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建军 卢 艳

　　（作者邹建军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卢艳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心潮诗词》2022年4月号发表了深圳诗人王钻清先生的长文《中国新诗何时创立定型的新形式》，阅读之后有一些重要的收获，也有一些新的感想和认识。此文提出了一些与中国新诗理论和实践相关的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有一些观点我们是认同的，而有一些观点我们是不认同的，所以在此提出来与作者进行讨论，以求推动中国新诗的发展。王钻清先生此文大概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百年来的中国新诗是否形成了可资借鉴的传统？中国新诗的早期探索有什么样的启示？境外华文诗人对汉语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新时期以来中国诗人的艺术实验有何得失？新世纪中国新诗的无序突围方向感何在？中国新诗如何创立定型的新形式或审美法则？针对最后一个问题，作者提出了以下三点意见：一是以文学的冒险精神寻找适合中国新诗的美学基础；二是在诗歌的技艺层面上创造性地运用已有技巧并尝试新方法；三是创立中国新诗的基本法度和某种诗体的精确形式。这样的论述本身并不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作者是以旧诗为本位和中心而立论的，所以有一些路径和方法的问题并不符合逻辑与事实。此文最基本的一个观点，是认为一百年的中国新诗所有的试验都是失败的，只有海外少数华文诗人取得了一点点成功；中国新诗的最大问题就是诗人们都随意而写，没有形成自己的形式；中国新诗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以至于让当下的中国诗人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东西；中国新诗在中国新文学中一直都处于边缘地位；中国新诗的未来突围失去了方向感，总之，中国新诗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他对中国新诗有一个总体上的否定性的评价：“尽管这类新诗（指中国现代诗歌——笔者注）具有现代元素和先锋基因，但诗的形式对比唐诗宋词来说只是脱胎并未换骨，如果说宋词是诗余，那么这类新诗就是杂诗加尾巴。”“杂诗加尾巴”的观点是诗人所持的一种以旧诗为中心的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当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

　　我们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中国诗人的新诗试验是不是都是失败的？第二，中国新诗是不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第三，中国新诗是不是一直处于中国新文学的边缘？第四，中国新诗是不是需要固定的艺术形式？第五，中国新诗未来的可能方向是什么？

一、中国诗人的新诗试验是不是都是失败的？

中国新诗是指在胡适、郭沫若等人所开创的自由体新形式之后，所发展起来的与中国古典诗词完全不同的一种新体诗歌。自1917年第一首白话诗发表开始，新诗到现在已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诗人诗作，产生了诸多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形成了完整而卓越的中国新诗历史。然而，王钻清先生却认为所有的中国新诗实验都是失败的，他说：“可是所有新诗实验都是失败的，所有实验尽管有过程性经验和丰富性内容表达，但是没有诗歌结构的完美和诗歌文本的健康，倒是新诗‘通病’延续且蔓延，新诗‘新病’流行且离谱，那么实验还得继续或转型；这样不可能一下子让新诗形成传统——事实上百年新诗还没有形成传统。”中国新诗的实验是不是都是失败的？相对于中国古典诗词而言，因为新诗采用白话，也没有比较固定的形式，所以在开始的时候的确带有某种实验性质，包括胡适、郭沫若、周作人、朱自清、刘延陵、陆志韦、刘半农、刘大白、李金发、闻一多等诗人，几乎都认为自己的诗歌写作是具有实验性质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国新诗人都是在做实验，当新诗积累到一定程度、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就不再具有实验性质，而是进入了正式的创作阶段，如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卞之琳、何其芳、郭小川、贺敬之、李瑛、闻捷等诗人们的诗歌创作，在内容的发现和形式探索上都已经比较成熟，并且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风格，他们也都是中国诗坛上公认的一流大诗人，每一个诗人都为中国诗坛提供了许多杰出甚至伟大的作品。如果我们以诗作来展示中国新诗的历史，可以编出十卷以上的杰出作品，并且也已经有周良沛、谢冕、吴思敬、陆耀东、程光炜等著名学者编出了这样的选本，得到了批评界和诗界的高度评价。既然有了如此众多的诗歌作品为证，我们如何可以说中国新诗的实验都是失败的呢？单单从诗体的角度而言，诸多的实验也是相当成功的，如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郭沫若的自由体诗集《女神》，冰心的小诗集《繁星》和《春水》，宗白华的小诗集《流云》，艾青的自由体诗集《北方》，闻一多的格律体诗集《死水》，徐志摩的自由体诗集《志摩的诗》，何其芳的现代诗集《预言》，贺敬之的楼梯式长诗《放声歌唱》和《雷锋之歌》等，从诗体建构和诗歌艺术而言，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新诗人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在新诗形式、新诗体式、新诗语言和新诗技巧上，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教训，如在20世纪20年代，诗人过于重视用日常口语写诗，不太注意提炼至一定的高度，让当时的诗歌语言过于苍白无力；20世纪50到70年代，特别强调民歌体的写作，让那个时代的诗体比较单调；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至于新世纪，有的诗人所创作的作品语言表达过于隐晦，让许多作品失去了读者的阅读和关注。所有这些经验与教训都可以为中国新诗的未来发展，提供许多重要的借鉴。如果说中国新诗的实验都是失败的，那么多的一流作品是如何产生的呢？那么多的一流诗人是如何进入中国文学历史的呢？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新诗在总体上是健康的，既没有什么“通病”，也没有什么“新病”，继续实验是可以的，因为实验也是艺术创新的要求，所有的文学创作都需要创新，任何文学作品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并不只是对中国新诗才有这样的要求。

