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彧（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院长、副教授）：我认为，要讨论诗词评论的标准，必须要考虑对诗词的本体性认识，诗词“是什么”决定了诗词评论的标准。如果持“文以载道”的立场，将诗词理解为载道之具，那“道”承载的准确性、表达的力量度、传播的有效性就是诗词评论的标准；如果持唯美主义的立场，将诗词理解为文字表达的艺术，那文字的精巧、美感和趣味则是诗词评论的标准；如果持文化工业的立场，把诗词看作是市场上的商品，那买家愿意接受的价格就是它的标准。诗词评论的标准是“流”，诗词观则是“源”，后者决定了前者。首先，诗词是一种缘于情感宣泄需求而产生的文学样式。《毛诗序》有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从古至今，诗词在形式上最大的特征就是其分段分行的格式，这在本质上是情感的变化导致的节奏变化。至于平仄韵律，本是为情感抒发给予更优美、更适合的形式。因此，评价诗词最根本的标准在于其表达情感的真挚性，而从这一点出发，可知诗词是拒绝功利性的，诗词一旦功利，其情感必不能真，其创作也正如王国维所言，乃“文绣的文学”“餔錣的文学”。康德认为，美的本质是情感之真，也与此相合。汉乐府的《箜篌引》、梁鸿的《五噫歌》、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语言简单，并无精巧对偶、丰富用典，却是气韵生动，撼动人心，有永久之生命力，奥妙正在此。而正确把握诗词缘情、抒情这一特征，诗词评论也就能有效确立其艺术性标准，也自然将阿谀奉承、庸俗吹捧的评论摈之门外。
其次，诗词也是一种根植于社会的文化现象。社会发生变革，诗词的内容也必然随之发生变革，并直接影响诗歌评论的话语建构和评价标准。如二十世纪是一个风起云涌的世纪，文学理论也获得极大发展，被称为批评的世纪，涌现出了现代主义、先锋主义、形式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一系列社会思潮，新的批评术语不断出现，以至于关键词研究甚至成为了研究趋势。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其复杂程度较二十世纪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决定了我们的批评话语应当推陈出新，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以西方文艺理论为参照，以古代文艺理论为根基，有机统一，融会贯通，既扩充传统概念术语，又新建批评话语规范，在诗词评论中也贯彻文化自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和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质和核心，是中华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和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当前诗词评论要贯彻的思想标准、社会效益更不能离乎此，也唯有坚持这样的标准，才能进一步把优秀作品推介给读者，并在此过程中落实文化自觉、文化自豪、文化自信。
马大勇（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就近百年诗词研究而言，我所认同并坚持的批评标准约有以下数端：第一，三千年诗歌史：我们站立的高度。近百年诗词研究不能只拘囿在一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中的某一时段来进行考量。那必将会自设牢限，自缚手脚，拘墟偏狭，坐井观天。必须看到，这一个百年只是中国悠长曼衍的诗歌史的三十分之一，是她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既不可分割，也不能须臾剥离。只有站在三千年诗歌史的高度来看待刚刚过去的这一个百年，诸多关键性的险隘才有可能找寻到突破的契机。
