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与“有意”之后
——聂绀弩旧体诗浅论
李诗德
欣赏旧体诗如同写旧体诗一般,难以回避的是固有的程式和固化的框架结构。历经千余年的品评之后,传统诗词作为中国诗歌的经典,高悬于历史的云雾之上,让后人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一个“起承转合”篇章结构的法则,似乎足以概括整个生命历程,其影响还在无限制地放大。现在中小学的教学中,对一篇文章的阅读也是先从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开始。“通过什么”,“描写了什么”,“表现了什么”,“说明了什么”,似乎只需要有这么几个关键词,就能解析一篇文章。这种机械的结构论,最能让人模仿又毒害至深的是它将诗文写作复杂的内心呈现为一种简化了固有程式,被省略的却是文章的内核。现代人写旧体诗,除句式、平仄、声韵必须讲究外,其篇章结构大体也得遵循旧制,一种毫无现场感、毫无新意可言的拙劣的模仿,使得我们一方面在歇斯底里地呐喊要继承和发扬传统诗词的精华,一方面却龟缩在传统诗词的框架中而毫无作为。
聂绀弩的旧体诗无疑是在现代人写旧体诗猴戏一般模仿的场景中,呈现出的一种严肃而直抵心灵真实的姿态。聂绀弩旧体诗对传统旧体诗的突破,对旧体诗如何发展无疑是有着卓越贡献的。作为一个向传统旧体诗巅峰的攀越者,且不说他在诗学方面探寻的意义,仅就他在攀越途中所留下的足迹,也足可使之载入诗歌发展史册。他在无意有意之间,达到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境界。
独特的个人生活经历,对于聂绀弩来说是无意的。他无意于做一个劳动者,却因错划成右派,被送到北大荒进行劳动改造。他无意于站在国家与人民的对立面,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投入监牢达十年之久。“十载寒窗铁屋居,归来举足要人扶。”(《代周婆答》)他似乎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苦难,苟延残喘地活了下来,并且是以他的诗活得更为长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选择旧体诗这种文学样式,对于聂绀弩来说是无意的。他无意于以旧体诗的这种形式来展现他作为文学家的天赋,而他又别无选择地只能以这种体裁作为心灵的安慰。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的那样:“且说我,几十年前学过一点旧诗的格律,如对仗、声韵之类的,不曾正式做过。拥护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根本不做旧诗。这回领导要做诗,不知怎么一来,忽然想起做旧诗来了。”也许正是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只能给予他的这种文学样式,才拯救了他的生命,才使得他在让灵魂得到了救赎的同时,成就了他不同凡响的诗作。
既然别无选择,就得一意孤行。聂绀弩旧体诗中的在场状态,应该说是一种有意。所谓在场,如果摒弃其繁杂哲学意义上的分析和故弄玄虚的深奥,说得直白些,在场就是在现场。诗歌的在场是人物与事件关联的指认,无论是面对“直接呈现在前面的事物”,还是“面向事物本身”。一首诗因何而起,写作的原由是什么,感悟到了什么,这既是一种章法,也是一种写作向度。
聂绀弩诗歌的在场是劳动。诚如他所言:“我的诗如果真有什么特色,我以为首先在写了劳动……他们是在劳动旁边看劳动,在较高的地位同情他们(指劳动者)的辛苦。我却是自己劳动,和别人一齐劳动,也看别人劳动,但都不是同情,而是歌颂,勉强歌颂,以阿Q精神歌颂。不但歌颂别人,而且歌颂自己。”他所说的劳动是直抵劳动本真的劳动。从这种调侃语气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着作者的写作主张。传统诗歌中“田园派”留下的佳作名篇很多,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的诗。“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首《过故人庄》,也写得有在场感,有意境,有意趣。但他省略了“具鸡黍”的过程,对农事也只是“话桑麻”而已,诗人不可能参与到劳动之中去,他的在场,仅限于一个食客,一个看客而已。“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绅这首脍炙人口诗,虽然对劳动者有感同身受的体验,但他也仅仅是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对劳动者寄予的深切同情罢了。