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以鲜

　　“耳朵”一词不知始于何时，根据我的考察，应该不会早于晚唐。五代诗人徐仲雅在其《闲居》诗句中径直使用了“耳朵”一词：“屋面尽生人耳朵，篱头多是老翁须。”将耳朵与胡须相对，是我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例。到了宋代，“耳朵”出现的频率逐渐高起来。由于这种叫法最初来自民间，也就容易被注重口语写作的僧人或民间作者所采纳。北宋诗僧释德洪《摩陀歌赠乾上人》中便有“一味怯风吹耳朵”的直白写法。诗僧释正觉在《禅人写真求赞》中也说：“喝时耳朵三日聋，扭处鼻头连岁痛。”一位无名氏留下来的《解佩令》，几乎全由人的面部器官构成：“脸儿端正，心儿峭俊。眉儿长、眼儿入鬓。鼻儿隆隆，口儿小、舌儿香软。耳垛儿、就中红润。”

　　为什么只有听觉器官叫耳朵呢？这就与花朵相关了：在人的五官之中，双耳的形态，正如对称开放的花朵。诗人说，耳朵就是我们内心打开的花朵，听见世间万籁的花朵。罗兰·巴特曾想象这样的光景：“他的灵魂化成耳朵，恍若每个毛孔都在倾听。”

　　耳朵是人身的花朵，花朵是大地的耳朵，相互映照相互倾听。根据明人陈继儒《小窗幽记》分析，花朵是可以叫醒耳朵的，比如贩卖花朵的市声入于耳朵，亦是世间最动听最销魂的声音：

　　论声之韵者，曰溪声、涧声、竹声、松声、山禽声、幽壑声、芭蕉雨声、落花声，皆天地之清籁，诗坛之鼓吹也。然销魂之听，当以卖花声为第一。

　　现代作家周瘦鹃也承认：

　　市声种种不一，而以卖花声最为动听。诗人词客，往往用作吟咏的题材；词牌中就有“卖花声”一调，足见词客爱好之甚了。

　　大自然中盛开的花朵，也包括模仿自然而形成的人工培植花朵，天生具有强烈的审美与实用价值。这样的双重价值，短暂而又永恒，包含着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人们的物质及精神层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至迟在唐代，花朵便已具备了商品的属性，中唐刘言史是较早写及花朵买卖的诗人，从他的《买花谣》中可以看出，在他生活的时代，长安杜陵一带已经出现了以贩卖花朵为生的专业户：

　　杜陵村人不田穑，入谷经溪复缘壁。

　　每至南山草木春，即向侯家取金碧。

　　幽艳凝华春景曙，村夫移得将何处。

　　蝶惜芳丛送下山，寻断孤香始回去。

　　豪少居连鳷鹊东，千金使买一株红。

　　院多花少栽未得，零落绿娥纤指中。

　　咸阳亲戚长安里，无限将金买花子。

　　浇红湿绿千万家，青丝玉轳声哑哑。

　　但這个不事田穑的“杜陵人”的花朵并非自己种植，而是从山谷绝壁处采摘而来，这样的来源，决定了其从事的花朵经营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只有“南山草木春”的时节才能进行。这些大自然的馈赠带来丰厚收入，他的冒险也是值得的，因为很多富有的人家，不惜千金一株。

　　略晚的白居易有一首《买花》的五言古风，展现了唐人对于牡丹花的偏爱：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

　　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

　　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

　　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

　　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

　　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

　　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

　　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

　　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一个相当成熟的花卉专业市场跃然目前：花商们拥有独立的经营空间，有用于遮阳避雨的幄幕，保护花朵的篱笆，还有养护的肥泥和用于浇灌的洒水。精心培育的花朵亦是价值不菲：一百朵红牡丹，得要二十五匹锦绣（五匹为束）才换得走——这让“田舍翁”一类的普通人家望洋兴叹：“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经营花朵的回报高于种田，且劳动强度看似较低，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人弃农莳花。陆龟蒙的《阖闾城北有卖花翁讨春之士往往造焉因招袭美》，将一个住在长安城北拥有十亩花田的卖花老人写得惬意极了：

　　故城边有卖花翁，水曲舟轻去尽通。

　　十亩芳菲为旧业，一家烟雨是元功。

　　闲添药品年年别，笑指生涯树树红。

　　若要见春归处所，不过携手问东风。

　　这样的花农宋代也有。陆游在《城南上原陈翁以卖花为业得钱悉供酒资又不能》一诗中，即描绘了会稽城南上原一位洒脱到几乎有点不负责任的陈姓卖花老人：

　　君不见会稽城南卖花翁，以花为粮如蜜蜂。朝卖一枝紫，暮卖一枝红。屋破见青天，盎中米常空。卖花得钱送酒家。取酒尽时还卖花。春春花开岂有极，日日我醉终无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宣白麻。亦不知相公门前筑堤沙。客来与语不能答，但见醉发覆面垂髿髿。

