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真宝

　　序跋选萃

　　闻胜的狂喜与痛定的深思——《抗日胜利这一天》前言

　　莫真宝

　　2015年是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重要年份。七十年前的8月15日，是日本法西斯宣布投降的日子。胜利消息陆续传来，各界人士纷纷赋诗志喜。彭明榜先生策划并责编了这本《抗日胜利这一天》。本书从搜集到的约四百首同类作品中，精选了一百四十余首，都为一集，借此纪念这一难忘的历史时刻！这本小书，没有采取宏观叙事的方式记录这个伟大的日子，而是通过选编以“闻日寇投降”为主题的诗词散曲，来展示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全民抗战，终于迎来第一缕胜利曙光的中华民族各界人士内心的复杂情绪和真实心声。

　　这批“闻降”诗歌，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各界人士在获悉日寇投降时的所思、所想、所感。入选诗歌，包含“日寇乞降喜而不寐枕上作”、“喜闻”、“喜赋”、“狂喜书感”等一类字眼的标题，这里回荡着初闻胜利的喜悦之情；“骨暴沙场枯更白，血沾甲胄久还红”（萨镇冰），这里有对全国各族人民英勇不屈勇敢抗敌的精神的歌颂；“蓬蒿枯骨冷，灰烬故园芜”（吴德润）、“闾阎余瓦砾，草木长街坊”（刘一禾），这里有兵燹之后疮痍满目的惨象；“莫道长年亦多难，太平看到眼中来”（齐白石）、“故鬼新茔，无家何用生还”（沈祖棻），这里有劫后余生的庆幸与悲凉；“谈笑两京收复，待明年春早，正好还乡。喜朝辞白帝，一舸下瞿塘”（王沂暖），这里有对家乡的思念及对返乡的憧憬；“明朝巴峡楼船下，长跪萱闱诉别离”（顾毓琇）、“但使苍生免涂炭，颓年甘分忍饥寒”（马一浮）、“解甲仓皇离战地，生还无处觅樱花”（马叙伦）、“渠帅终须殛，降兵未忍诛”（吴德润），这里有对家人的思念、百姓的哀怜甚至对战败国士兵的同情；“余杀人子亦已多，即今食报理岂讹”（黄炎培）、“南京尸骨长沙火，永记东洋罪恶篇”（王子壮），这里有对侵略者的痛恨与谴责；“飞扬明治维新后，断送昭和黩武中”（黄式苏），这里有对悍然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后果的反思；“书生别有忧时感，何日承平许退耕”（吴霭宸）、“水背井陉功忽就，威加河朔事逾纷”（沈轶刘）、“黎民须生产，百业俱待兴。和平建中国，慎勿动刀兵”（梁立柱）、“中国不堪再内战，千门万户望长安”（李望回），这里有对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的忧惧……欲喜还悲，欲歌还哭，抗战甫胜，诗人们内心的情愫五味杂陈。

　　这批“闻降”诗歌，直面火热的现实生活，抒写内心的复杂情感，艺术上不拘一格，或说理，或抒情，或记事，很好地继承了传统诗词赋、比、兴的手法。大多数诗词作品不假锤炼，冲口而出，采用铺叙的手法直陈其事，直书其情，直写其感，自然洗练而又真切动人。如柯尧放的《快哉此夜行》、成惕轩的《渝都凯唱》、王冷斋的《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晚八时闻爆竹声日敌乞降狂喜书感》等等。除此之外，也有用典深婉，乍看难以索解者，如黄咏雩的《凯歌》、《大酺》、《破阵乐》等大量使用“古典”所造成的阅读障碍，需要“披文以入情”，才能恰当理解其深度抒情的效果及其感染力；又如吴世昌《乙酉八月二十七日书感五十韵》自注“今典”十余处，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更有通篇辞兼比兴，流靡深沉者，如陆真翘“祶袍已裂忍重看，烛泪西窗扰未干。莫道燕归天又暖，十分春意九分寒”（《抗战胜利有感》），用“祶袍已裂”喻国共交兵，并通过乍暖还寒的天气，喻指内战的阴云。又如刘永济的《玉楼春》借伤春的传统意象表达对抗战胜利后国内种种堪忧局面的思考，具有独特的艺术匠心。至于借代、比喻等修辞艺术的运用，所在皆是，不胜枚举。

