐述。昆明陈荣昌,清光绪九年(1883)乡试解元,次年连捷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山东提学使。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书法家。晚清滇诗大家。他长期为官,乐善好施,不积私财,生活清贫,但品格高贵,众人敬仰。“诚敬之心,宏通之识,素以天下为己任,古所谓大人天民;而仁爱之心,尚流露于文字间。门生才俊盈天下。……盖自有千秋,非一时一地之人也。”(袁嘉谷《清山东提学使小圃陈文贞公神道碑铭》,《滇南碑传集》卷二十五)晚清滇诗大家,袁嘉谷《卧雪诗话》卷三云:“小圃师诗以笔胜,以局胜,以气胜,近百年无此作也。”王灿《滇八家诗选》卷七说:“大力包举,光焰万丈,萃经史之腴,得性情之正。古体出入韩杜,纯乎气行。近体格律严整,气韵沉雄。”著有《虚斋诗稿》《虚斋文集》《虚斋词》等。他写过一组励志诗《自策》(《虚斋诗稿》卷四,《云南丛书》本),其中两首如下:

  其一

  一生大事在持躬,不在争名夺利中。

  豪杰心肝藏热血,圣贤骨干耐奇穷。

  只求自了真无用,一受人怜便不雄。

  撑起脊梁立定脚,好还正气与苍穹。

  其二

  一拳莫说太凶顽,打破人间义利关。

  从此清明心似水,任他重大事如山。

  性天以外无尧舜,师友之间见孔颜。

  倘失这条真血路,哀哉弱丧不知还。

  第一首指出把握自己、保持操守是人一生中最大的事情,人生的意义不在争名夺利,追求个人享受,而在以一腔热血有所作为,成为圣贤。“正气”即浩然之气,是宇宙所赋予,人必须耐得住清贫,守住正气,站稳脚跟,挺直脊梁,堂堂正正做人,才对得起宇宙,俯仰无愧怍,这就是“好还正气与苍穹”的意思。孟子说,浩然之气“配义与道”,没有正义和天道的支撑,气就消散了,人也就变得怯懦、软弱和猥琐,心地狭隘污浊,失去了主体的自主和自由。人如果只追求个人私利,那就毫无用处。如果收受他人贿赂钱财,那就“雄不起”。

  第二首说人生之中,必须打破义利关,重义轻利,才能保持澄明的心灵,坦然承担任何大事。义利关就是如何处理道义和实利的关系,是人生的一个大关节。陈荣昌的恩师孟光铎告诫他说:“惟义利之关弗破,惟公私之界弗明,无小无大,罔有弗倾(没有不倾覆的),敬之哉!矢尔笃诚,保尔廉贞。”(陈荣昌《周训》,《虚斋文集》卷二,《云南丛书》本)义利之关不破,便会陷于锢蔽,唯利是图,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认为这是一条血路,不管多痛苦艰难,都要杀出来。“性天”句说在修养天性之外没有圣贤,意为加强自身修养,提高德性,才能成圣成贤。“师友”句说师友之间要像孔子和颜回那样安贫乐道,以道义相交,而不是互相利用。

  陈荣昌在人格问题上,是毫不含糊的,在出处进退、义利之辨等体现操守的关节点,他都大义凛然,“担当莫自愧须眉”。二诗理直气壮,大气磅礴,豪情至理喷薄而出,体现君子人格、丈夫气概,让人热血沸腾。《虚斋诗稿》卷四载贺宗章评语说:“八首语语有物,绝似邵尧夫(雍)、朱晦翁(熹)、王阳明诸儒先诗。圣贤学问,一气沆瀣,心悦诚服,不觉俯首之至地也。”它对如何做人有很强的警示作用。陈荣昌《孟觉人先生寿序》(《虚斋文集》卷五)说:“利之为祸烈矣,一堕其中,虽至三公,必无事业。”一些官员就是把持不住自己,打不破义利关,失去高远人生理想,贪腐无度,被围猎者玩弄于股掌之间,“雄不起”,最后“哀哉弱丧不知还”,没有回头路,陷入万劫不复。

九、死亡恐惧与灵魂安顿

老舍说:“诗是表现人类最高真理的东西,它有伟大深厚的情感,能永远让人们落泪、欢快;它从人生的最深处,表现出生、死、苦痛、美。”①老舍:《谈诗——在文华图书馆专校演词》,见张桂兴《老舍旧体诗辑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年版,第368页。生老病死是人生大问题,尤其是死,人人畏惧,死亡焦虑让人们不得安宁。“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死亡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恐惧,也是文学和哲学思考的终极问题。文学家和哲学家要为人类应对这一问题提供答案。通达的态度就是以顺应自然来化解恐惧,坦然面对死亡,“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形影神》)。北宋大哲张载《西铭》是儒家核心经典之一,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就是儒者对待生死的豁达态度。

  蒙化(今云南巍山)人刘玉湛,乾隆乙卯(1795)云南乡试亚元,嘉庆丙辰(1796)进士。官刑部江苏司员外郎。著有《退思斋学吟》《龙山残稿》。他长期卧病,作《自挽诗》(《滇诗丛录》卷三〇),有序:“星士某谓予乙丑岁(嘉庆十年,1805)已是贾长沙日斜(意为死亡)。庚午(嘉庆十五年,1810)之时,予思:‘生,寄也;死,归也。既获所归,云胡不乐?’昔陶渊明自撰祭文,杜牧之自为墓志,近日袁简斋亦有自挽诗,予效之,赋诗自挽,并恳好我者畅和焉。”诗云:

  有涯生叹欲无涯,百岁犹嫌日未赊。

  焰尽必销风里烛,开残自落雨余花。

  与人同处何须讳?是我归时不用嗟。

  形气多还天地内,他乡岂必异吾家?

  刘玉湛久病,“几于不起”,面临死亡威胁,他不忌讳、不焦虑、不颓唐,泰然处之。此诗就写出这种心态。人生命有限,却总是希望它无限,但焰草烧尽蜡烛必然熄灭,有花开就有花落,死亡不过是人的形体神气回归自然,是回家,所以不必伤心,要快乐过好当下拥有的生活。“与人同处何须讳”,意为所有人都会死亡,不需忌讳。尾联尤为精辟。写得豁达,这是人们面对死亡的正确态度。文学的功能之一是安顿灵魂,这就是教人们如何安顿灵魂之作。

  诗对人生哲学的思考、表达覆盖人生各个方面,类似问题,我们还可以在诗中抽绎、概括出很多,限于篇幅,不再胪列。这九个方面,已很能说明问题。明白这些道理,人就有定见定力,有大胸怀、大眼光、大格局,而走上堂堂大道,人生就坦然、平和、快乐、有为、有守,“穷达两裕如”,笃实而有光辉,人生的价值和美也就得到充分开显。这些也就是哲学和诗歌“提升人的生命境界、生存质量和幸福感”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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