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看唐代诗人李绅这首《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此诗前两句记叙农民酷暑时节中午冒着炎热锄禾之事，后两句诗人发表感叹，充分表现出诗人对生活艰辛之感悟及对劳动人民无限同情之情感。读之使读者与诗人自然而然产生情感共鸣，此诗收到的教化育人效果是一般叙事诗难以达到的。
《诗国前沿》载杨鹏飞写折叠伞的一首诗：“无怨频繁折又开，爱吾从不说出来。人生几个真知己！风雨程中默默陪。”此诗前两句写折叠伞无怨无求，不声不响为人挡风遮雨；后两句既是对折叠伞奉献精神的一种赞美，同时又抒发了作者对人世间芸芸众生中，虽然不乏朋友，但真正能风雨与共的患难之交太少这种社会现实的感叹及流露出的无奈之情。从而把自己的情感融入诗中，拓展了诗的意境。
二、叙事诗妙在入理。这里是指在叙事中最好能言理明义。在这方面古人为我们做出了典范。如唐代诗人王之焕《登鹳雀楼》诗中，作者在记叙登鹳雀楼所见的黄河千里入海的壮观景色时，感悟到只有站在楼的最高处，才能看得更远更宽广，从而阐明了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这一深刻的人生哲理；对于教育世人树立远大理想，不断进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杜甫《望岳》诗，在记叙了登泰山所见到的壮丽景色后，感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此诗既抒发了自己心怀大志，藐视困难勇往直前的豪情壮志，也充分体现了只要心有大志，就能克服艰难险阻使事有所成的人生哲理。
有次我应咸宁诗友之邀游三国古战场赤壁时，有兴作诗《游赤壁》：“昔日烽飞战马嘶，纶巾羽扇展英姿。曹公丧胆华容道，不信输赢有定时。”此诗忆叙了三国时期诸葛亮联合周瑜以弱胜强，用6万兵力在赤壁击败曹操80 万大军的壮烈情景，后一句由此事总结出一种富有深刻哲理也是较常见的社会历史现象，即在社会历史活动中，弱与强、输与赢不是固定不变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完全可以互相转化。以此鼓励世人在遇到艰难困苦时只要不灰心丧志，敢于在困境中奋起，就能有志者事竟成，从而激励世人对人生，对未来要充满必胜的信念。
三、叙事诗妙在入格。这是说叙事诗的创作内容要有格调，要有高度的思想境界，不宜低级趣味。鲁迅先生曾说绘画“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这里说的是画画要有格调，我觉得写诗亦然。
在历史上，有人也写过格调低下的诗。如韩愈《病中赠张十八》诗的“中虚得暴下”便是写自己因拉肚子而腹中空空。特别是宋代诗人梅尧臣的《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诗，写的是自己早晨上厕所，看见乌鸦在啄粪蛆之事；梅尧臣的另一首《扪虱得蚤》诗“慈日颇所惬，扪虱反得蚤”，写在身上摸虱子却摸到了一只跳蚤的事。李商隐的《药转》诗记叙的是一大户人家的丫鬟夜里偷偷在厕所里堕胎私生子之事。这类诗格调低级趣味，读之有恶心之感。故难免事后诗界对此贬斥之词不断。
《诗国前沿》曾刊登了当代诗人田公平先生的诗《朱德的扁担》：“立可擎天柱九霄，横将日月一肩挑。赋闲也不居高阁，化作连心那座桥。”此诗采用虚实结合的方法记叙了朱德在井冈山和红军战士一起用扁担挑粮上山闹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前两句既实写朱德扁担挑粮史事本身，更写了朱德在当时面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进攻围剿，他和毛泽东等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英勇奋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担当精神。第三句写当今和平年代扁担已是农民家中的普通生产用具，但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的那种艰苦奋斗、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精神永远是值得发扬的。井冈山的扁担精神应永远流传下去。这首诗把扁担这种普通物品，融入人格道义和民本精神，上升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高度，读之使人肃然起敬。
四、叙事诗妙在入己。这就是说诗人要置自身于诗内，诗中有自己，本人入诗中。白居易曾写过一首《观刈麦》叙事长诗，他首先在诗中记叙了农村麦收时节的农忙景象，对农民因赋税的繁重造成的生活艰辛表达了深厚的同情，同时又对自己没有为国为民立下多少功德却享受丰厚利禄进行了深深自责，他写道：“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担，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白居易把自己的内心活动完全融入诗中，通过对客观现象及自身内心活动的对比记叙使作品有血有肉更为生动，从而大大提升了诗的思想境界。
