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辉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驻会顾问）

　　中宣部等五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为当代诗坛继承中国古代诗评的优秀传统，发展现代诗词评论指明了方向。作为传统诗学中的文学批评——诗话、词话或不同名称的相关诗论，其形态特征就是“亦批评亦鉴赏”的诗词评论（包括鉴赏性批评与批评性鉴赏），且大多是片段式的，随笔作染，点到即止，用美国华裔学者叶维廉的话说，“这是‘言简而意繁’的方法，一反西洋批评中‘言繁而意简’的倾向，是近似诗的表达形态（当是比较而言），因为它在读者意识里激起诗的活动的诗的再造”。例如，司马光的诗话有言：“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诗人惟杜子美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温公续诗话》）这也就说明，古代诗评家十分重视自己的审美感受，“他们往往选取自己倾心的作品甚至片言只语，诉诸直观的体验，作出言简意赅的评价，张扬出一种浓浓的主观情绪。”朱光潜也认为“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其实，“点到即止”“不成系统”“思而得之”，正是中国古人评诗时所呈现出的文本特征，它不但注重以理服人，而且更加注重以情动人。

　　宋人严羽提出：“论诗如论禅”，“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沧浪诗话》）“悟”之“诗道”，不但是诗词创作之“道”，亦是诗词评论之“道”。正如叶维廉所言：“中国传统的批评是属于‘点、悟’式的批评，以不破坏诗的‘机心’为理想，在结构上，用‘言简而意繁’及‘点到而止’去激起读者意识中诗的活动，使诗的意境重现，是一种近乎诗的结构。”显然，以此为鉴去观照当下的诗词评论，其文本形态似乎大多不是“点到即止”的“言简而意繁”，而是大体类似西方批评中的“言繁而意简”，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思考诗词的“鉴赏性阅读”与“批评性阅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现代接受诗学或接受美学，根据“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将诗词阅读依次分为消遣性阅读、鉴赏性阅读与批评性阅读。其中，消遣性阅读是通过娱乐性、趣味性的诗词作品，读者只追求精神愉悦而无意审美体验的阅读；鉴赏性阅读则是由“外行看热闹”转变为“内行看门道”，从而进入审美体验的阅读；而批评性阅读，即属于诗词评论过程的阅读，是诗学批评（即诗学领域的文学批评）意义上的诗词阅读，包括鉴赏性批评与批评性鉴赏两种形态。鉴于中国传统诗学批评的特点，可以说鉴赏性批评是批评性阅读的基础，是基于特定诗词文本而作出针对性“点评”（即“点、悟”式的诗学批评）的诗词评论；而批评性鉴赏则是批评性阅读的升华，是在鉴赏性批评诸多针对性“点评”的基础上，且作出创新性“点评”的诗词评论。认识与理解鉴赏性阅读与批评性阅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既可借鉴读书之“出入”法来解读，也可借用“以禅参诗”的“熟参”与“活参”来阐释。南宋陈善认为：“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乃尽读书之法。”（《扪虱新话》上集卷四，“读书须知出入法”条）对于鉴赏性阅读与批评性阅读（包括鉴赏性批评与批评性鉴赏），其共同点都要有深入的诗词阅读，需要“始当求所以入”，只有“入”，才能“见得亲切”，知诗人“用心处”，与此相对应的“以禅参诗”则是“熟参”，即需要对诗词文本的“朝夕讽咏”，反复研读，悉心体会，不仅要“精熟”，玩味其中的句法与精神，还要“入神”，领会诗人的“用心处”和诗作的“精妙处”。与“入”书或“入”神特征相对应的诗学释义方式，则主要是偏重于客观的“以意逆志”，即以读者之“意”，去“逆”作者和作品之“志”，进而促进读者的“现实视阈”与作者和作品的“初始视阈”的交互融合，其物化的文本表现形式，就是鉴赏性的诗词评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下的诗词评论文章，大多数属于这种类型。当然，这种类型的诗词评说也比较符合社会上广大诗词爱好者（包括只读不写的诗词爱好者与既读也初步习作的诗词爱好者）“审美经验的期待视野”。