二、中国新诗是不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

中国新诗是不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可供后人借鉴的传统，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古典诗词留下了深厚的传统，自《诗经》《楚辞》开始到先秦两汉诗歌，再到唐诗宋词、元曲清诗，历代以来都有许多一流的诗人诗作，造就了中国文学史最辉煌的文体景观——古典诗词。中国新诗的历史虽然不如古典诗词那么久远，传统也远没有那么深厚，但是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中国新诗的传统是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继续，同时也是对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发展。中国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由胡适、刘半农等诗人所开创，到艾青、田间等诗人那里成了大气候，产生了面对苦难、扎根土地、批判现实、反思过去、敢于抗争的优秀传统，并在20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人和归来诗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新诗的浪漫主义传统，由郭沫若、田汉等诗人所开创，到了闻一多、徐志摩等诗人那里取得了大的发展，再到郭小川、贺敬之等诗人那里则形成了大的气候，产生了一批杰出的诗歌作品。中国新诗的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由李金发、王独清、废名等人所开创，到了戴望舒、艾青、穆旦等诗人那里成了大气候，产生了一批杰出的诗歌作品。中国新诗的格律主义传统，由郭沫若、陆志苇等人所开创，到了闻一多、何其芳、冯至、郭小川、屠岸等诗人那里，形成了比较大的气候，产生了一批杰出的诗歌作品。中国新诗的古典主义传统，由戴望舒、朱英诞等诗人所开创，到了覃子豪、余光中、叶维廉等诗人那里形成了大的气候，产生了一批杰出的诗歌作品。中国新诗的先锋主义传统，由朦胧诗人北岛、顾城等诗人所开创，到了韩东、西川、于坚等诗人那里形成了大的气候，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诗歌作品。中国新诗的女性主义传统，由冰心、林徽因、陈敬蓉等诗人所开创，到了舒婷、翟永明、伊蕾、阿毛等诗人这里形成了大的气候，产生了一批杰出的诗歌作品。因此，中国新诗经过几代诗人的努力，从多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不同于古典诗歌的传统，并且已经相当深厚。我们在这里以诗歌思潮为线而进行的清理，虽然是比较简要的，已经足以说明这样的传统是开创性的、累加性的，是在中国古典诗词和外国诗歌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新的发展，是一种新的传统而不是旧的传统，说明中国新诗是新的艺术而不是旧的艺术，是属于新文学而不是属于旧文学。以上只是从诗歌思潮的角度而进行的叙述，我们还可以从题材、主题、情感、思想、形式、体式、技巧、语言、意象、结构、韵律、音节等诸多方面进行回顾，同样可以发现中国新诗已经形成了优秀的传统，可供后来者加以借鉴，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传统。