　　本书入选的作者队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年龄来看，有上自89岁的前清总理南北洋海军、民国海军总长萨镇冰，也有年方17岁的在校大学生李望回，涵盖相差七十岁的“三代人”。从主要社会身份来看，有旧式士大夫文人，有新式知识分子，也有军政要人，甚至不乏社会各阶层的人民群众：萨镇冰、商衍鎏、于右任、黄炎培、钱来苏、马叙伦、谢觉哉等，或为前清进士，民国元老，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罗卓英、梁立柱、戴坚、张中如、徐明等，为国共两党参加过一线抗战甚至东京审判的将军；陈寅恪、汪东、马一浮、饶宗颐、吴世昌、王季思、刘永济、沈祖棻、盛静霞、霍松林等，则为光耀学界的人文学者；施蛰存、李霁野、萧军、芦荻、柯尧放，均为蜚声一时的新文学作家。可以说，这是二十世纪旧体诗词作家群一次具体而微的集体亮相。

　　本书所录作品，体裁完备。有长篇五古，有七言歌行，有五七言律绝，也有词，还有少量的散曲，包含了至今仍被人们乐于使用的主要传统诗歌体裁。风格上雅俗并存，既有措辞古奥用典繁密的雅言之作，也不乏文白相生的通俗之词。这充分显示了诗词散曲等传统韵文文体在表现时代生活方面所具有的生生不息的艺术生命。捧读这一首首心血之作，回味民族受难与不屈抗争的历程，我们仿佛回到了那段令人狂歌当哭的峥嵘岁月，对抗日先辈们为保家卫国舍身忘死、浴血奋战的景仰之情油然而生！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抗日胜利这一天”中的“这一天”，有三个节点：一是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促使其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二是8月15日中午12点整，裕仁天皇通过日本广播电台布表《停战诏书》录音，宣布日本正式投降，是标志战争结束的日子；三是9月2日上午9点，日本代表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美国军舰上，向盟国代表签署了投降书，投降仪式结束。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受到战时交通与通讯条件和其他因素的限制，除了大后方的重庆、解放区的延安等中心地区，不同的地点、不同人群获知日本投降消息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在中国战区，芷江洽降有一个时间过程，南京、北平、台湾等各地的受降时间也有先有后。因此，具体到“闻降诗歌”写作的“这一天”，又各有不同。有的作者一旦得到日本投降消息便情不能已吮墨挥毫，有的则置酒相招赋诗唱和，有的却在情绪平静之后再提笔写诗，还有的是所在城市受降那一天写的。总之，“这一天”是指日本投降后的一段时间之内的任何一天，是作者写下“闻降诗歌”的“这一天”。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进行，8月10日之前，胜利已经初见端倪，渴望胜利的诗人们便迫不及待地写下了展望胜利的诗篇，如邵祖平的《八声甘州·抗日战争即将全胜，欣喜之余，因赋此阕》，成惕轩在《波茨坦公告》发表之际，即赋五言长诗《受降篇》；闻胜之后，随着时间流逝，情感趋于平静，生活还得继续，诗人们的思考更加深刻，对日常生活的描述也更加感人，如盛静霞《高阳台·偕云从泛瘦西湖》等，特选录了几首，聊备一格。

　　这批“闻降诗歌”，记录的不仅仅是诗人们在那一个特殊时刻的所见所闻与真实心情，我们试图借诗人之笔，触摸诗人们敏感的心灵，触摸国家和民族在获得新生的那一刻的思想和情绪。

　　（作者系中华诗词研究院学术部主任）

　　责任编辑：朱佩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