第二，不薄新诗爱旧诗：我们应有的态度。二十世纪之诗亦堪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格律诗、自由诗齐头并进，各有斩获，这在中华古老诗国还是空前未有的格局。在二十世纪，新旧诗是友军，是同盟，而非不共戴天的对手和敌人。如果说过去几十年，大批新文学的“拥趸”已经偏狭到敌友不分的程度，那么今天我们不应该再蹈其覆辙。不薄新诗爱旧诗，这是在鼓吹旧体诗词研究时我们应有的态度。
第三，不虚美，不隐恶：我们必需的理性。毋庸讳言，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同其他时代的诗歌创作一样，都充斥着大量的平庸滥恶之作。此类负面现象当然是二十世纪诗词研究所不能回避的，对其作出价值评判不仅为文学研究所必需，亦是社会历史研究、文化研究难以推辞的职责。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不降低对二十世纪诗词艺术品质的追求，才能吹开笼盖其上的重重雾翳，绽放出本属于她的精光。不虚美、不隐恶是我们必须具备、也应时刻坚守的学术理性。
杨逸明（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好诗像好菜，有时也会众口难调。要上街进餐，一般不会走错饭店。想吃川菜的不会走进苏锡菜馆，吃惯潮汕菜的不会走进重庆火锅店，除非他们想换个口味尝尝新。但是他们不会进川菜馆骂人家菜太麻辣，进苏锡饭店骂人家菜偏甜，因为这是人家菜肴的特色啊。可是诗词界似乎不是，老有人骂白居易太俚俗不及李商隐典雅含蓄，骂杨万里的活法不及李贺诡异奇特。婉约派批豪放派，同光体骂性灵派。似乎写诗只能一种风格，而且只能写他喜欢的那一种风格。就像是川菜食客到苏锡菜馆门口骂街，湘菜食客到潮汕饭店找茬。你不喜欢吃尽可以另选酒家，何必非要到人家饭店大堂上寻衅滋事呢？
俗语云：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于诗亦然。不爱萝卜，不是说萝卜营养不好。不爱青菜，也不是说青菜营养不良。只是口味不同而已。古人云：“少陵不喜渊明诗，永叔不喜少陵诗，虽非定评，亦足见古人心眼各异，虽前辈大家，不能强其所不好。”
杜甫《又呈吴郎》曾遭人讥讽差评。《汇编唐诗十集》：“通涉议论，是律中最下乘”；《读杜心解》：“若只观字句，如嚼蜡耳”；邵长衡：“此诗说有佳者，吾所不解”；王慎中：“不成诗”；王闿运：“叫化腔”。可是这首被有学问的人们斥之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七律，却依然流传千古，原因只有三个字：接地气。
担任过《上海诗词》的主编，中华诗词学会网的副总编，《中国诗词年鉴》的副主编，要从大量的当代诗词作品中选出好诗，我有时凭的是直觉。第一关是“眼前一亮”，第二关是“心中一颤”，第三关是“喉头一热”。
当年袁枚编写《随园诗话》也要选诗，他当然有自己的标准。他说到他选诗时的感觉是“选诗如选色，总觉动心难”。他认为好诗就像“声凭宫徵都须脆，味尽酸咸只要鲜”。他是性灵派的代表，当然主张诗要有性情，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好诗往往“妙在皆孩子语也”。语言上他主张自然，认为“家常语入诗最妙”。《随园诗话》中他多次强调“诗有天籁最妙”，“童语终是真语”。
严羽说“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这是一种标准。当代也有这样的评论，说是写旧体诗就是要放在唐诗宋词中可以乱真。我们觉得如果当代作品放在唐诗宋词中可以混为一体，那也只能和三四流的唐诗宋词放在一起，如果放在一流的唐诗宋词中我们一定一眼就能看出来。当代诗词的立意和情感全是古人的，那就是假古董，是唐诗宋词的山寨版。
袁枚认为作诗“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胡适认为：“所谓务去烂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烂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也。”这又是一种标准。写诗的目的不是混在唐诗宋词中去乱真。当代优秀诗词放在唐诗宋词里应该依然能够闪耀着当代思想的光辉。写诗只求酷似唐诗宋词，就没有了诗词创作的当下发展。
诗词圈子里的作者都会写诗，深谙平仄押韵拗救之道，所以一看到别人的诗作就先检查有无出律出韵，倒不如圈子外的不写诗的老妪，读诗词先凭直觉看意思、语言、意境，有时欣赏水平倒反而在大多数诗词作者之上哩。