三、中国新诗是不是一直处于文学的边缘？

中国新诗是不是一直处于中国新文学的边缘？是处于新文学的边缘还是处于整个中国文学的边缘？还是相对于旧诗而言处于边缘？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王钻清先生说：“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诗坛上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远不如中国古典诗歌。”“所以说新诗‘散文化’是使诗歌边缘化的主因之一。”由于“五四”白话新诗的成就不高，对于以口语为主体的新词时语的运用也不够成熟，新诗在艺术形式上也比较简略，在新诗艺术上没有开创出全新的东西，对于技巧的运用也没有形成新的格局，所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人们对白话新诗的成就评价不高。不过，那只是中国新诗第一个十年的情况。到了第二个十年特别是第三个十年，新的诗人诗作层出不穷，出现了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戴望舒特别是艾青、田间这样的大诗人，中国新诗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就与过去的时光不可同日而语了。沈从文、李健吾、闻一多这样的诗歌批评家在当年就曾经写了一系列论文，对中国新诗的创造性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和科学的概括，做出了独到而适当的高度评价。当然，到了20世纪50、60和70年代的台湾，中国新诗则有了更大的发展。特别是经过80年代的反思和90年代的探索，进入了新世纪以后，则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诗人诗作，已经或正在为历史重视、所公认。我们认为在中国新诗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代表诗人和代表诗作，正是由于这些代表诗人和诗作的产生，才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社团和流派，出现了许多社团性的或流派性的诗选。就50到70年代的台湾诗坛而言，就出现了创世纪诗派、蓝星诗派、现代诗派、葡萄园诗派、笠诗派、秋水诗派、诗学季刊诗派等多个诗派，产生了整个中国新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重要诗歌景观。因此，中国新诗并不是处于诗坛的边缘，和旧体诗在社会上的命运比较起来，还是一直处于中心。“五四”时期人们提出“打倒旧文学”的口号，而旧诗也就和“旧文学”一起被抛出了大时代的轨道，成为了整个新文学的边缘。中国新诗的整体成就和重要影响，是这个时代的旧体诗词所不可比拟的。中国新诗也从来不是新文学的边缘，而是总是处于新文学的中心，虽然中国新诗在整体上的成就不如中国现代小说，但也远在散文和戏剧之上。一百年以来的许多文学论争，往往都是围绕新诗而产生的，如关于新诗“民族化”的问题、新诗“戏剧化”的问题、新诗“散文化”的问题等，也说明中国新诗并没有处于边缘。而为什么王钻清先生认为中国新诗不仅在艺术实验上是失败的，并且还总是处于中国新文学的“边缘”呢？一是可能他对中国新诗的历史不太了解，二是因为他总是站在旧诗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没有正确地认识到新诗和旧诗之间的关系。虽然一百年来的旧体诗词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出现了不少一流的诗人如鲁迅、郁达夫、毛泽东、聂绀弩等，然而从总体影响和开创意识而言，旧体诗词是无法和中国新诗相比的，而之所以如此，一是时代使然，二是历史使然，三是风气使然，四是艺术表现力使然。对于旧体诗词当然可以重新评价，但是必须基于历史的事实和艺术的事实。最近有人提出当代旧体诗词入史的问题，旧体诗词当然也可以入史，其标准还是作品的质量和影响，如果没有具有超越性的作品，没有产生重大影响的诗人，再讨论入史也没有很大的意义。当然，我们认为上述几位旧体诗人及其作品是可以入史的，还可以发掘出更多的一流诗人和诗作，让大家认识到它们是不可忽略的存在，在历史上特别是关于文学史的教科书上的确是不可缺失的。因为这是历史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当然在文学历史中就要有所反映，有所记载，让文学史的叙述更加全面与科学，同时也可以供后人研究。