“大伙田间臭汗挥,我烧开水事轻微。搜来残雪和泥捧,碰到湿柴用口吹。风里敞锅冰未化,烟中老眼泪先垂。如何一炬阿房火,无预今朝冷灶炊。”(《地里烧开水》)聂绀弩的诗却是劳动的直接参与者,并且是不得不参与的强制性劳动。知识分子与田间的劳作者,是两种不同的人群,田园诗的诗情画意多是知识分子站在一旁“看”出来的,而聂绀弩的诗是在直接参与的劳动中做出来的。这种直接参与所带来的诗歌效果是完全不同于“在劳动旁边看劳动”的,它是诗人对劳动与人的生存关系的更深层次的体验。《北荒草》49首,除少数几首外,都与劳动有关。从《搓绳》、《挑水》、《锄草》,到《刨冻菜》、《放牛》等,他把自己置身于劳动的本真之中,而让身心剥离开来,然后进入写作通道。这种在场的指认,是写人之所未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传统诗歌题材的颠覆。
聂绀弩诗歌的在场是发现。仅仅是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受教育者”,大多数人的感受只能是对所处的场景一种愤懑,一种怨恨,一种极度的痛苦不堪,一种无可奈何。聂绀弩说,“虽参加过军队生活,却从来没有劳动过。劳动现场的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也就都是新事物。尽管我天天劳累不堪,有时还不免因劳累而怨天尤人,但这新事物又有许多是我想写或能写的。”他的想写和能写是因为他并不是以理性的方式来认知所面临的场景,而是以感性的方式来体验所面对的一切。他所发现是在人的基本生存环境受到极限挑战时,人的一种特殊生存状态,是屏蔽了所有生活苦难而对生命美好的赞许。同样的劳作,同样的磨难,从聂绀弩诗歌中所显现出来的,是毫不犹豫的坚韧,是目空一切的狂傲,是杜鹃滴血的幽默,是九死一生的感悟。他在《锄草》一诗中写道:“何处有苗无有草,每回锄草总伤苗。培苗常恨草相混,锄草又怜苗太娇。未见新苗高一尺,来锄杂草已三遭。停锄不觉手挥汗,物理难通心自焦。”苗草相混,苗草共生的自然状态,惜苗除草的焦虑心理,在诗中以白描的手法再现,以回环往复的气韵贯穿,使人读来,看似晓畅明了,实则古奥精深。“何处肥源未共求,风来同冷汗同流。天涯二老连三月,茅厕千锹遣百愁。手散黄金成粪土,天将大任予曹刘。笑他遗臭桓司马,不解红旗是上游。”(《清厕同枚子》)掏厕所也能成诗,并且还写出了“天将大任予斯人”的意趣。“天晴日暖水澌澌,要起高墙好脱坯。看我一匡天下土,与君九合塞边泥。万方俯首归行列,广厦萦心定作为。倘晋文公来讨饭,赏他一块已丰施。”《脱坯同林义》本是学脱坯的砖瓦匠,却有“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豪迈与大气。让人想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理想与抱负。由现实中的脱坯而转换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视角,让人不得不钦佩诗人的豁达与度量。诗人此时作为一个强迫劳动改造的受教育者,如何以生命所能承受的极限生存下去都是问题,而他却从一件件看来无意义的劳作事件中发现有意义的生存价值,这就是胸怀,这就是无可比肩的高度。诗人所发现的是现实与理想的相悖,是毁灭与生存的抗争,是自然与哲理的交融。
体裁别无选择,而艺术是可以达到高度的。聂绀弩诗歌中自觉地对传统旧体诗的反叛,应该说是有意的。
如果换一角度来看传统的旧体诗,就会发现一个悖论:抛弃是不可能的,谈到诗歌写作,就不得不谈到旧体诗;固守也是不可能的,诗歌必须发展,是一个无须论证的结论。既不能抛弃,又能不固守,剩下的出路只有顺从或者反叛。而聂绀弩选择的是反叛,这就是他的“有意”。相对于旧体诗写作来说,我们太容易落入俗套,前人固有的词汇,固有的意境,固有的韵律,简直让我们到了无法回避的境地。一味地模仿,肯定无法出新,但新的词汇、新的生存元素的介入,很容易让我们一经写出又全然没有了诗的味道。我们能做的就是要去除那些自称为真理的谎言,去除那些看似具有诗意实则早已僵化的词汇,去除那些抽象的意识形态用语。聂绀弩的诗歌以一种全新的姿态介入旧体诗中,其文学修为,其文学家的禀赋,让他在一个固有的枷锁一样的框架中,其反叛的举动也能做到游刃有余。