　　这位蜜蜂一样的老陈，也像蜜蜂一样的爱花。在爱花之外他还爱着酒，酒钱掏空了他，无酒钱则继续卖花，卖花所得继续喝酒，直落得屋破无钱补，盎空无粒米。

　　唐人爱种花，宋人更爱种花。蔡戡在《重九日陪诸公游花田》的“瑞叶嘉禾亦旅生，琼田十顷足丰盈”一句下自注：“土人卖花所得，不减力耕。”显然，宋代的花农，利润也并不瘠薄。于是，人们纷纷加入种花卖花的行列。赵蕃在《见负梅趋都城者甚夥作卖花行》中写道：“昔人种田不种花，有花只数西湖家。如今西湖属官去，卖花乃亦遍户户。”可以想见，如果人们都去种花而不种田，问题就严重了，长此以往，必然造成经济产业失衡。晚唐诗人司马扎在《卖花者》一诗中，对泛滥的种花提出了担忧和批评：

　　少壮彼何人，种花荒苑外。

　　不知力田苦，却笑耕耘辈。

　　当春卖春色，来往经几代。

　　长安甲第多，处处花堪爱。

　　良金不惜费，竞取园中最。

　　一蕊才占烟，笙歌已高会。

　　自言种花地，终日拥轩盖。

　　农夫官役时，独与花相对。

　　那令卖花者，久为生人害。

　　贵粟不贵花，生人自应泰。

　　司马扎认为，花朵虽给人以美的享受，毕竟不能解决温饱，在粮食和花朵之间，粮食才是优先之选。

　　随着花市的成熟，花朵的竞争日趋激烈，叫卖花朵的声音也应运而生。这些腔调夸张而美好的卖花声，不仅响彻花市，也回荡于大街小巷。然而奇怪的是，如此动人的声音，在整个唐代诗史中却难以听到。这是因为彼时的卖花人还没有学会这种迷人的技巧，还是因为唐代诗人还没有对卖花的市声积累足够的审美感动？总之，这动人的声音，直到宋代才出现在诗词之中。宋代的卖花声，取代了唐诗中忧伤而空明的捣衣声，有独吟，有和声，有交响，有悲伤，有喜悦，断续起落于人们的生活与梦境里成为熙攘众声中的最富感染力者。

　　卖花声频繁出现于诗文，当然与宋代商业较之唐代更为开放和发达密切相关。宋代城市格局彻底打破了唐代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里坊制，出现了出行与交易相当自由的街道，从而造就出沿街店铺林立“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繁华景象。花市之外，还有花团、花局、花行等场所。花朵生意，已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景观。苏东坡在《黄州春日杂书》中说：

　　病腹难堪七碗茶，晓窗睡起日西斜。

　　贫无隙地栽桃李，日日门前看卖花。

　　苏东坡那时实在窘迫，没有一块多余的闲地来种植花木，只好天天在门前看着别人叫卖鲜花解馋。但也由此可见，即使在偏僻如黄州这样的地方，也不乏卖花人的身影。花事深入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即记载了世上最早的“花园酒店”，这种酒店一般设置在城郊之外，地势开阔，便于种花养草。城内也会有一些，通常是基于老旧或废弃的学校园馆改建而成。在当时的一些比较讲究的旅店中，已经开始提供鲜花服务：

　　店翁排日送春花，老去情怀感物华。

　　翁欲殷勤留客住，客因花恼转思家。

　　（陈棨《店翁送花》）

　　《武林旧事》等典籍明确记载，在南宋都城临安一带，还有专门为人插花的机构和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时常出没于各种官家或富户的宴饮或庆典。插花，成为与焚香、点茶、挂画并论的“四般闲事”。

　　我所生活的成都，早在宋代就是一个花朵的城市，二十里花香不断，人们爱花赏花成癖。赵抃在《成都古今记》上说，成都月月皆有市景可观可玩：

　　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十二月市中，纯粹的花市就占去四分之一：二月花市、八月桂市、十一月梅市。宋人爱花有时达到近乎疯狂的程度，没有真花簪戴时，假花也要弄几朵来招展一番。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就载有杭州女子以绢帛、通草、金玉等做成桃花、杏花、荷花、菊花、梅花各色头饰，美其名曰“一年景”。

　　让我们来看看汴京暮春时节的芬芳又喧嚣的场景——

　　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

　　孟元老提到的马头篮，是一种人们常用的花篮，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孙羊正店旁边，绘有卖花人正在向客人兜售花枝的情景，花摊上用以盛花的篮子，就是一只马头花篮。吴自牧在《梦粱录》中也说：“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大约是因为竹编马头花篮轻便美观，易于提携和分拆，盛花量又较多，所以深得卖花人喜爱，一直到清代甚或現代都保存着，清人顾禄的《清嘉录》即记州虎邱一带的花商，仍在使用马头花篮：