四、中国新诗是不是需要固定的艺术形式？

关于中国新诗是不是需要固定的艺术形式，王钻清先生指出：“那么新诗被经典只是某种需要，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本身经典化，新诗还有经典化过程要走，走多远才会出现经典新诗呢？这要看新诗是否创立了完美的定型的新形式。”他认为中国新诗“被经典”是出于某种需要，我们并不认为中国新诗出现过“被经典”的事件，并且也并不认为中国新诗未来实现“经典化”，一定要看是不是创立了“定型的新形式”。中国新诗没有固定的艺术形式，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新诗的失败，而有的人则认为是中国新诗的成功，并且认为中国新诗之所以是中国新诗而不是中国旧诗，就在于它没有自己固定的体式和形式，特别是没有像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排律这样的体式，也没有像宋词那样的几十种或上百种固定的体式和形式。在认可中国新诗没有自己固定体式的前提之下，我们认为新诗有没有自己的形式和体式，本来就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关系，因为一首诗的成立（经典）并不在于它的形式，而是在于它的内容。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里的作品，有自己的形式吗？没有，但它仍然不失为优秀的诗作。周作人早期的诗歌多半是小诗，它有自己的形式吗？似乎也是没有的，但它仍然不失为优秀的诗作。艾青前期的诗作，无论短诗还是长诗，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它有自己的形式吗？似乎也没有，因为它既不押韵，也没有对偶，更不讲平仄，但它们仍不失为杰出的甚至是伟大的作品。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过去一百年的新诗，有没有几种固定的形式呢？我们认为还是有的，如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贺敬之的楼梯式体，在中国新诗历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冯至的十四行诗，闻一多的现代格律诗，何其芳的新格律诗，都是比较固定的体式。然而，有形式的诗作固然可嘉，而没有形式的诗作成就更大。郭沫若早期诗集《女神》，没有什么固定的体式，或者说它具有的是多种多样的体式，分别来自歌德、惠特曼和泰戈尔，然而这部诗集的最突出的成就似乎并不在于某种形式，而在于高度自由的无形式。《天狗》《凤凰涅槃》《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等作为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恰好是没有什么形式感的作品。中国现代最伟大的诗人艾青，无论是早期还是后期作品，在外在形式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而只是讲究情感的力量、想象的飞腾、意象的新奇、开阔的自由等，让他与同时代或前后时代的诗人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可以与世界一流大诗人相提并论。因此，虽然中国新诗有几种比较固定的形式，但这样的因素几乎不会影响到对其成就高低的评价。中国新诗需不需要固定的形式呢？我们认为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必要的。第一，中国新诗的成就就在于没有固定的形式，自由自在自足的自由体新诗的灵魂就在于自由，所有的情感、所有的题材、所有的主题、所有的感悟、所有的思想都可以得到表达，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但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各种体式，在对现代人生活和情感的表达上是有限制的。第二，从旧体诗的形式中解放出来的中国新诗，没有必要再回到过去的囚笼，如果认为固定的形式有自己的优势，那中国古典诗歌已经创造了这样的形式，直接加以利用就可以了，就没有必要发展出以自由体为特征的中国新诗。第三，中国现代人与中国古代人的情感与思想已经是大不一样，就本质而言，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个人生存与个人情感，特别是当高科技发展起来以后所形成的社会生活和生存场景，几种固定的诗歌形式基本上已经无从表现，也就是说，用几种固定的诗歌形式，已经表现不了人们的现代生活以及现代人的生命体验。为什么中国诗人在旧体诗词之外，还要创造新体？不完全是因为外国诗歌的影响，而主要是对于新生活、新时代、新社会的审美表现与艺术表达之需要。中国新诗的崛起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时代、生活和文化根源。中国新诗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固定的形式，如十四行诗、汉徘、现代格律诗、半格律诗等，但更多的是自由的、开阔的、广大的诗体，中国新诗的最高成就并不在于固定的体式，而在于自由的体式。