《诗国前沿》登了当代诗人蒋昌典的《登眉江祝能峰》诗：“巉岩沿仄经，嘉木喜葱笼。小鸟争啼啭，山花间紫红。风光看险处，心境在闲中。纵到最高顶，羞言我是峰。”此诗前六句写了作者登祝能峰所见的景观，后两句写自己登上山顶后，见天外有天，一山更比一山高，由此发出“羞言我是峰”的感叹！此句是化用国画大师张大千友人送给他对联中的上联句“山至高处人为峰”，既感叹自己虽然登上了山顶，但在崇山之中并不是站在最高之处；同时也感叹一个人在事业上、在学问上纵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大千世界之中，有人会比你走得更远，学问更深，故不能盲目自满，应不知满足虚心向前的人生道理。 2016年夏秋期间，湖南发生了历史上少有的洪灾，我当时曾作词《长相思·暴雨》“:路上流，满川流。浊浪滔天粱稻休。河鱼楼上游。 你忧忧，我忧忧。欲补苍天断此愁。长缨把祸囚。”此词写了洪灾给老百姓带来了无穷的忧虑，也通过“我忧忧”写自己与老百姓同忧同愁，共同产生“欲补苍天断此愁”的夙愿，从而触自己之情感于诗中，对增加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有一定的效果。
五、叙事诗妙在入律。这是说叙事诗创作应合于客观世界及事物发展规律，形象思维中不要出现逻辑思维的混乱。南宋诗人韩淲曾写过一首《雨多极凉冷》诗，诗中写道：“焉知三伏雨，已作九秋风。木叶凉应脱，禾苗润必丰。地偏山吐月，桥断水浮空。鸡犬邻家外，鱼虾小市中。”此诗是记叙作者三伏天在乡下遇雨后天气极度凉快这么一件事，全诗围绕一“凉”字展开叙述。但诗中打造的情景有多处不合自然规律：如三伏天是正是盛夏时节，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天雨后天气怎样凉也不可能把木叶凉得自然脱落；树叶因凉自然脱落只能是深秋时节秋风萧瑟的结果，三伏天树叶纷落除非是风吹雨打或者病虫害所为，而不会是因天凉所致。“山吐月”是月亮照于山峰之巅的形象表述。此妙句在很多古人的诗中其表述是“一更”或“二更”或“三更”山吐月，在唐杜甫、宋林希逸诗中的表述是“四更山吐月”；宋代苏过诗中甚至是“五更山吐月，纤纤烛犹幽”。这些都说明“山吐月”的时候天还没亮，这个时候农家养的鸡肯定还在自家笼中，不可能“鸡在邻家”外。当然，如果韩淲是别出心裁把“山吐月”理解成是日暮黄昏之后月亮快要落山之时的情景，这同样与鸡的生活习俗不合，因鸡一临黄昏就会回归自家窝里。三伏天的日暮也不可能“鱼虾小市中”，因鱼虾上市一般是在早上进行。所以韩淲在这首诗中无论怎么理解都不同程度的违背了自然规律，他在形象思维的过程中有了理性思维的失误，从而严重影响了该诗的效果。
所以，叙事诗创作妙在入情、入理、入格、入己、入律，这样就可以避免作品就事论事、言短意浅之缺失，达到意味深长的创作效果。
姚崇实（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河北省诗词协会副会长、承德市诗词学会会长）：叙事诗的叙事与其他体裁的叙事文学如散文、小说的叙事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因为都是文学，决定它们有相同之处；因为体裁、篇幅不同，决定他们又有不同之处。因此，文学创作对叙事诗的叙事有着独特的要求。诗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突出的情感性。不管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都表现着强烈的感情。当然，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如散文、小说也要表现感情，但是，诗的感情色彩更为强烈、更为浓郁。中外历史上，很多文学家和理论家都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感情的表现，当然也包括诗。十九世纪俄国作家、理论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什么是艺术》说：“人们用语言互相传达思想，而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感情。”二十世纪美国哲学家、美学家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在中国文学史上，诗言情说是一种基本理论。汉代《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说明，诗和音乐、舞蹈一样，都是感情的外在表现。这一点，历代诗论都有大量论述。晋代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意。”宋代文天祥《罗主簿一鹗诗序》说：“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性情既发，诗为有声。”元代杨维桢《剡韶诗序》说：“诗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诗也。”