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于怀

　　浅谈董必武诗的用典

　　雷于怀

　　董老是从湖北黄冈走出去的一位历史伟人，也是现代诗坛上一位有名的诗人。他的诗朴实淳厚，质而不俚，文而不丽，有汉魏之风，董老的诗用典有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使诗更加简练；二是使诗更加形象；三是使诗更加含蓄；四是使诗更加典雅。但典又不能多用。用多了，会增加读者理解的难度。

　　董老是从湖北黄冈走出去的一位历史伟人，也是现代诗坛上一位有名的诗人。他的诗朴实淳厚，质而不俚，文而不丽，有汉魏之风，深为读者喜爱。

　　董老是前清秀才出身，古诗文功底自然十分深厚，对各种历史掌故也很熟悉。因此，董老的诗有一个明显特色，就是常常会引用到许多典故。请看他在1943年3月5日写的《重庆办事处五周年纪念》：

　　七年犹作抗倭谋，五载渝城强滞留。

　　乍暖乍寒更气候，忽张忽弛度春秋。

　　曾闻宋国驱狂狗，莫讶韩生笑沐猴。

　　学得毛公双字诀，挤钻如意更何求？

　　这首诗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董老在重庆的斗争生活，抒发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和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满，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颔、颈二联就连用了四个典故：

　　“乍暖乍寒”一句，语用宋代词人李清照《声声慢》中的“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忽张忽弛”一句，语用《礼记·杂记下》孔子的话“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曾闻”一句，涉及到《左传·襄公十七年》中的一个故事：宋国有个叫华臣的大臣，哥哥死后，他欺负侄子年幼，趁机霸占哥哥的家产，杀死哥哥的家人，在朝中也是飞扬跋扈，于是引起了众怒。一天，一只疯狗乱窜到他家，许多人撵着追打，华臣以为是来捉杀他的，赶紧跑到陈国去了。“莫讶”一句引用《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故事：项羽打进咸阳后，有人劝说项羽定都咸阳，以成霸业。项羽不听，意欲东归，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这个人只好叹息地说：“人们说楚人是‘沐猴而冠’，看来确实如此。”这是在奚落项羽虚有威名，其实像个不懂人事的畜牲。《汉书·项羽传》中说这个人叫“韩生”。

　　诗词用典，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其实用典是诗词一种特有的修辞手法。它通过引用历史人物故事或经典诗文，能更好地表现出诗的内涵和主旨，有着其他艺术手法难以替代的作用。从董老的诗看，用典起码有四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使诗更加简练。中华诗词，特别是格律诗，在字数和长度上都有严格的限制。力求语言简练，用最少的字词表达出最丰富的内涵，是诗的基本要求。用典则是达到这种要求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拿董老的《重庆办事处五周年纪念》来说，它所反映的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又联合又斗争的重大题材。当时日寇入侵，国家危亡，本应举国团结，一致抗日。但国民党内少数顽固派总想挑起事端，制造摩擦，借机打击、消灭共产党。因此陪都重庆的政治局势时好时坏，变化不定。共产党派驻重庆的办事处，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必须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形势与斗争十分复杂，反复变化，决非一两句话所能叙述得清楚的。董老借用李清照的诗句和孔子的话，清楚明白地写出了当时重庆变化不定的政治气候，以及我党针锋相对、时紧张时缓和的斗争策略。语言十分简练，内涵也十分丰富，可以引起读者对当年许多史实的联想。

　　二是使诗更加形象。诗要有形象，要用形象来打动读者，切忌抽象化、概念化。董老的诗，大都与政治紧密相连。如果处理不当，难免出现抽象议论，甚至出现标语口号的倾向。董老很注意避免这种弊病，常常采用典故，把抽象的、概念性的东西转变为生动具体、读者可以感知的形象。比如《重庆办事处五周年纪念》的颈联二句，董老用“宋国驱狂狗”的故事来比喻中国人民团结一致，要将日寇赶出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用“韩生笑沐猴”的故事，揭露和批评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卑鄙伎俩。“驱狂狗”与“笑沐猴”是十分具体的动作，与抽象的政治内容联系起来，自然增强了诗的形象感，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又如写于1947年10月的《晨起书感》，是一首感时抒情之作。当时全国的形势是：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蒋介石政府即将垮台，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但是，社会上也有少数所谓“中间派”人士，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存在幻想，希望他们能够放下武器，停止内战，在中国组建多党政府，实行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和专政。针对这种政治形势，董老在诗中用了两个典故来抒发自己的感慨：“举世已看鹏展翅，有人偏与虎谋皮”。“鹏展翅”出自《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与虎谋皮”出自《太平御览》卷二○八引《符子》：“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后作“与虎谋皮”。董老用“举世已看鹏展翅”，形容全国人民都已认识到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用“有人偏与虎谋皮”，批评“中间派”人士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也是将抽象的政治内容转化为“大鹏展翅”、“与虎谋皮”等生动具体的形象，避免了抽象化、概念化的政治议论，增强了诗歌语言的形象性。