　　珠兰茉莉花来自他省，薰风欲拂，已毕集于山塘花肆。茶叶铺买以为配茶之用者，珠兰辄取其子，号为撇梗；茉莉花则去蒂衡值，号打爪花。花蕊之连蒂者，专供妇女簪戴，虎邱花农盛以马头篮沿门叫鬻，谓之戴花。

　　与唐人酷爱牡丹相比，宋人对于今人并不太上心的杏花，却有着异乎寻常的眷恋。早在南北朝时期，北周诗人庾信即在《杏花诗》中说起杏花可以折待客人：

　　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

　　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

　　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

　　但是杏花真正受到大规模喜爱，还要到数百年后的宋朝。处于南北宋之交的陈与义，在其《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回忆北宋洛阳一带的杏花旧事：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在陈与义这里，人们只看见了杏花疏朗的影子，到了南宋大诗人陆游，我们才清晰地听到了贩卖杏花的声音。是的，宋代最著名的卖花声，来自于陆游——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临安春雨初霁》）

　　从此，诗文中的叫卖杏花的市声从深巷深处响起，不绝于耳，既是尘世的摇篮曲，又像是人间的起床令。“午梦醒来，小窗人静，春在卖花声里”（王季夷《夜行船》）、“小雨空帘，无人深巷，已早杏花先卖”（史达祖《夜行船》）等词句相继涌现。至于更晚的张炎还写有《杏花天》一词：

　　湘罗几剪黏新巧。似过雨、胭脂全少。不教枝上春痕闹。都被海棠分了。

　　带柳色、愁眉暗恼。漫遥指、孤村路杳。深巷明朝休起早。空等卖花人到。

　　明显是对陈与义和陆游词意的隐括。从陈与义到陆游，再到史达祖、张炎，一条隐秘的叫卖杏花的线索，串联起了人们心中的花事，也贯穿了时代的风云变迁。

　　从陆游诗起，卖杏花的声音便与“深巷”结下不解之缘，战栗的带着春天雨露的杏花，似乎只有在深巷古旧乌黑背景的衬托之下，才会彰显出娇美与鲜艳，也才倍加令人爱怜：“杏花深巷春风梦，茅屋荒田夜雨诗”（元吴师道《简王文学》），“茅屋荒田春草草，杏花深巷雨丝丝”（元黄溍《送杨山长归钱塘》），“记得武林门外路，雨余芳草蒙茸。杏花深巷酒旗风。紫骝嘶过处，随意数残红”（明聂大年《临江仙》）。这巷子有多深，这巷子里卖杏花的声音就有多远，一直深远到了清代还看不见尽头：“深巷卖花将客唤，候逼清明，记取韶光半”（曹溶《蝶恋花·杏花》），“卖花声远，料深巷明朝何处”（朱彝尊《东风第一枝·杏花》）。

　　宋代卖花人的足迹与声音，甚至抵达了宁静的寺院。别号花翁的南宋人孙惟信，写有一首《禅寂之所有卖花声出廊庑间清婉动耳》：

　　曲巷深房忆帝州，卖花庭宇最风流。

　　窗纱破晓斜开扇，帘绣笼阴半上钩。

　　少日喜拈春在手，暮年羞戴雪盈头。

　　泉南寺里潇潇雨，婉婉一声无限愁。

　　诗人在南泉寺里享受“禅寂”之美，不料一大清早就听到了“清婉动耳”的卖花声。从清代诗人黄景仁的两首七律《即席分赋得卖花声》来看，不仅卖花声悦耳——

　　何处来行有脚春，一声声唤最圆匀。

　　也经古巷何妨陋，亦上荆钗不厌贫。

　　过早惯惊眠雨客，听多偏是惜花人。

　　绝怜儿女深闺事，轻放犀梳侧耳频。

　　想要买花的声音也是动听的——

　　摘向筠篮露未收，唤来深巷去还留。

　　一堤杏雨寒初减，万枕梨云梦忽流。

　　临镜不妨来更早，惜花无奈听成愁。

　　怜他齿颊生香处，不在枝头在担头。

　　宋人洪迈的《夷坚志》记有一则与卖花声相关的玄幻故事——

　　临安丰乐桥侧，家境殷实的周姓一家育有一女甚为貌美。一天早上，周家女儿听到叫卖花朵的声音，出门好奇观望，见花贩篮中鲜花非常时所见，便加赀全部买下，插于房栊间，往来谛玩，目不暂释。自此若有所迷，昼眠则终日不寤，夜坐则达旦忘寝。每晚，周家女儿必洗妆再饰，更衣一新。更奇怪的是，至半夜，周女仍独坐闺房，口中念念有词，仿佛在同什么人交谈。周家请法师来家中作法，并不奏效。后经一个面人师傅点拨才知，女儿是在卖花声引诱下中了美若少年的“猫魈”的邪。

　　卖花声之动听魅惑，由是也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