　　但是，鉴赏性阅读的“见得亲切”，还只是批评性阅读的初级阶段。由鉴赏性阅读进入批评性阅读，还需要向鉴赏性批评转变，乃至向批评性鉴赏跨越。只有阅读者具有更为复杂的诗学心理结构，能够像佛学禅师那样有着非凡的“机锋”，进而用“春来草自青”这样的诗意语言，来回答弟子们关于“何谓佛法”的提问，即所谓“终当求所以出”，决不“死在言下”，必须“用得透脱”，才能进入鉴赏性批评阶段的审美体验。与之相对应的“以禅参诗”则是“活参”，其意义在于强调鉴赏性批评过程中审美主体的主动参与，如同德国美学家姚斯所说：“审美经验不仅仅是在作为‘自由地创造’的生产性这方面表现出来，而且也能从‘自由地接受’的接受性方面表现出来。”（《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导言，麦纳苏泰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活参”主张参诗参到无言处，其实就是追寻诗词那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审美意境，而这必须依靠直觉的审美体验与自由的审美想象。“活参”的审美效应，让鉴赏性批评者与诗人和诗作在审美经验层次（而非语义层次）得到沟通，诗词艺术的自由感和超越性特质得以充分发挥。与“出”书或“活参”特征相对应的诗学释义方式，则主要是偏重于主观的“诗无达诂”，即批评性阅读者在“以意逆志”的基础上，基于诗词文本的客观内涵，既“从变”，又“从义”，用“洞澈之语”，对一首诗词的艺术性，作出“点到而止”“言简而意繁”的批评，引导读者从“入”而“出”，从“熟”而“活”，进而去激起读者意识中的诗学活动，让蕴涵在诗词文本中的审美意境，即“言外之意”尽可能浮现在读者的脑海中。可以说，鉴赏性批评“点到而止”的寥寥数语，其“言简而意繁”的“点评”之语，犹如点评者送给读者的一把钥匙，借此可以开启纷繁多彩的诗词意境的艺术殿堂，进而引导读者去领略审美意境中那些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言外之意”。

　　当然，遵循现代接受诗学理念，由于不同的读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视野及其诗学艺术修养，进而有着不同的“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所以，“言繁而意简”的鉴赏性阅读文本与“言简而意繁”的批评性阅读文本，对应着两种不同类型的诗词阅读风格，也代表着不同的诗学接受群体的审美期待。若是类比“禅道”，是否能够通过“春来草自青”来感悟“佛法”，当然取决于各自的悟性。就是佛祖释迦牟尼所谓“拈花微笑”的美妙故事，当他拈起莲花时，在场的众多弟子中，也只有其大弟子摩诃迦叶破颜而笑，知晓“涅槃妙心”。这则故事告诉我们，鉴于诗词接受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认识活动，所以，诗词评论与诗词创作一样，同样需要根据“隐匿读者”的接受模式，合理选择彰显“鉴赏性阅读”或“批评性阅读”的诗词评论方式。

　　纵观当下诗坛，从总体上讲，一是诗词创作队伍及其产量庞大，但萃取精品力作的进程迟缓，且还难于实现精品力作经典化；二是诗词评论队伍弱小，且诗词评论的风格大体上处于鉴赏性阅读阶段，还有待实现从鉴赏性阅读向批评性阅读的跨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当下数以百万计的诗词创作者中，大多数人不但欠缺审美经验，也缺乏必要的诗学理论知识，那些来自鉴赏性阅读阶段的诗词评说也符合与之对应的“审美经验的期待视野”；另一方面，也说明当下诗词评论队伍的数量与素质亟待提高。实际上，从当下的实际出发，那些过于简约的诗词“点评”，也许很难激起读者意识中的诗学活动，获得诗词意境重现的审美效应。也许在阅读明代学者王夫之的《古诗评选》《明诗评选》《唐诗评选》的当代诗者中，能够深得王氏要义者，恐怕不会有太大的比例。但是，基于诗学批评意义上的诗词评论（包括鉴赏性批评与批评性鉴赏），需要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作用，担负起催生精品，发现精品，阐释精品，传播精品，经典化精品的职责，进而不断提高全社会接受诗学活动的审美水平。因此，诗学批评意义上的诗词评论决不能满足和止步于鉴赏性阅读阶段的诗词评说，需要适度超前地引领诗者——诗作——读者“三位一体”的诗学活动，加快由鉴赏性阅读向批评性阅读中的鉴赏性批评与批评性鉴赏迈进。当前，从诗词评论的实际出发，以“接受者审美经验的期待视野”为根本遵循，既需要兼顾鉴赏性阅读，又需要着眼于批评性阅读；既需要推动鉴赏性批评，又需要呼唤批评性鉴赏，从“量”与“质”两个方面加强诗词评论队伍建设，立足于启迪悟性，引导创作与鉴赏，彰显“繁”“简”适度的诗词“点评”风格，不断促进当代诗评，发展当代诗学，进一步推进诗词评论、诗词创作、诗词鉴赏三者之间的有效互动、相互促进与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