五、中国新诗未来“突围”的可能方向是什么？

中国新诗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但我们也不能固守从前的传统，而是要有待于众多中国诗人的努力，开创出新的传统，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王钻清先生认为，中国新诗未来的路向不明，似乎没有人认识到自己的努力方向，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三点认识。作为一种期待和预测性的内容，似乎也无不可，但是这样的认识也是比较粗略的，并没有切实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中国新诗没有自己的美学基础吗？中国新诗没有自己的新方法吗？中国新诗需要有自己的基本法度吗？中国新诗需要某种精确的形式吗？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重新讨论。我们认为，中国新诗的未来方向是比较明确的，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而言，都是如此。第一，中国新诗要表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能够表现新的时代的诗歌就是优秀的诗歌，不能表现新的时代的诗歌，则不可能成为优秀的诗歌。当今时代已经有了或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艰难中正在得到实现，在这个历史性的进程中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人物和重大的事件。第二，中国新诗要表现新的世界，能够表现新世界的诗歌就是优秀的诗歌，不能表现新世界的诗歌则很难说是优秀的诗歌。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动，旧的世界正在被打破，在这个历史性的过程中，正在产生许多新的思想与哲学。第三，中国新诗要表现新的情感，特别是诗人个人的情感，新时代新世界的个人的情感更加敏感、更加曲折、更加复杂，因此中国诗人要关注人的情感之波动和变化，无论是重视和采用“诗言志”还是“诗缘情”，对于当代诗人而言都有同样的要求。第四，中国新诗要有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诗歌的魅力就在于创新，要有新的诗美、新的诗情、新的诗感、新的诗语、新的诗技，当然也包括新的诗体等。如果只是从外国诗歌来借用旧的形式，或者从民间诗歌来借鉴旧的形式，还是不能超过前人的视野与已有的艺术，因此，我们提倡诗人要更多地关注自然山水，更多地关注新的科学技术，更多地关注新的语言，重新构建中国新诗发展的思路。中国古代的诗人是关注自然的，近代以来的中国诗人对于自然山水开始远离，一个方面是由于战争的发生，一个方面是由于革命的发生，人们更多地关注了社会和自我，其实自然才是人类的母亲，自然才是世界的灵魂，因此，关注自然可以产生更多杰出的自然诗和生态诗。从前的中国诗人不太关注新的科技，就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少有中国诗人表现高科技的成果及其对于人类思维所产生的冲击，虽然有一些声光电的实验，但并没有产生一批杰出的科技诗人或科幻诗人。新的语言的采用虽然也有人进行过实验，但诗歌的语言并非说话那么简单，而是要成为自我艺术风格的一部分，语言的“文言化”和“白话化”都是可以的，但创造大量只属于自我而不属于他者的语言，并且让诗人对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具有命名能力，可能是所有诗人都要努力的目标。诗经有诗经时代的语言，楚辞有楚辞时代的语言，汉赋有汉赋时代的语言，唐诗有唐诗时代的语言，宋词有宋词时代的语言，新诗就会有新诗时代的语言。到现在为止，新诗的语言是五花八门的，还没有形成与唐诗宋词相抗衡的语言个性和语言力量。因此，以语言为突破口而创造新的诗歌艺术，正是未来中国诗人特别重要的历史任务。中国诗人未来的“突围”，道路是多种多样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各取所需、自由发展，共同的目标就是创造全新的诗歌艺术、全新的美学境界，从而形成新的力量、新的作品。至于说新的“法度”、新的“方法”，所有的诗人都知道这一点，但并不是每一个诗人都可以做到，也并不是哪一个诗人想实现就一定可以实现的。新体诗人是如此，旧体诗人也同样是如此。

　　王钻清先生对于新诗没有自己的形式耿耿于怀，他说：“纵观百年新诗，我们发现，中国新诗还没有找到恰当的表现方法，特别是没有形成相对独立、完整、新美的表现形式；换句话说，新诗还没有像楚辞、唐诗、宋词那样的形式完成和完美形式，新诗仍在找寻新的好的形式；可是近二十年来不少诗人很自信，有些诗人还很自恋，他们自我玩弄或掩耳盗铃或欺世盗名。”第一，中国新诗也不是没有自己的形式，有学者曾经统计了中国新诗的文体，一共有一百多种，说明中国新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形式传统，并且也正是这些形式表现了现代人的生活与情感，产生了许多杰出的诗歌作品。第二，如果要与唐诗宋词相比较，说中国新诗要有几种固定的体式或形式，我们认为这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也是不需要做出这样的努力的。中国新诗的自由体式正是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体现，如果又回到了过去的束缚，那不是自讨苦吃甚至是自寻死路吗？第三，在我们看来，当下的中国诗坛似乎没有诗人“自我玩弄”，似乎也没有诗人“掩耳盗铃”，似乎更没有诗人“欺世盗名”，这样的尖锐批判也许只是王先生的自我想象罢了。诗歌创作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可言，和那些争权夺利之徒比较起来，诗人为了一点点名利而发生争议又算得了什么呢？第四，中国新诗与中国旧诗是一对“双胞胎”，本来就是兄弟，而不是敌人，所以没有必要对抗，更没有必要相互“侵略”，而是需要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如果新旧诗人都能取长补短、共图大业，不仅是中国新诗之幸，更是中国文学之幸和中华民族之幸！正如老诗人臧克家生前所言：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这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才会让中国诗歌的未来“突围”无所阻挡，走上一条无限宽广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