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2020连续两年召开的“全国诗歌座谈会”上,旧体诗歌的创作和研究者人数占比上升,达到四分之一。世纪之交新、旧对立的僵局开始被打破。2020年8月《中华辞赋》归口《诗刊》社,标志着新世纪诗体多元并存的局面已形成。
文学是时代文化土壤上最美的花朵,文学传统复兴是文化创新的突破点和着力点。当诗词创作蓬勃复苏时,需要诗词批评、理论与创作形成有效互动,才可能使复苏走向复兴。在现行学科体制下,旧体文学和新文学泾渭分明。那么,五四运动后边缘化的诗词复苏后,应当何去何从?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旧体诗歌?
一、旧体诗歌的形式之义
文学不是仅仅停留在对经验世界中人、事、历史的情感描摹,而是创造,以创造拓展人的精神性和可能性。我们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多建立在形而上的层面,以旧体文学的形式创造、丰富人性,不断开拓人的境界,以境界影响世界。当下,我们对旧体文学形式意义的重视远远不够。一切艺术都离不开节奏,旧体文学的形式原则直接规定了一个相对稳定而又开放的创意框,便于表达我们不同的情感、情思、情绪。比如,正是因为对联创作的形式要求,才形成了上下联之间的对称和思想张力,遥相呼应的结构表达了任意两句难以表达的丰富想象;诗词的平仄、韵脚、相粘等规定都便于调动创作思维,从而抵达创作目标。有经验的诗人说,旧体诗的格律要求开始是束缚,熟练以后是召唤,唤起语言的觉悟,把悟到的“意”牵引出来。诗词创新绝不是“旧瓶装新酒”这么简单,这种说法是内容、形式的二分法,是典型的认识论思维。每次创作都是“瓶”和“酒”的相互召唤,是感性和理性的无数次碰撞,是对“瓶”和“酒”的全新创造,绝不是“套格式”。这是当前文学创新迫切需要的创造论文学价值观,也是旧体文学情感表现论拘泥于经验世界的局限所在。二、新、旧诗歌的质变
文学性从本质上体现为对人类命运的深深悲悯和改造现实局限的超越性精神力量,以无用之大用的方式影响人的精神世界。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都与当时经济状况、物质基础、政治气候和文化生态密切相关。我国诗歌在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如比兴的手法),创立了成熟的艺术形式(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从古体诗到格律诗),而且在创造思想上也形成了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如杜甫提出的“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提出的“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等创作主张,都与《诗经》和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一脉相承。赋比兴是中国诗歌的主要创作方法,以写实为基本特征。当代诗词可以写实,但不能拘泥于写实传统。文学的发展需要百花齐放,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甚至更多“主义”争奇斗艳,才有万紫千红诗词之春。“主义”是一种理论、思想、方法,往往诞生在现有经验解释不了的现实困境中,都是为解释、解决新问题而创造的话语体系。比如,现代主义是人类精神的一个转折点,旧体文学发展到今天和所有艺术一样,都要面临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毫无例外与当代文学共同面对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语境。一切文学本质上都是人的自我认识,认识自我,归根到底是为了创造理想自我,旧体文学只有和当代文学共同走向形而上,走向超越,走向虚构和创造,才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当代性”,塑造出唐诗宋词中未曾出现的“理想自我”,这样才能创造出新时代的“新人”。三、诗歌的无用之大用
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诗词并存的历史事实,恰好说明当前正是诗词古今演进的过渡期。从创造论文学价值观看,现实主义、乃至批判现实主义诗词都是来自经验世界的、面向行为的书写,缺乏更具有现代人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凝视人性深渊的、面向行为动机的审视。以《抒怀》和《沁园春·塞罕坝精神赞》为例,对比一首新诗和一首当代诗词,或可体会现代主义“无中生有”的创造性与现实主义书写。两首均有意境,仔细品读,可以察觉其中的不同之处。
抒 怀
李少君
树下,我们谈起各自的理想
你说你要为山立传,为水写史
我呢,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
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
(间以一两声鸟鸣)
以及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