明代谢榛《四溟诗话》说：“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清代钱谦益《陆敕先生诗稿序》说：“诗者，情之发于声音者也。”可见，中国历代诗论都认为诗是感情的表现。南朝钟嵘的《诗品序》具体描绘了感情在社会生活中的蓄积、在诗歌作品中的抒发。可以说，诗是人类感情的宣泄和表现，是在感情推动下创作出来的，是人类感情开出的艺术之花。所以，不管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都是以表达感情为主导的，叙事也是为表达感情服务的。叙事诗不能脱离感情去叙事，不能不饱含作者的感情。叙事诗也遵循着“诗缘情而绮靡”的规律，只有在感情的推动下，才能神充气足，想象活跃，意象纷来，挥洒自如，文采飞扬。因此，叙事诗也要有感有情而发。现代的文艺创作心理学也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叙事诗除了根本上的抒情之外，还要“叙事”“显理”，要表达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评价，但“叙事”“显理”仍然包含在抒情之中，仍然交织、渗透、表现着强烈的感情。《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木兰诗》《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圆圆曲》不都是如此吗？只有饱含感情，才能对读者有感染力。缺乏感情，会使读者感到枯燥。正如《庄子·渔父》所说“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李小英（荆门市诗词学会副会长、《象山诗词》副主编）：非虚构文学创作也被称为“第四类写作”，这种文学形式因其特殊的叙事特征被誉为新的文学可能性。而叙事诗等同于纪实诗，它有着完整的故事情节，人物、事件、时间均有事实为依据（目前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这些经典叙事诗都是虚构出来的），时代性也很强，既是对某个时期的真实记录，也是作者主观的价值体现，还符合大众审美特质，所以，历朝历代都不乏叙事诗的经典之作。像先秦《诗经》中的《豳风·七月》《卫风·氓》《郑风·将仲子》，两汉时期的乐府诗《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南北朝时期的《木兰诗》，中唐的《长恨歌》《新安吏》《估客乐》，当代如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等等，无不脍炙人口，代代相传，咏诵不衰。二、展现式写作。叙事诗作为诗歌体式的一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并没能独立出来，诗歌发展到两汉时期，乐府诗的兴起从思想性、艺术性和叙事的角度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为后世诗歌奠定了明确的方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元结的《舂陵行》以道州舂陵因战乱百姓流离失所为意，道出统治者的残暴、百姓的痛苦、战争的代价。全诗以“军国多所需”五字领起，一切的都是因此而发生，像电影镜头一样拉开了一幅战乱之下民生凋敝、荒凉凄惨的画面。此诗结构安排紧凑，层次分明，有起承转合，字字铿锵有力，情感跌宕起伏。杜甫的《新安吏》以人物引出事件，以对话引出战争对人民的伤害，因为战争要征兵，大点的男丁都征走了，甚至是战死了，现在竟连未成年的男子也要征走，可是未成年的小兵又如何有能力守住王城呢？全诗语言精练，主次分明，通过有效细节的呈现，使情感在递进过程中焕发语言的光彩。结尾以“温暖”的笔调抚慰悲凉的心境，在绝望中蕴含着真情和希望，也是作者创作的高明手法。
三、技巧式写作。叙事既然以诚实为前提，对题材就一定要有所取舍，不能事事皆记，须巧加剪裁。与《新安吏》同样是五言，元稹的《估客乐》着重刻画了一幅商人重利轻义，无利不起早的市侩相，用语诙谐讽刺，笔调辛辣，为了牟取暴利竟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贪婪本性，而暴富之后的奢靡行为说明了人只注重物质生活，而精神空虚所产生的行为乖戾，在有了富贵之后又贪图权势，形象地揭露出人性贪得无厌的嘴脸，而这全是来自其根深蒂固的家庭教育，这样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社会将是怎样的局面？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此诗以点带面，人物形象刻画鲜明，以小见大，意蕴深含。
四、场景式写作。要想了解某个时代或者某个时期发生的事，读一读那个时代或时期的叙事诗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每个时代或每个时期，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出现，像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就明白如话地记录了一场战争的进程，这种纪事诗取材事实，使用诗化语言及象征手法传递给读者现场感，从而拉近时空距离，达到艺术效果。
