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怀珵

　　当·代·诗·话

　　期待中国诗坛出现划时代的标志性作品
——在“现代诗词如何追唐赶宋”座谈会上的发言

　　涂怀珵

　　我认为，“现代诗词如何追唐赶宋”，决不是要我们回过去当唐人、当宋人。人类历史过程是单向性的，虽然是在螺旋式地发展，往往有相似之处，但决不可能“克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存在决定意识”。武汉有座黄鹤楼，严沧浪说当以崔颢写的《黄鹤楼》为唐人七律第一。它好在眼前景物，脱口而出，例如“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是唐人当时真实的感受。到了现代，天堑变通途了，江上有壮丽的长桥，江底有辉煌的隧道，你还像崔颢那样写，就是“为赋新诗强说愁”啦。宋词有“醉里挑灯看剑”的名句，确实写出了冷兵器时代的英雄气概。你现在也写“挑灯”，读者就会问你家里是不是停电了。至于“看剑”，我们这一辈人感慨殊深。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写到：“仗剑抵抗的大力士往往倒在无勇无拳者的枪口之下，因为剑比枪落后了。”这篇小说已被收入全国重点高中课本《现代文选读》中，不少中学生写作文题《落后了就要挨打》，喜欢引用这句话。总之，诗词是很敏感的东西，说了假话，就失去感染力了。

　　中国格律文学体裁到现代主要有四大块，即诗、词、曲、联。提出“现代诗词如何追唐赶宋”，等于提出现代的曲与联如何追赶元、明、清，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回答这个问题，只须举其一，便可反其三，触类旁通。

　　就说诗吧，我们的思路应该是观今宜鉴古，找出唐代诗坛的领袖人物，或者叫做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借以作为我们创作诗词精品的参考。我的想法无非有两点：一是他们创作思想的高远，二是他们创作技巧的高超。虽然这两者在各个时代的内涵有所变化，但这两者的外延是不变的。

　　先讲“创作思想”。历史证明，一个时代的文学不可能脱离一个时代的政治，不可能不归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想管。说到唐诗，出了一位代表人物，就是杜甫。杜甫在唐朝是诗人第一，在古代所有诗人中也是第一。他作为诗人最成功之处首先是他有高远的抱负，也就是有远大的志向。有高远的抱负，才能产生高深的意境；高深的意境又产生高尚的作品。你看他自比前贤，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虽然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但他诗中的意境却由此产生。又由于事实远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顺利，所以使得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对坏人坏事的态度是“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唐代文人都读过《孟子》的“庖有肥肉”、“野有饿殍”的名句，到杜甫才化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在他以前没有一个诗人能造出这样的句子。为什么？因为没有杜甫那样的抱负并由此产生的意境。之所以内容丰富，出自他的远大抱负与他长期处于贫困生活的矛盾之中。

　　杜甫的主导思想是儒家学说。杜甫诗有独到的成就，是由于他坚守着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精华之处，到现在还有生命力。《论语》：“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至于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就更加明确了。在整个封建时代里，孔孟学说由于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随势变化，所以总是处于独尊的地位，不曾有其他学派或宗教推倒它，遂成显学。

　　那么，现在，我们的诗人们要“追唐赶宋”，是否要像杜甫那样坚守着儒家思想呢？

　　唐、宋、元、明、清封建时代过去了。当人类历史进行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欧洲各国相继完成了以蒸汽机、纺织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向以电力、电机和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转变。存在决定意识，这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主张消灭剥削阶级和私有制，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达到全人类解放；对此，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则解释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所以，我们此前只是实践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并由此形成了我们的诗人们的创作思想。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也确实创作出不少精彩的诗篇，例如影响深远的毛泽东诗词，确实是前无古人的！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日，以“存在决定意识”而论，目前指导我们诗词创作的崭新时代的思想内涵，也在日新月异，不断发展。一旦某位诗人力求与时俱进，以他高远的创作思想加上高超的创作技巧，写出了发前人所未发，道前人所尚未道的诗篇，那么他的诗词作品的历史地位，岂止是“追唐赶宋”？很有可能成为中国诗坛上划时代的标志性作品！

