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向阳

　　为什么读塞萨尔·艾拉？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对艾拉的作品着迷，但想不清楚。可能，他就像一种阿根廷大麻，有强烈的致幻力。（有意思的是，在我读艾拉作品期间，阿根廷通过883/2020号法令，批准药用大麻种植合法化。需要用大麻来治病的人由此可以自行种植。）但也可能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每天坚持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咖啡馆里写作的小说家，可以成为我仿效的一个远景式的人物。

　　但这也许只是我的误解。对塞萨尔·艾拉和他的作品，我的了解和大多数中国读者一样有限。谁敢说，他就只是一个隐居在咖啡馆里阅读和写作的隐士呢？谁敢说，他就没有介入过他所经历的那份“真正的生活”呢？毕竟，在他的一些作品中，“生活”的影子是存在的，比如那个不停抱怨迫使他不得不“出门写作”的妻子。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喜欢他，觉得他与他的作品可能为我指出一个隐约的未来。当然，也可能是一条道路尽头的陷阱。这符合他的一贯思路，揭开无穷无尽的机关装置，向兴致勃勃的观看者露出空无。

　　《音乐大脑》是我看到的艾拉的第一本书，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孔亚雷翻译。其中的《两个男人》《砖墙》《音乐大脑》是我在当年第3期的《世界文学》上读到的。《砖墙》这篇带有强烈自传性色彩的小说，我在看到它第一眼时便被击中并征服，从此开始努力寻找艾拉翻译成中文的每一本书，直到如今。

　　一种作品和它读者的关系，是在互相选择中确定并巩固的。艾拉也一样，他的作品有很强的排他性。几乎在第一时间，他就会找到自己的一些读者并留住他们，同时并不礼貌地送走另外一些。所以，很多朋友表示对艾拉读不下去或不过尔尔，这也完全是正常现象。

　　在作品的洪流里，阅读者的小舟寻找的，无非是一种靠岸的可能。那种迷雾之后摇摆的不确定，不在此处，便在彼处。

　　反向生活

　　重读《椴树》。简直就像在读一篇从未读过的新的小说。如果不是书中不同页码上的铅笔勾痕，我几乎要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读过这篇小说了。这是又一篇艾拉的自传性作品：从童年广场上的椴树开始，又回到童年广场上的椴树。中间是整整一个阿根廷历史上著名的庇隆主义时代。但艾拉对政治缺乏明显的兴趣，他不写那些，只关注它们留下的“痕迹”，比如椴树，比如爱喝椴树花茶的电工父亲，比如一套不再发行的邮票和集邮者。

　　艾拉在《椴树》中写到了中产阶级集邮者——?一位中产阶级的遗孀和她做女音乐教师的朋友，整理与完善一套发行于1952年的艾薇塔邮票。邮票上的女人艾薇塔又名艾娃·庇隆，其夫是阿根廷总统胡安·多明戈·庇隆，1955年被军事政变推翻。当然，1955年之后，这套曾经发行过四十种基本款和三种纪念版的艾薇塔邮票不会再出，于是集邮者们把获得一张新的艾薇塔邮票视为人生幸福。这时就有一个浪漫的故事，说一封迟来的信好多年后（1955年）才传到收信人手中，信封上贴着的正是艾薇塔邮票。艾拉在这时候用了一个比喻：“就像一颗星已经消亡，它发出的光还是到达了地球。”

　　但这件事的意义并不仅止于此，艾拉用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他上面讲到的另一个“反向生活”的例子——“作家，必须反着生活。”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生活，是从这儿到那儿，而他，是从那儿到这儿”，“而为了写出与所有人经历的感情如此相悖的东西，他必须虚构，写作，就像他看到了生活”。这些吞吞吐吐不连贯的话，是电工父亲说出来的，而在艾拉看来，一切都是隐喻，而有趣的隐喻之一是：作家是某种形式的电工，远程操纵，遥控起效。其实还包括，骑着自行车并扛着一架梯子爬上爬下，在记忆的线路中修修补补。这就是他的父亲——?一个在庇隆主义时期走入人生高光时刻的电工，而在1955年之后，必须靠每天喝椴树花茶来安神的前庇隆主义者。