王宇（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潜江市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新时代的中国乡村，与传统农耕文化基础上的乡村有着迥然不同的本质特征，它是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是逐步结束城乡二元对立的全新形态，是充满希望同时也存在一些困惑的有机生命体，是站在当今连接历史与未来的重要坐标。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全面推进，新时代的乡村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书写新田园叙事诗，归根结底，就是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史诗，就是以诗词为载体留下历史进步的足迹。个人认为，“叙事”应成为新田园诗创作的主要形式，突出新田园诗创作“叙事”主体地位，与时代大背景下诗词发展的方向深度契合。叙事是呼应新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诗词作为最具特色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不应缺位，理应成为“中国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已经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扶贫攻坚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以全新的面貌向纵深推进，以叙事的方式记录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变化，新田园叙事诗责无旁贷，大有可为。
叙事是最好的抒情。要突破“诗词是‘抒情’文体”的理解误区。诗词是感情激动的产物，长于抒情是其重要特色，但不能把诗词的“抒情”简单化为表达手法上的“抒情”。叙述、描写、议论等表达手法，都可以传递作者内心独特而微妙的情感，都能表现火热时代的精神特质。认为诗词不适合于叙事，是对抒情的片面化理解。《诗经》中最长的《豳风·七月》，全面反映农奴终年劳作的情景，是叙事，更是抒情，其间蕴含的沉郁悲苦情感，深深打动了古今读者。屈原的《离骚》，叙述个人身世、政治际遇、国家命运，是公认的奇伟瑰丽的政治抒情诗。叙事能立体全面的呈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准确生动勾画人物的丰富形象，拨动读者情感的心弦。通过叙事，新时代乡村、新田园生活，就能更好地立起来、活起来。
叙事是扩充诗词容量的有效手段。当前的田园诗创作，基本上还是书写作者个人的情感，鲜见将田园诗的情感“小我”上升到普遍性情感的作品。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的思想站位高度不够，另一方面，诗词篇幅短小、容量有限也是重要的原因。从历史上看，虽然农村题材的诗、田园叙事诗在古代诗词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名篇佳作的绝对数量并不少，但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潮流，客观上也造成了当今田园诗创作不重视叙事的局面，导致田园诗的格局偏小。如果自觉强化田园诗创作的“叙事”意识，结果将会明显改观。如今，“中国已经从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进入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新农村的生活活色生香，即使撷取一些日常生活的片段入诗，也能在小的切入中具备宏观的视野，折射出时代巨变的光芒。
马翚（宁夏诗词学会副会长、《夏风》副主编）：叙事诗是我国优秀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牢牢扎根于生活的土壤，贯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呈现出诗人高度的文学自觉与社会责任感，凝聚了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刻的生命内涵。作为诗歌的一种形式，叙事诗有如下特征。首先，思政课教师的思想激励作用。“工匠精神培育的最佳时机就在高职生入学的开始一二年，这段时间也正是公共必修思政课的开课时期，把工匠精神的培育有效地融入高职思政教育必然有助于增加具有工匠精神人才的有效供给，为我国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培养更多具有高级职业精神和高尚爱国主义情操的高素质人才。[5]”思政课要有针对性，能够解决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和疑虑，至少能给学生一种直面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学生在专业的学习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思政课教师要从思想上发挥答疑解惑的作用，引导学生去面对困难，用勇气解决困难。这是培养学生工匠精神必须具备的思路。