　　再讲“创作技巧”。谈到“现代诗词如何追唐赶宋”，就一定要弄明白唐诗宋词创作的艺术技巧之要素是什么。自建安以后，在文学形式上非常重视“两化”，即声律化与对偶化。这两个“化”，到了唐代，达到了完成的阶段。唐诗也好，宋词也好，在艺术技巧上都离不开这两大要素。去年年底，我应邀出席上海“中国对联探源”全国学术研讨会，我宣读了《重申联律萌芽的“四个阶段完成说”》的获奖论文。拙文欲证明联律与诗律同时萌芽：联律萌芽过程长达三百多年，诗律从萌芽到定型长达五百年之久。所以在律诗定型的过程中，联律起到了成全诗律的作用。联律从萌芽到基本定型之际，出现了《文心雕龙》。《文心雕龙》里面有八个字值得我们注意，它说“才为盟主，学为辅佐”。所谓“才”，即才思，属于“创作思想”的范畴，居于创作诗词的盟主地位。所谓“学”，即事类，是“声律化”和“对偶化”的化合，属于“创作技巧”的范畴，居于创作诗词的辅佐地位。虽为“辅佐”，却是必需，否则写不成诗词。

　　唐代的文人，都懂得“声律”和“对偶”，几乎无一不是诗人，因此不存在能不能写诗的问题，只存在诗写得好不好的区别。好诗，都是出于作者创作思想的高远以及创作技巧的高超。于是最讲声律与对偶的律诗，便成了中国最高诗体规范。杜甫就是律诗创作技巧的集大成者。唐代的文人们都懂得“声律”和“对偶”，也都会撰联，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堂弟李道宗所撰的对联作品。更多的是“律句联”，即律诗中间两联。我在前年发表题为《杜甫也是伟大的对联作家》的短文，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参看。

　　关于“声律化”和“对偶化”。诗人毛泽东在给陈毅同志的信中写道：“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这个话，我们既可以看作是他的谦虚之辞，也可以看作是他的诚实之言。

　　由此看来，我们“追唐赶宋”，首先要在“创作思想”上狠下功夫，其次要在“创作技巧”的两大要素上狠下功夫。

　　我认为，在毛泽东时代，有两个人的诗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一个是毛泽东，由于他的创作思想的高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个是聂绀弩，他在创作技巧上下了功夫，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毛泽东可能觉得用律诗形式表达他的思想有点难，即他所谓“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倒不如用长短句来表达更加自如。而聂绀弩则相反，他最喜欢写律诗，可谓得心应手，应用自如！他在运用声律和对偶这创作技巧的两要素上，已经出神入化！他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在严守声律的前提下，把对偶修辞方式用得花样百出，甚至比杜甫的花样还要多，大大超过了《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一书中所列举的例式。举个小例子：聂绀弩写过一首七律，是写给朋友高旅的。人们都欣赏其中间两联对仗实在是高！他却说其首联对仗更有趣！其首联曰：

　　高旅先生事出奇，

　　沉疴不死体翻肥。

　　你看这字面对得绝不绝！简直似杜诗首联“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但这不能称为对联。杜诗首联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才算对联。

　　讲到这里，我们不妨再想一想：毛、聂二位诗人的作品写得那么好，是不是他俩创作时在着意地“追唐赶宋”呢？

　　这使我想起湖北诗词学会成立时，我撰的一副贺联，表达了我对“追唐赶宋”的理解，大家当时很感兴趣，林从龙先生发现之后，立刻亲自点评，收进了他主编的《古今名联选评》一书中：

　　贺湖北诗词学会成立

　　周树人曰：自古中国好诗，起于屈子止于唐。此论倘无疑，越唐后千百年，楚地骚林应寂寞；

　　郭沫若云：当今吟坛高手，一是毛公二是谁。其心犹有待，看谁先两三步，金秋笔会显神奇。

　　【林从龙评】用散文笔法写联，别具一格。上联用“倘无疑”提出问题，措辞婉转而题旨明晰，即诗到唐朝并未写尽，所以“越唐后千百年”，江山代有人才出；下联用“犹有待”提出希望，紧扣金秋笔会，呼吁“人间要好诗”。全联表现了作者对诗歌发展的精辟见解和对创作繁荣的殷切期待。

