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

　　也谈“老干体”诗词

　　四维

　　《诗刊》增刊《子曰》2015年第二期，刊登了杨子怡同志《古今诗坛“老干体”之漫论》的长篇文章，这也是笔者近些年来第一次见到针对“老干体”诗词比较系统的论述，读后催人思考。正因为如此，笔者也想谈点一孔之见。

一、何谓“老干体”诗词

当代诗坛关于“老干体”的说法由来已久。暂且不管这个提法是否科学，但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且还是一种负面概念，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关于“老干体”诗词的概念问题，至今尚未见到一个比较统一的说法。从诗坛较为流行的说法看，似有两种观点：一是从作者的角度来谈，二是从作品的角度来谈。

　　从作者的角度看，是将那些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老同志所创作的诗词，称之为“老干体”诗词。那些把“老干体”戏称为“人大体”或“政协体”的人，恐怕就是这个观点。显然，以这种方式定义“老干体”明显不妥。因为，如果真作这样的定义，那么，传统诗坛中的很多诗人，从唐代的李白、杜甫，到宋代的苏轼、辛弃疾，有几个不是“老干部”呢？又怎能说他们的诗词是“老干体”呢？再说，就是纵观当下，在各种诗词比赛中获奖的作者，也有不少就是不同职级的在职干部或离退休“老干部”。若将他们的获奖诗词也说成是“老干体”，恐怕也与事实不符吧！

　　从作品的角度看，何为“老干体”诗词？也有人从不同的侧面来描述。一种是侧重从诗词内容的角度来描述“老干体”。例如，杨子怡同志就认为古今“老干体”诗词有“五化”的共同特征：一是“内容的歌德化”，二是“写作的程式化”，三是“情感的空洞化”，四是“风格的官气化”，五是“形式的应制化”。另一种是侧重从思维方式与修辞手法的角度来描述“老干体”。因为包括一些“老干部”在内的诗词爱好者，开始学习诗词创作时，一时难以实现思维方式从“抽象”到“形象”的转变，往往习惯于运用抽象思维，多用概念性语言来创作。正因为这样，笔者觉得可以将这一类诗词称之为“概念体”诗词。

　　当然，上述这些概念并非各自独立，而是互有联系。如有些老干部的习作的确存在“五化”现象，“概念体”诗词的作者也不乏老干部。然而，这些问题都不是老干部的专利。如果扬弃“老干体”说法中的负面因素，笔者认为倒是可以把“老干体”作为“概念体”的戏称也未尝不可，但不宜将“三应诗”（包括广义的应制、应景与应酬）与“老干体”诗词直接挂起钩来。如果当代诗坛能够认真研究“老干体”或“概念体”的成因，并从中总结出可供借鉴的创作经验，进而指导当代诗词创作，这也可以算是老干部对振兴传统诗词的新贡献。

　　这里，笔者还想用一首“老干体”，表达一下对“老干体”诗词的特别情怀——那就是需要客观理性地对待老干部为传承和弘扬传统诗词文化所作的贡献——拙作《“老干体”感赋》：“莫嘲老干赋春秋，一片丹心在上头。落地吟旗重举起，抛荒渡口又争流。《佩文韵府》迎新客，《声律启蒙》鸣旧 。但愿时人尚风雅，竞相追梦放歌喉。”

二、“老干体”与“以议论为诗”

每当听到对“老干体”诗词的批评声，总让人想起对宋人“以议论为诗”的批评。所谓议论，就是讲道理，谈看法。然而，如何看待宋诗中的议论，向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例如，清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写道：“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近；宋诗主于议论，故于三百篇远。”而同为清人的叶燮《原诗》却针锋相对地写道：“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

　　事实上，古往今来，诗人写诗无非是写景、抒情、叙事和说理。数以千年的传统诗史，哪有全无议论的诗词作品呢？难怪乎清人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写道：“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关键问题在于议论的方式方法。宋代刘克庄在《跋何谦诗》中写道：“余尝谓以性情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根据这种观点，刘克庄认为唐诗是风人之诗，而宋诗是文人之诗。与刘克庄的观点相同，宋代严羽更是鲜明地提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①严羽：《沧浪诗话·诗辩》第五则，见《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他认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里，“非关书”或“非关理”，其实就是对诗主议论的批评。当今，那些对“老干体”诗词的尖锐批评声，恐怕都是源于这种观点。

　　然而，尽管有学者认为“唐诗用形象，宋诗发议论”，②参见苏者聪：《宋诗怎样一反唐人规律》，见《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一期。但决不能将两者完全对立起来。正如当代学者李有富所言：“诗歌中的议论与形象能否统一起来呢？回答是肯定的。实践证明诗歌中的一些好的议论往往都是以形象的描绘为基础而展开的，这种议论不但不会削弱形象，相反可以加强形象、深化主题、突出诗歌的思想性。”例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前两句通过“白日”与“黄河”、“依山尽”与“入海流”的意象组合，展现了山高水远的辽阔时空，后两句则在此基础上，用形象的语言，发表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样高瞻远瞩的议论。显然，这种形象与议论的有机结合，不但意象是形象思维引领的产物，就是议论，无论是在形象描述基础上的议论，还是通过形象来议论，或是寓议论于形象之中，也都是在形象思维引领下的议论。