我们看唐诗，像是在欣赏美人，很养眼。有些人学了平仄平水韵四声八病，竟像是学会了用B超，看人全是黑白影像，只管数据正常不正常。在专家教授眼里，更是像做核磁共振检查，诗的美感一点也没有了。我们看林黛玉是弱不禁风的美女，在他们眼里，只看见检查报告，左右肺全是积水。
诗词的高境界是“意深词浅”，也叫“深入浅出”。这个“浅”，不是浅俗到俗而不雅，不是浅白到毫无意蕴，也不是浅淡到淡而无味。这浅乃是千锤百炼，化繁为简，出于自然，毫不留雕琢之痕，让人回味无穷。
当然“意深词深”也可，但是读者一般不喜欢“意浅词浅”，更不喜欢“意浅词深”。美人必然“淡妆浓抹总相宜”。穿着绫罗绸缎披金挂银当然美，但是穿戴朴素素颜淡妆也还是美人，或许更惹人怜爱。如果是个塑料模特，那浓妆还有什么意义？许多思想平庸感情贫乏却堆砌大量华丽辞藻和生僻典故的诗词，就像釆用了过度包装的劣质商品，惹人生厌。即使这些包装“严守平水韵”又有什么意义？“意浅词深”的诗词，让读者折腾了老半天，以为包装盒里面是一根野山参，结果却是一根干瘪的胡萝卜。
欣赏诗词就像观赏舞蹈：诗如跳舞，可分上中下三段，亦犹诗之三个层面。脚步分左右，滑动须流畅，踩点按节拍，此为技术层面，如诗之有平仄押韵；身段优美，转动适度，配合默契，此为艺术层面，如诗之有意境和语言；头脸表情自然，眉目含情，显大家风度，此为思想层面，如诗之有立意、气象、格调、襟抱。三者组合成翩翩舞姿，浑然一体，始臻上乘。
这应该就是检验好诗的标准吧。
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当代诗词评论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筛选出当代诗词中的精品力作，加以褒扬，加以赏析，作为标杆，激励广大作者见贤思齐，从而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推进中华诗词不断地向前发展。没有尺，就不能量长短；没有秤，就不能称轻重。尺和秤必须精确，度量衡的错误是最大的、根本性质的错误。诗词评论的标准，就是尺和秤。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尺和秤，标准是刚性的，衡量起来比较简单。诗词评论，标准是有弹性的，具体操作要复杂得多。
诗词评论的标准，有各种不同的维度。笔者是普通公民，没有资格为诗词创作制定标准，只能谈一谈个人判定作品高下的依据。篇幅有限，与其全面而肤浅，不如片面而深刻，故本文只拈出两个字——增量！
所谓“增量”，是指一首作品有没有写出前人不曾写出的东西来，无论是在题材、主题、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艺术形式、写作技巧、语言表达方面。
明代著名诗人袁宏道在其《叙小修诗》一文中说：“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他说得对！李杜苏辛等大家名家诗集词集里那些在方方面面都有“增量”、戛戛独造的作品，固无论矣；即便全篇只有一联之工，如“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也让我们知道了五代有个翁宏；只有一句之妙，如“波底斜阳红湿”，也让我们知道了南宋有个赵彦端；只有一字之奇，如“红杏枝头春意闹”，也让我们知道了北宋有个宋祁。
我们当代有一些诗人词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还醉心于模拟古人。他们的创作追求，是使自己的作品掺入古人的诗词集中，可以“乱真”。也不能简单地说他们的追求不好——真能做到这样，也不容易；但“乱真”难免会让我们联想到包含这两个字的一个常用成语——“以假乱真”。也就是说，即便真做到了“乱真”，毕竟是“假”古董，高仿真的赝品，还只是“存量”。“存量”不是进步，而只是在古人范围内的“原地踏步”。只在古人范围内“原地踏步”，有古人就足够了，还要我们今人干什么？
结论：在现代大都市中，餐饮业的竞争是很激烈的。每天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新店开业剪彩，也每天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旧店歇业关张。如果您没有自己的“招牌菜”“特色菜”，不能“舌尖上的中国”，向顾客提供新的美食，那么一天也存活不下去的，无论您是“粤菜”“川菜”还是“淮扬菜”！