　　【李成森评】以散文笔法抒情立论，别开生面，措词婉转，跌宕有致，何逊前贤。35言仅一字未拘平仄，仅此可见作者驾驭语言的才华。

　　我所谓“楚地骚林”中人，当然包括湖南的毛泽东、湖北的聂绀弩，但他俩并不在意“追唐赶宋”的啊！其实，早在将近两百年前的赵翼先生就讲过：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不觉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这说明：文学创作总是在“日争新”之中变化着，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天地之间各个时代都有自己新的人才涌现，所以一成不变的诗坛领袖人物是不存在的。在“日争新”的创作中，必然有新的领袖群伦的杰出人物出现。这是史学家赵翼先生对诗歌发展史的正确总结，充满了辩证法！

　　我记得郭沫若老先生谈诗，大意是说，他当年用白话写《凤凰涅槃》，写《站在地球边上放号》，诗思奔涌，一气呵成，汪洋恣肆，大气磅礴，惊天动地。他认为只有那种形式才好表达出来。若用律诗形式，一块豆干，四四方方，又要押韵，又要对仗，实在顾不上了。当时他觉得自己多年写律诗，写腻了，改写新诗觉得新鲜。可是他用白话写新诗写了多年之后，又觉得写腻了，一时找不到出路，又只好勒马回缰写旧诗了。大意如此。

　　郭老所言，无意中提出了中华诗词的出路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值得考虑！前人说“诗之体以代变变也”，这是带规律性的诗体变格的历史实际。因为诗词作品，是社会生活反映到作者心中，而又由心和手相应之后的产物。既然社会生活变了，要反映这种变化，如果旧的体裁一旦不适应了，新的体裁也就应运而生。然而文学形式不是一般用具，“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富有独特生命力的‘自然’运动”。我曾在《论律诗中间两联》一文中说过：律诗形式是长于“旧瓶装新酒”的。正如毛泽东谈律诗时指出的：“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因此，我们在理论上，就应该坚持“文学形式的相对独立性”的主见（见《中华诗词十年评论选》一书）。

　　诗人毛泽东在关于律诗的谈话中提到律诗“艺术的发展”问题，也值得我们好好地考虑。我记得七年前，中华诗词界提出过这个问题。有的说“由于入声字妨碍了中华诗词的发展，应该把入声字化归平声才好。”我不赞成。因为我国有十几亿人口，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的话音有入声字。要人家迁就你，写诗填词把有的入声字当平声用，这对人家来说是一种痛苦！还要“追唐赶宋”，凡唐诗宋词中的入声字统统念成平声，你叫人家怎么念？

　　我认为，“妨碍中华诗词发展”的，不是入声字的问题。中华诗词的光明前途，在于尽可能跟“民俗结缘”的问题。中国格律文学体裁有诗、词、曲、联，无论其中哪一种体裁，只要跟“民俗结缘”了，就坚不可摧。只要中国方块字存在不灭，它就必定随着永葆青春。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每逢春节，家家户户，“有钱没钱，贴副对子过年”，已成为坚不可摧的民俗。现今每年“春晚”，对联几乎是保留节目。因此有一位著名艺术家说：“对联离老百姓最近，与老百姓最亲，最受老百姓欢迎，历千年而不衰！”由此我想，一旦中华诗词冲出了“诗词界”的小圈子，家家户户“有钱没钱，唱几首诗词过年”，岂不再现出“盛唐气象”，用得着“追唐赶宋”么！

　　因此，我觉得诗人毛泽东的想法就很实在。他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

　　诗是表达感情的。人类感情写来写去无非是“爱”或者是“恨”，都是有缘有故的。当时有两首民歌总题为《爱与恨》，每句七字，每首四句，相当于两首七绝的篇幅，那真是把爱与恨写绝了：

　　一

　　爱你爱你真爱你，请个画匠来画你。

　　把你画在眼珠上，看到那里都是你。

　　二

　　恨你恨你真恨你，请个画匠来画你。

　　把你画在砧板上，刀刀剁的都是你。

　　湖南有位诗人名叫伍锡学，他曾在读《当代诗词点评》后的书评中写道：“我过去说过这么一句话，‘有人说，读一遍还想读一遍的就是好诗。’我补充一点，‘读后就叫人记住的才是好诗。’”因此我认为，民歌《爱与恨》，正是读后就叫人记住的好诗！

　　（作者系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