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为山水写史立传,还是拍一套云的写真集?《抒怀》中的分歧是两种价值选择的分歧。前者是常人的“规格”,后者是诗人的“高格”。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诗性是突破有限、向往无限的一种超越性,追求人的可能性和人类共同的精神性。他不再是行吟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而是“无中生有”的创造;他不是体验过去,而是超越现实、创造未来。超越的冲动如此强烈,激活现实渴望和似曾相识的记忆,没有女儿的诗人在诗中创造了一个“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的女儿”——神秘、永恒、纯洁、空灵,象征着包容万物的时间,让一切存在成为可能。
沁园春·塞罕坝精神赞
黄炎清
一面红旗,三代青年,百里翠屏。正鹰翔坝上,清溪束练,云浮岭表,林海涛声。北拒沙流,西连太岳,拱卫京津百万兵。凝眸处、邈苍烟一抹,绿色长城。 曾经岁月峥嵘。况览镜衰颜白发生。忆荒原拓路,黄尘蔽日,禽迁兽遁,石走沙鸣。沧海桑田,人间奇迹,山水云霞无限情。春来也、听奔雷击鼓,布谷催耕。
该词创造了一个艺术疆界,有意境,但与《抒怀》所引发的无限宇宙、历史、人生感怀相比,则显得稍欠火候。
王国维所说的境界,包含疆界、意境、境外之境三层意涵。
第一层,境界是疆界。《沁园春·塞罕坝精神赞》中“红旗”“翠屏”“清溪”“林海”一系列意象展现了塞罕坝“邈苍烟一抹,绿色长城”的盛景。现实的塞罕坝,被《沁园春》这个词牌所规定的字数、平仄、韵脚摄入艺术时空,并与往日荒原、黄尘、石走、沙鸣形成巨大反差,构成了特定的疆界。
第二层,境界是意境,意境由人、事、时、空构成。其中,意义由人、事构成。“北拒沙流,西连太岳,拱卫京津百万兵”,黄尘蔽日,磨老少年,“衰颜白发”。这就是“一面红旗,三代青年”创造“百里翠屏”的意义。而境由时、空构成,一首小词书写三代人峥嵘岁月的时间变迁,开辟出一个“沧海桑田,人间奇迹”的广袤空间,在这书写出的时、空中承载了前所未有的塞罕坝精神,“山水云霞无限情”,令人神往。
第三层,境界是境外之境,在形上。王国维说“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强调意境不可或缺的现实根基和理想之维。《沁园春·塞罕坝精神赞》有扎实的现实根基和理想情怀,既有从“鹰翔坝上,清溪束练”的现实场面,也有“春来也、听奔雷击鼓,布谷催耕”的希望,用意象展现了三代人的开拓精神,情景交融,意境鲜活。
然而“意境有深浅之别”,深,指一流作品不仅有意境,还有境外之境。从境内到境外,从形下到形上,该作还有更上层楼的可能性。好诗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一己感受,写到普遍感受。从塞罕坝三代人思及“天、地、人”的命运和关系,使用涉及的意象营造意境,其实质是从自我到自然,虚实相生,以致无穷。从有限到无限,抵达人类的精神家园——自由。
换言之,“奔雷击鼓,布谷催耕”在境内;“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的女儿”在境外。又比如,李煜写雕栏玉砌的故国繁华是境内,写春花秋月的往事生生不息,而充满希望,由此发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悲悯、慨叹,慰藉人类千秋万代的忧愁,则抵达境外,被王国维称为“人类喉舌”。
从认识自我、社会、世界,到建构更美好的自我、社会、世界;从表现现实生活,到创造美好境界,正是传统诗词到当代诗词的观念的转折点。这也是旧体文学参加文化创新的起点,通过境界影响世界的过程,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精神生产。诗词行吟传统中“行”和“吟”不可分,前者是物质生产,后者是关乎意义、价值、梦想的精神生产。马克思的墓志铭上写着:历史上的哲学家总是千方百计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解释世界,然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马克思所说的实践包含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等一切社会活动。这使我们更深刻地反思抒情言志这样的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的作用,以及物质生产对境界、意境的影响。常言道“功夫在诗外”,就是指诗歌的意境来自人生实践的磨砺。马克思的精神生产观对于我们把诗词创造活动与当前文化创新联系起来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文化、文学、文体、诗体的演进是缓慢的,人的生命相对这个漫长的过程只是短暂的一瞬。生命有限,而艺术、学术无限。把有限的学术生命与中国文学传统复兴这样的时代命题联系起来,像水滴融入大海,才能奔腾不息。传统中有民族心魂的种子,文学传统复兴要善于发现种子里更多的可能性,并在时代气血的作用下,培育时代之“花”,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当代性”。文学是人性之学,文学传统的现代转换,实质是“人”的现代转换,需要把传统中更多尚未发现的可能性挖掘出来,培育创造性人格,形成守正开新的民族气质,塑造出创造新时代的“新人”。今天我们提出“创造论文学价值观”,就是把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的时代命题落实到诗的“创造”上,落实到“境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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