　　只有在那个女集邮者之一、音乐教師马尔塔说出那句总结并赋予她们集邮行为以重大意义的话时，父亲关于反向生活的意义才得以进一步凸显。马尔塔女士说：“对可怜的艾薇塔，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了。”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赶忙跑去一句不差地报告给了母亲——?一个反庇隆主义者。母亲对集邮者的评论是：“该死的庇隆主义者。”

　　而这一切，其实对应着小说开头几页中提到的那棵广场上的“怪物椴树”。它“反常又壮观，有一种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奇特庄重”，“普林格莱斯的居民一度把它视为标识我们与众不同的纪念碑”。纪念碑，纪念的是什么呢？也许是纪念时代——庇隆主义时代的骄傲。而这棵纪念碑式的树在一个恐怖的夜晚被砍倒。一个“庇隆儿童”被反庇隆主义者追赶，爬到了椴树上，然后，树下的人掏出了斧头，愤怒地开始了砍伐。

　　艾拉说：“一切都是隐喻。”椴树也是，斧头也是，电工父亲也是。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反向生活”延展开来的痕迹。他写道：

　　砍斫声，午夜广场上空的穹顶，它昏聩的黄岛上进行着一场星际旅行，朝着世间所有无名的恐怖，朝着所有可能成为艺术的人形。在别的世界，反转的世界，庇隆主义者和反庇隆主义者交换着立场。

　　在这里，艾拉的小说技法之一得以呈现：用一个例子来阐释并丰富上一个例子，或干脆消解稀释它的意义。而所有这些例子中的人物与事件组合起来，却呈现出一个他最初那个例子中已经说得非常完善的意义。这样，也许你看一个例子，和坚持看完所有的例子，得到的东西似乎也差不多，其实又差了很多，然而小说阅读的意义，似乎就在这差与不差之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改变了这么多？假如一切照旧……事实是，似乎太照旧了。我感到一种对时间的怀念?，广场的空间叙事把时间变得像天空一样遥不可及。我已经不是那个跟着爸爸去摘椴树花的小孩子了，但我又还是，有些东西似乎触手可及，用心就能够到、摘下，像一颗成熟的果实……我决定重拾那个旧的我。

　　我也想。

　　巴尔扎克与“形式的现实主义”

　　重读《阿尔卑斯山》，忽然得到一个印象：艾拉的小说，是一种对小说的转换，或者说，是对小说的一次重新定义。

　　他说过，自己写一个小说，绝不是在写情节。或者说，他是在别的作家写完情节的地方开始写小说。他的小说开始于一个“想法”，而想法是变动不居的，所以他的小说常常难以开始，至少，比只善于写情节的小说作者更难以开始。

　　艾拉在这篇小说里提到了“另一种形式的现实主义”。这是他在谈论巴尔扎克小说时提及的。在这个提法中，我特别感兴趣的并不是“另一种”，而是“形式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是否有一种现实主义只是从形式的角度达到了现实主义的目的？或者说，是形式，而不是内容，成就了这种现实主义。我相信这种可能，因为有些品质是内容赋予的，有些品质则是内容空缺之后由有意味的形式所赋予的。这就像在深秋的傍晚，当一只猫缓缓经过凝视者的视野之后，地面愈发清晰，而被光廓出的部分只是一个空缺后的形式，“它无须跟任何内容分享自己的品质”。

　　那么，艾拉眼中的巴尔扎克小说，是形式的“现实主义”吗？答案显然有点含糊，虽然并不是否定。

　　在小说里，“我”——?一个阿根廷小说家在阿尔卑斯山旅行期间，暂住在一位学者家中。在这个被“再现”之物填满的艺术之家中，“我”从主人各种各样的藏书中找到了几篇平时很难看到的巴尔扎克短篇小说，比如《奥娜丽纳》。然后他带着不得不提的口气提到：有一位女研究者的研究表明，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其实从来没有照搬他直接感知的现实，而是通过或严肃或通俗的艺术手法，比如文学、新闻、法律、政治等话语截取；巴尔扎克描写一处风景，想到的是某位画家的作品，如果是巴黎，会借助喜欢的插画家的版画或者硬笔画：格兰维勒会让人物更典型化，皮拉内西的建筑很给人启发；他的女主人公们，比起真实接触到的女性，可能更多脱胎于时装设计、小瓷人，或是画在盘子上的仙女；甚至是情节，尤其是情节，报纸、书籍的‘纸上得来’远远超过自身经历”。