子川（江苏省诗词协会副会长、《江海诗词》主编）：用很短文字篇幅讨论“当代诗词的评价方式”是一个难题。事实上，既然冠名为“当代诗词”，诗词作品的当下性与格律要求自在其中，已毋需赘言。在学术意义上，“当代”是一个史学范畴的词语，因此，对当代诗词的评价，应将其置放于几千年诗歌发展史的历史照壁之前，去展开讨论，这是一个很大、很学术性的话题。但是，约稿人之所以邀我谈一谈这个话题，应该是有感于在当代诗词创作现场，前面说到的两个前置条件之一的“当下性”，似乎还有进一步讨论、梳理、使之更为明晰的余地。至于“诗词格律要求”应当不是问题，因为，违规出律就不被称之为诗词。
人总是生活在具体时空，而这个具体时空里有一些类似“文化基因”的东西，在影响甚至左右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个被影响的思维和行为，严格意义上都属于“当下”。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当下”，李白、杜甫的“当下”是唐朝，苏东坡、辛弃疾的“当下”是宋朝。不同“当下”对“当下”的人和事，有着一定的规定性。今天也一样。举一个简单例子，一个生活在今天（当下）的人，一定不会穿着长袍马褂，梳一个满人的长辫子，在大街上晃悠，然后还手抓一个智能手机，到什么地方用它扫一扫二维码。如果检找这些生活细节来验明“当下”与过去的时空差异，我们马上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的不同。但当我们品读李杜苏辛的诗词，当我们拜倒并陶醉于他们的诗文笔墨，并未感到有多少时间的隔膜，这似乎已经在说明，艺术标准才是评价诗词的首要条件，任何时代都一样。
“当下”对诗词写作的意义，首先在于诗词作者只能生活于“当下”，你的生命意识、文化构成、艺术素养、生活经验，无不受“当下”制约与影响。诗词作为具体生命的价值体现，其“当下性”不容置疑。“当下”对当下的人，还有一种文化基因式的影响与作用。我们都知道遗传学的“生物基因”，是一种强制性、规定性的限定，它一般不会因为短暂时间刻度的移换而产生突变。文化基因则不同，作为一种作用于“影响与被影响”的因子，历史传承、异语种植入、意识形态影响、民族差异、地理特征、时髦风尚等等，都会构筑一个风行“当下”的文化情势，大到“五四”的“砸烂孔家店”，“文革”的“破四旧”，小到诗文的文与白、传承与革新、格律与自由。
反方向思考，即不从作品评价而是从创作发生角度，我以为，无视“当下”和机械化理解“当下”，才是当今诗词写作的重要问题。
具体来说，有两种倾向：一是泥古，二是“粘今”。
先说泥古，我们常常在当下诗词创作中，看到许多今天不再使用的字、词、句、意象、概念，甚至通篇如是。比如“雯华渍月”，“搜裒而诵”，再比如“步月五铢衣”，“崚嶒如旧雨”，这些无涉“当下”的文字搁在诗文中，有如穿戏袍的古人走下荧屏，走动在今天，除了可笑几乎毫无意义。这也正是“五四”前贤深恶痛绝、认定是言之无物的沉渣泛起，亟待革除。当我们用“当代诗词”来定义、归纳今天的诗词写作，显然，这些作品应屏之于外。现实地说，这样的作品数量还不少，这也是我们今天诗词工作和诗词教育尤其要重视的问题。再说了，即使穿越千年，在李杜苏辛那里，如此晦涩的字词也很罕见，何况在到处都是飞机高铁网络刷屏的今天。
另一个误区是过分强调“当下”的实用性，我把它称之为“粘今”。因为，“当下”并不需要你去粘贴，作为诗词写作，你只要扣着自己的生命体验，表达你想表达的内容即可。事实上，所有艺术创造，哪怕直接服务应用于社会现实的作品，比如战争年代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今天在艺术大厅演奏交响曲，依旧令人热血奔涌，激情澎湃。显然这是优秀作品的艺术魅力所致。如果在诗中读到：“伸张正义志弥坚”，“振兴华夏护升平”这样一些“粘今”的句子，它们能感动你吗？这样的诗作能传世吗？
“当代诗词”写作绕不过“当下”，但“当下”只能通过个人艺术素养、生命意识与生活体验等，体现于当下人的笔端。李白、杜甫如此，所有真正的诗人词家皆如此。事实上，生活在具体时空中的诗人词家，所有的写作都关涉当下，都具备“当代性”，只不过，用今天的眼光去审视他们的“当代”是我们眼中的历史。同理，今天的写作也一样，当代诗词的“当代性”，也是后人确认我们历史方位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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