以口语入诗,以俚语入诗,以现代汉语的助词入诗,既是一种突破,又是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也是对旧体诗在写作理念上一种背离与反动的具体体现。诗人的生活境遇,尤其是诗人特殊的生活经历,已与古人相去甚远,而要用旧体诗的框架来呈现现代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在短短的八句话五十六个字中(指七律),要准确深入地表达现代人的情感更是难上加难。“投柯四顾漫山雪,今夜家中烤火么?”(《伐木赠李锦波》)“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钟三四清归》)“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周婆来探后回京》)“嵩衡泰华皆0等,庭户轩窗且Q豪。”(《九日戏柬迩冬》)“《第一书记上马记》,绝世文章惹大波。开会百回批掉了,发言一句可听么?英雄巨像千尊少,皇帝新衣半件多。北大荒人谁最健,张惟豪气壮山河。”(《怀张惟》)从这些诗中不难看出,无论是以助词入韵还是以俚语入诗,聂绀弩诗歌中的这些特点,本身就是一种创举。不循旧体诗的老路,抛开一些清规戒律来写,最重要的是要有情感。对于聂绀弩来说,恰巧是这种旧体诗“适合表达某种情感,二十余年来,我恰有此种情感,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如斯而已。”正是有了这种不同于常人的情感,聂绀弩在严酷生活的高压下,才能奇迹般地活下来,也正是有了这种不同于常人的情感,才使得他的诗歌在表达这种复杂情感时,有了一种自身所独有的表达方式。在《怀张惟》的这首诗中,像“开会百回批掉了,发言一句可听么?”这样的诗句,看似直白,可却是再深奥玄妙的句子不可替代的。如果说现在旧体诗还有作为其存在的必要与进一步发展的空间,那么聂绀弩诗中的这种背离,这种近乎于唐吉诃德式的滑稽的背后,隐藏了对旧体诗进行拓展的一种可能。
强化诗歌中的叙事线索,无论是旁征博引,还是雄辩宏论,都能使之在一首诗中做到贴切自然。聂绀弩绝大部分诗作,都隐含着故事性的线索。作者引导着我们进入迷宫之后,突然隐身,让读者在一个全然未知的状态下自行探索行进,这就更加加强了诗作的现场感和穿行其中的神秘感。“送饭途中逢黄犬,狞牙巨口向人张。哮天势似来杨戬,搏虎威疑嗾卞庄。我盒中丰无汝份,吾刀首肯畀君尝。见余挥杖仓皇遁,旋有人呼赶打狼。”(《遇狼》)这首极富传奇色彩的诗,把作者遇到狼后以为是野黄犬而与之对峙的神态与心理过程描写得微妙微肖,诗的最后有人呼赶狼,才点明作者所遇的不是犬而是狼,大有惊出一身冷汗的感觉。诗不同于小说,尤其是旧体诗,受篇仅仅是从日常生活形态中发现诗趣,还不足以称其为一首好诗,平中出奇是聂绀弩诗歌看似“打油”而实则高深莫测的常用手法。传统旧体诗中,强调一首诗要有起承转合的痕迹,要有形断意连的关联。而表现在聂绀弩诗歌中的是随处可见的异峰突起,“平”“奇”互倚。他的诗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断裂。就像在平地行走时,前面突然耸立起一座断崖,一片黛青色的山岗,只有另辟蹊径的翻越之后,才能有到达的喜悦。《过刈后向日葵地》一诗中“齐桓不喜葵花子,肯会诸侯到尔丘”,用典飘逸而出,从葵花地一下跳到了久远的春秋战国。《球鞋》一诗中,腹联陡转,“老头能有年轻脚,天下当无不种田”,从“不知吾足果何缘,一着球鞋便欲仙”简单的满足,一下高升为一种大情怀,让人惊叹。“这头高便那头低,片木能平桶面漪。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汲前古镜人留影,行后征鸿爪印泥。任重修途坡又陡,鹧鸪偏向井边啼。”(《挑水》)仅从诗的首联来看,似乎真是的一首打油诗,“这头高便那头低”的句子都可入诗,诗大可不必由诗人来作了。而颈联笔锋陡转,让人为之目瞪口呆。如果仅只是用诙谐、雅谑来界定,那就显得像这首诗的起句过于平庸了。“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何等气势!何等潇洒!苦难与幸福,希望与绝望,总是一对孪生姐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聂绀弩从惩罚性的劳动中所体验的正是我们对生命的纠结之所在。欲爱不能,欲罢不忍的复杂情绪以轻松的歌谣式的方式吟出,不禁让人泪流满面。“鹧鸪偏向井边啼”啊,悠长深远的意境,豁然而出。
幅的限制,要在短短的几十个字中把一件事叙述清楚,更是需要功底。这首诗中诗人不但描述了整个事件,而且还能巧妙地“用典”,不能不使人为之叹服。
苦难是使人更趋成熟与坚强的必由之路,而苦难又很容易让人在生之沉重的压迫下丧失抗争的勇气。特定的历史时期的苦难成就了作为诗人的聂绀弩,使得他在无意与有意之间,给我们留下了对传统旧体诗具有突破性的经典佳作,而在这无意与有意之后,所揭示的是诗人与苦难抗争的心灵历程。
(作者系湖北省荆门市文联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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