　　三是使诗更加含蓄。诗贵含蓄，就是苏轼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给人以可咀嚼可回味之处；忌浅陋，忌一览无余，忌淡而无味。为了做到含蓄，诗人们往往采取用典的办法，将要说的事拐个弯说出来，让读者去思索、去领会。如董老的《次韵和朱总司令出太行七绝四首》。当时朱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太行山，到抗日第一线去抗击日寇。这一行动深得老百姓的赞许，他们纷纷送粮食、送猪羊犒劳子弟兵，并送自己的亲人参加八路军，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的感人场面。董老在诗中用“箪食壶浆迎道左，欢呼甘与子同仇”两句，将这一生动感人的历史事实记录下来，盛赞了朱总司令和他统帅的八路军。“箪食壶浆”语出《孟子·梁惠王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个典故描写出老百姓对所爱戴的军队热烈欢迎与犒劳的场景。“与子同仇”语出《诗经·秦风·无衣》：“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它表出了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两个典用在这里，不仅十分允当，而且增强了诗的含蓄性。比起直说八路军怎样为民抗敌，老百姓怎样感激八路军，怎样送子弟参军，确实要含蓄得多，收到了“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效果。再如《闻杜斌丞先生在西安遇害，为长句吊之》，杜斌丞是爱国民主人士，西北著名教育家，曾向杨虎城提出“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抗战时期，他在成都、重庆、昆明、西安等地，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民主运动，1947年10月7日在西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董老在诗中赞扬他：“共推国士谋能断，屡作罪言安复危。”这里用了两个典：据《新唐书·房杜传》记载，唐太宗时，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共掌朝政，房多谋略，杜善决断，人称“房谋杜断”；另据《新唐书·杜牧传》记载，杜牧早年就胸有大志，关心国家大事，做幕僚时，不顾位低职微，给朝庭上《罪言》书，对修明内政、平削藩镇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董老在诗中引用杜如晦、杜牧等历史人物的典故，盛赞了杜斌丞有谋略、有决断，敢于就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公开发表自己的主见，给杜斌丞以很高的评价。但这种评价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用典来表达的，因而显得十分含蓄，给读者思索与联想的很大空间。

　　四是使诗更加典雅。这点很好理解。因为典故大都涉及到历史书籍上的人物故事和经典诗文。从内容讲，丰富深刻；从语言讲，简洁精当。它们有着浓郁的书香气，给人们高雅之感，绝无村鄙粗野、浅俚低俗的味道。比如《挽李克农同志》，中间二联：“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天不慭遗兹一老，人如可赎岂千家。”颔联盛赞李克农的杰出才干，颈联表达对李去世的无比惋惜。由于四句都用了典，而且对仗工整，的确使人感到十分典雅，不禁吟咏再三。

　　用典确实有好处，不可不用，但又不能多用。用多了，会增加读者理解的难度。因此，历代优秀诗人在用典时很注意三点：一是尽量用人们比较熟悉的典，少用生僻的典；二是将选用的典与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尽量融合起来，做到用典而不见痕迹，读者不知典也可以理解诗意；三是尽量有所变化，用其典而不完全就其意，妙在意翻新奇。董老诗在用典时也很注意这几点。他用的典虽多，但大都为读者所常见。比如“兄弟阋墙”、“箪食壶浆”、“与子同仇”、“同心断金”、“鹬蚌相争”、“乍暖还寒”、“一张一弛”、“问道于盲”、“闻鸡起舞”、“雪泥鸿爪”等，只要稍微多读了几句书的人就不难理解。在许多地方他虽然用了典，却做到不见痕迹，使读者浑然不觉。比如“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挽沈骊英女士》）、“倚树看云身影没，飞鸿踏雪爪痕余”（《宿罗浮山朱明洞忆亡友林伯渠同志》）、“今夜鄜州看明月，得无清皎与延同”（《过劳山寄延安诸同志》）、“河山破碎劳收拾，田土纠纷要试均”（《祝朱总司令六秩荣寿》）等诗句，你知道是用典可以懂，不知道是用典也可以懂。还有些地方用典，董老加以点化，做到另有新意。如《忆王尽美同志》中的“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语用杜甫的“济南名士多”（《陪李北海宴历下》）。杜甫的原意是赞颂包括李邕在内的济南名士很多。王尽美是山东人，邓恩铭1927年任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在济南牺牲）。董老借用杜甫的“济南名士多”，却反用其意，说像王尽美、邓恩铭这样杰出的革命者在山东也并不是很多，用另一种语气赞美了王、邓二人。再如《金门遇陈志蘧诗以赠之》中的“高卧豪情百尺楼”，典出《三国志·魏书·陈登传》：一天，刘备同荆州牧刘表、谋士许汜在一起评论天下名士。许汜说他曾投宿陈登家，陈登十分傲慢，自己睡上位床，让他睡下位床。刘备说：“你求田问舍，言无可取，陈登当然看不起你。要是我，会自己睡在百尺楼上，让你睡在地下，岂止上下床之差？”董老在这里用这个典，赋予了新的意义，从正面肯定陈志蘧同志为国为民，豪情万丈，高瞻远瞩，如立百尺高楼之上，与“群儿争取烂羊头”的有着天壤之别。

　　（作者系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顾问）

　　责任编辑：姚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