　　再拿笔者《退休感怀》这首“老干体”来说，该诗为：“耆年犹似胜华年，常梦襄阳孟浩然。走下高楼人未矮，争来忙事岁难闲。莫嫌陋室才三尺，但诉衷情却万般。李贺诗囊不知倦，乐山乐水乐新天。”全诗通篇都在议论，但这些议论却不同于散文的抽象议论，而是结合用典，借用若干具体的意象来表达自己退休后的真情实感。所以，笔者认为需要全面认识“以议论为诗”的各种说法，摒弃议论的概念化，提倡议论的意象化，也就是通过意象组合来发表议论，特别是那些饱含人生感悟、情真意切的议论。

　　这里，笔者还想对“以议论为诗”的特别价值问题，谈一点肤浅之见，以1974年春郭沫若先生和毛泽东主席的诗作《春雷》为例。该诗的背景是毛泽东主席对郭老的《十批判书》不满，写下了《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予以批评。而郭老的和诗《春雷》：“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实际上是一份体裁特别的“检讨书”。至于说这样的诗篇是否是诗，笔者觉得无须争论。恐怕也不会有人据此说郭老这样的大文豪缺乏“文化素养”与“艺术修养”吧！然而，笔者倒是要问，除开传统诗词这种体裁，还有哪一种文体，能用短短八句五十六个字，做出如此别开生面的自我批评呢？这也不正是传统诗词特别价值的魅力之所在吗？笔者还是通过“以议论为诗”的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即《读古人论“诗”与“非诗”感怀》：“莫论非诗何许诗，诗文功效有谁知？借来一语迎春雨，胜似出墙红杏枝。”

三、“老干体”与思维方式

杨子怡同志的文章，对“当今老干体盛行之原因、流弊影响及采取对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也很有见地。但笔者从很多诗词爱好者的习作来看，“老干体”诗词的创作者，有的可能是老干部，有的则不一定是老干部，甚至还不一定是老年人，一些青年诗词爱好者的诗作也好像是“老干体”，其根本问题在于思维方式。这是因为“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属于文化现象背后的、对人类行为起支配作用的稳定因素”。③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著名诗评家公木先生说过：“诗要使用形象思维方法，通过加强了的、往往是具有一定节奏韵律的语言形式而形成，好的诗篇总是个别形象与普遍本质的统一。”他又说：“散文直说，诗用图画。散文用逻辑思维方法提炼概念，诗用形象思维方法凝铸形象。”④公木：《毛泽东诗词鉴赏》，长春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337～341页。这就是诗与文的主要区别。公木先生还通过实例说明了政治散文和政治抒情诗的区别。而作为“老干体”来说，从源头上讲，就是用逻辑思维方式赋诗填词的产物。

　　语言是思维的外衣，不同的语言自然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而语言的运用又与修辞手法密切相关，所以，不同的思维方式又决定着不同的修辞手法。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将修辞手法分为“消极的修辞手法”和“积极的修辞手法”两大类。“大概消极的修辞手法是抽象的、概念的。必须处处同事理符合。说事实必须合乎事情的实际，说理论又须合乎理论的联系。”“然而积极的修辞，却是具体的、体验的。价值的高下全凭意境的高下而定。”⑤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9页。显然，消极的修辞手法，所对应的思维方式是抽象思维；而积极的修辞手法，所对应的思维方式则是形象思维。所谓“老干体”诗词，就是在抽象思维方式的引领下，运用消极的修辞手法，将一些抽象的、概念性的词语，用格律之“线”穿在一起的诗词。这也是笔者主张用“概念体”替代“老干体”的具体原因。

　　传统诗学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诗词的意境需要通过意象来表达。这就是说，诗学思维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形象思维，而是在积极心理的引领下，表现为以灵感思维为主要特色的积极形象思维。诗学修辞，即在诗学思维引领下的修辞，也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积极修辞手法，而是表现为以“赋比兴”为主要特色的积极修辞手法。

　　于是，从积极的形象思维方式出发，根据以“赋比兴”为主要特色的积极修辞手法，可以将意象的表现方法分为三类：一类是以“赋”为主要特色的“描述性意象”；另一类是以“比”为主要特色的“引类性意象”；再一类是以“兴”为主要特色的“感发性意象”。而在抽象思维方式引领下的“老干体”诗词，最为缺乏的就是用意象来构造意境。

　　所以，笔者认为提高包括老干部在内的当代诗词爱好者的诗词创作水平，首要的问题在于思维方式的转换。只要是在积极形象思维的统领下，运用以“赋比兴”为主要特色的积极修辞手法，通过“描述性”、“引类性”或“感发性”意象来赋诗填词，哪怕是写政治抒情诗或“三应诗”，都会跳出“老干体”或“概念体”的“议论模式”，进而沿着诗词创作的正确方向不断前进。这里，笔者通过一个实例来谈点体会，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几年前，笔者在地方政府工作期间，接待群众上访是一件很揪心的事。可以说，几乎是每一次接待群访事件后，思想上都很沉重。于是，就写了一首《忆江南·接待群体上访》：“狂飚起，电闪又雷鸣。雨打绿枝千树泣，风掀白浪万波横。望处不堪行。 思绪远，了却羡鱼情。举目纵观沧海水，扪心自问怒涛声。但愿霁光明。”小令的意境如何，当然应由行家评论。但是，从笔者的创作愿望来说，倒还是比较注重用意象而不是用概念来遣词造句。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责任编辑：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