　　如果这位女研究家的研究禁得起考证的话，那么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者身份就很可疑了。因为这样看来，他只不过是一个精明的小偷和手段高超的拼贴家。但艾拉认为，“这种插入（为什么是“插入”？）并不会让他现实主义者的身份减损半分，恰恰相反，倒是我们应该考察一下：有没有可能存在另一种形式的现实主义？巴尔扎克之所以被奉为现实主义之父的关键，也许正在于他根据现实的符号进行的借鉴”。

　　换句话说，现实主义之父伟大的特质，正在于他根据现实的符号进行的借鉴。这话说起来似乎问题不大，但架不住琢磨，稍一琢磨就总有一点“最伟大的成就即在于偷窃”的味道。

　　那么，说巴尔扎克是形式的“现实主义”，可以嗎？

　　同时，很可能，这样“根据现实的符号进行的借鉴”或者说“插入的形式”，在巴尔扎克小说中实在过多。因为事实是，不管巴尔扎克多想“借完”一幅版画中的所有现实主义符号，他制造出的效果却总有人不喜欢。

　　比如史蒂文森就说，他想大段删除巴尔扎克小说中的“陈述”（比如屋宅、家具、室内装修、食物、酒品、寻欢作乐、买卖经营、金融活动等成功在纸上堆砌起来的巴黎真貌）。虽然说，他爱巴尔扎克胜过所有其他的现代作家。但是，什么人能把梅里美的小说删去一句呢？托尔斯泰几乎像巴尔扎克一样，也是一位伟大的“物品爱好者”。然而他却与巴尔扎克有着本质的差别：在托尔斯泰笔下，那些衣服、餐食及古老的莫斯科宅邸的令人难忘的内室，总是人们感情的一个部分，以致两者完全融合起来，仿佛这些物品并不存在于作者的头脑中，而是潜藏在书中人物情感的幽微之处，当物与人这样水乳交融之时，如实摹写实物就不再是物的罗列了，而是变成了经验的一部分。

　　就我所记得，在美国最早的传奇小说之一《红字》一书的淡淡忧郁中，在它始终如一的气氛里，我们很难看清环绕人物的确切环境，只能在幽暗的暮色中感受其存在。一部堆满精神反应和生理感觉的小说跟充斥家什器具的小说一样，只不过是一份目录表。如果我们能把这一切家什器具、连同有关生理感觉的种种陈词滥调统统扔出窗去，让房间犹如荡然无存的古希腊剧院的舞台，或者如圣灵降临之光耀所莅临的房子，留下空旷的场地来上演大大小小的人情戏剧，那该多妙啊！当大仲马说，人只需一种情感和四面墙壁即可演出一种戏剧，他确实道出了一个伟大的原则。

　　这一段来自美国作家薇拉·凯瑟《不带家具的小说》。她是另一位细致地唱出反调的研究者。

　　从这一有趣的对比中，作为阅读者，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经验：对物的罗列必须让“物”成为人经验的一部分。小说必须形成一种能够用情感包容所罗列之物的氛围。而每一种“物”，又以人的情感处处营造着这种氛围。

　　我安安静静地闭上眼睛

　　针对尼加拉瓜作家塞尔希奥拉米雷斯强调的“面对社会现实不肯睁开眼睛的作家，就是背叛了自己的职业”的观点，艾拉明确表态：“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安安静静地闭上眼睛，不认为自己背叛了自己的职业。我不明白，为什么文学家一定要对周围的社会政治现实作出承诺呢？为什么？为什么呢？可能是为了拿到文学奖吧。国内有些朋友总是劝我，稍稍努力一下，争取拿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稍稍努力一下’，就是要我开口谈谈人权，谈谈民主。我可不想说这个。我宁肯生活在象牙塔里，跟自己的图书、诗歌和艺术在一起。我认为我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对身边发生的一切当然感兴趣，但感兴趣的方式非常普通。我生来如此，有些东西我就是不感兴趣。很多人喜欢政治和足球，但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东西，几乎没人喜欢，这不是我的过错。喜欢和不喜欢，只是互相弥补而已。”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