一、完整的叙事结构。叙事诗的结构比较完整，通常以服务于诗意为前提，选择最能吸引人、最能反映生活的主线进行描写，以场景的切换或富有个性特点的人物对话推动、展开情节。既叙述事件经过，又用力于细部描写，或人或物或心情，精心刻画，表现人物性格，抒发主观情感，反映出诗人经历的独特感受，最后把人引入某种氛围、某种境界。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唐玄宗和杨玉环的悲欢离合为主线来组织情节，通过情节的演化来表现两人天地永隔的绵绵“长恨”。而杜甫的《北征》，为其从凤翔到鄜州探家途中所作，通过细节描写展开画面，叙述了一路见闻及到家后的感受，反映了安史之乱中民生凋敝、国家混乱的情景，陈述了自己对时事的见解，从一个视角展现了广阔的历史画面。
二、高度的艺术概括。由于古体叙事诗篇幅短而意境远，文字少而旨趣深，这就要求进行更高程度的浓缩，以凝练的人物形象显示生活的本质，展示时代的精神和力量。塑造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生活、发挥社会作用的主要手段，叙事诗通过选择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高度浓缩，通过个别反映一般，更集中地表现人物的曲型特征。例如，白居易的《卖炭翁》对老翁的形象只有两句描写，“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便突出了他长年累月在深山烧炭之苦与贫困艰难的悲惨生活。而杜甫的“三吏”“三别”，使用精练传神的笔墨，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诗中人物鲜明的个性，是高度概括的最好范例。
三、强烈的随事抒情。任何文学体裁，都不能缺少情感因素，否则作品就会没有情趣，无法感染读者。诗的本质是抒情，诗词的情感因素相比起其他体裁，显得更浓郁、更强烈。叙事诗的抒情性，即是以抒情的方式叙事，借叙事来抒情，字里行间都浸透着作者饱满的激情。例如杜甫的《羌村三首》，写回家重逢如何悲喜交集，将悲哀、同情、无可奈何的情绪，都交错在一起，将客观的真实的叙述与主观的强烈的抒情融为一体，诗中既有赋的铺排句法，也有抒情诗的意境创造，记述的是时事，抒发的是一己情怀，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画面。
四、跌宕的故事情节。中国古典叙事诗因为篇幅限制，常常提炼最典型的情节来加强诗意，深化主题，省略事件中缺乏诗意的地方，以避免平直的叙事破坏诗歌的美感。同时还经常运用顿挫逸宕、波澜起伏的结构方式，使整首诗呈现出大开大阖、忽断忽连、顿挫莫测的叙事格局。这种情节的跌宕跳跃使作品错落参差，牵制着读者的情绪向顶点上升；另一方面，情节与情节之间的留白，又能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用自己的情感体验去体察作者的言外之意，以此来增加诗歌的容量、意义和内涵。吴梅村的叙事诗《临江参军》《圆圆曲》等都是如此，特别是他的《萧史青门曲》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跳跃性跌宕结构，诗人在这种跳跃性的、看起来毫无联系的片段性结构中，始终贯穿着诗歌所要表达的主旨，“万事荣华有消息”这条主线，把一个个片段在思想涵义上出色地联接起来，这样结构的诗歌比平铺直叙的诗歌要显得含蓄有韵味，更经得起品评回味。
五、鲜明的节奏韵律。诗歌中节奏和韵律的美感，能使原本无意义的语言产生意义，语言的音乐性弥补了文字意义的不足，诗歌的音节和音律是加强诗歌节奏鲜明性的—个重要因素，韵律本身是加强诗歌艺术效果的重要方式，诗歌的节奏往往是诗人情绪波动和推移的直接反映。格律是任何诗的必需条件，有了格律，才使平直的语言出现了跳跃，诗歌才会有高低顿挫的音乐美。诗歌主流范式的格律系统，兼顾了汉字的形美、音美、意美，是中国古典美学艺术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古典叙事诗中，语言具有其他叙事文学所不具备的特殊美感。虽然叙事诗长短不一，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但无论整齐式还是参差式，都遵循一定的节奏和韵律。这种节奏和韵律使诗的音调更为响亮，读起来抑扬顿挫，高低错落有致，犹如玉盘滚珠，又似飞瀑入潭，朗朗上口，铿锵盎然，极富韵律美和艺术美。韵律可诵可唱，是其他任何叙事文学体裁难以相比的，不止《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音韵和谐优美，我们耳熟能详的《木兰辞》《孔雀东南飞》《琵琶行》等等，无一不是如此。
除此之外，叙事诗还有句法结构、修辞手法、遣词用典等方面的特征。所有这些要素织就了叙事诗文本的艺术风貌，营造了叙事诗的审美形式与审美意韵空间。新时代我们还需积极推动当代新生词语进入诗词，创新表达，形成当代叙事诗的审美范式。
新时代呼唤叙事诗。我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新时代，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高速发展的社会实践，我们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开辟更广泛的叙事范围领域，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进一步发挥叙事诗的时代价值和社会作用，让叙事诗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谱写壮美篇章。
罗积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本届中华诗词论坛主题既然为“书写人民史诗，弘扬诗词文化”，那我就谈谈如何用诗词来叙述人民之事。
人民之事有作为个体的人民的悲欢离合，有作为集体的人民的命运浮沉，更有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的英雄业绩。《古诗为焦仲卿作》、《木兰辞》、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和苏东坡的《山村五绝》等作品主要是写个体的人民，当然，读者透过这些个体可以推知与此个体一样的人民的境遇。宋代的范成大和清代的郑燮的一些作品整体性地反映了农民农村生活。至于有意识地将整个一个社会阶层的境遇和奋争当作描写对象，在古代诗词中十分罕见，笔者只在明赋中找到一个例子，即徐献忠的《布赋》，它描写了明武宗时江南织户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受高利贷、官税和宫廷勒索多重剥削的残酷现实。至于第三类“人民叙事诗”则堪称史诗，就内容而言，在古代罕见，但这不等于说古代没有史诗，《诗经·大雅》中的《绵》和《生民》等篇章就是汉民族的早期史诗。而真正记叙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的史诗，在今天就比较多了，主要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有关。
如何用诗词来叙人民之事呢？首先当然要遵循诗歌创作的一般要求，肯定不能记流水账，而是要择取典型场景或典型事件，用情理将其贯串起来，借此突出主题。但我觉得仅仅停留在这种一般性的讨论上，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按不同的诗歌体裁分别讨论。同样是叙事，可以用相对自由的古风、歌行，可以用讲究格律的近体诗和词、曲，而近体诗又有绝句、律诗和排律之分，散曲则有小令和散套之别。这其中，对讲究格律的诗体尤其需要加强研究。
绝句短到四句，如何言简意赅地叙事？古人实际上有很好的经验。比如，北宋王安石的新政中有一项是将盐铁收归官营。北宋的一些偏僻农村，道路难行，食盐卖不起价钱，利润甚微。如果是迫于生计的盐贩，他们会进入这些地区，但是官营之后，就没人到这些地方卖盐了。让我们看看苏轼《山村五绝》之三是如何反映这个情况的：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有这么鲜嫩的笋、蕨而不吃，却是为何？作者并不急于给出答案，而是先排除了一种情况。《论语》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是上古虞舜时的音乐。可见，高人雅士对好东西吃不出味道，是因为有欣赏好音乐的高雅情趣。但是，底层人民最基本的需求只是填饱肚子。现在食盐专卖，弄得他们连最基本的需求也满足不了。言外之意是：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哪里能体会平民百姓的苦难！我们试想想，一首短短的七绝，能表达如此丰富的意蕴，是不是与苏轼的妙用典故有关系呀。
唐代杜甫、白居易，还有宋代、清代和近现代的一些诗人，有用排律叙事的，有的排律动辄二、三十韵以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做得好不好，有些什么经验可以为今天所用，为今天我们叙人民之事所用，这些都是值得好好总结的。
用词叙事，如何撷取形象、意象和细节，如何在组词中实现叙事的连贯性；用曲叙事，如何既遵循散曲的一般格律要求，又充分利用其可使用衬字的灵活性。关于这些，我在提交2022中华诗词论坛的论文《史诗的创新叙事的扩容——评组诗套曲〈伟大的旗帜〉》中已经做了探讨，这里就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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