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传明

　　1978年我十五岁，年初一个寒风料峭的黄昏，在家门口的街边玩耍时，我看到了一个穿着破旧蓝大衣的年轻人，推着一辆叮当作响的破自行车向我走来，看样子已赶了很远的路。他气喘吁吁、风尘仆仆，但神情颇为兴奋，向我打听城南赵家车马店该往哪儿走。我乍听很是诧异，因为没想到像“赵家车马店”这样的名字会在现实中出现，这类带有“封资修”色彩的名字已经消失很久了，只偶尔在以旧社会为背景的电影中看到过。我猜测这个人大概已经很久或者从未进过城，只是在来时听见多识广的老辈人吩咐进南城门之后在附近的赵家车马店投宿。幸亏我们那个三线城市不大，城南也只有一家旅社，现名“东方红旅社”，我就自作主张地告诉他如果要住店的话，就去附近的“东方红旅社”，什么“赵家车马店”应该早就不存在了。他听后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说他也觉得车马店的名字过时了。他告诉了我进城的目的，原来他参加了去年年底那场中断了十几年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现在拿到了体检通知书，就从离城六十多里的乡下赶来了，准备明天去参加体检。听了这段话，我不禁对他刮目相看，并着实为他兴奋起来，因为这是“文革”后首次恢复招生，积压了十余年的学生一起拥向这场考试，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五，能够入围，得到参加体检的资格，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忍不住又多看了他几眼，在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的车兜子里，我隐约看见了啃了一半的咸菜疙瘩和吃剩下的半个黑色的地瓜面窝头。这大致印证着他的不同一般的困窘和艰难，因为在当时的农村，吃纯粹的黑地瓜面窝头的也不多见，大部分家庭吃的是将地瓜面和玉米面或豆面等混在一起做的杂面窝头，农民幽默地将这种窝头称为“金裹银”。不管是从味道还是营养上来说，它都要远胜过单纯的地瓜面窝头，单纯的地瓜面窝头不但吃起来很硬，而且还会让人感到烧胃、泛酸。总之，当年的这一幕，即使我现在回忆起来，仍忍不住地潸然泪下，只有亲身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才能体会到恢复高考之举的伟大，才会理解此举对于很多人的人生起到的绝处逢生、扭转乾坤的意义。

　　高考的恢复，象征着“文革”后的中国开始走出寒冬，呈现出“五九六九，沿河看柳”的早春气象。1978年，街头飘荡的流行歌曲是郭兰英的《绣金匾》，也给人送来了一种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时还有一件事情，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到现在还没忘怀。一天下午，我家门口街上突然来了一对风尘仆仆的农村青年夫妇。女的气冲冲地在前头走，男的在后边慢腾腾地跟着。那个女的看见路口有个自来水售水点，排队挑水的人挺多，就在附近的空地上停下来，开始发表演说，演说的内容主要就是她的婆家怎么虐待、欺负她。她说她结婚后因为一直没有生育，所以受到婆家的虐待；又因为她的属相是羊，民间迷信传说女性属羊的命苦、克夫，所以又受到变本加厉的歧视和排斥。她不认命，不服气，要到城里来，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大家来评评理，给她撑腰。这个女性属大胆泼辣型，在众人面前毫不胆怯，振振有词。有意思的是，被她控诉的丈夫，看上去也并不是一个飞扬跋扈、声色俱厉的人，而更像是一个忍气吞声的受气包。他先是怕人耻笑，试图劝阻妻子，后来看劝不动，就蹲在树下等，等着妻子控诉完了，他又上前不急不躁地劝妻子跟他回家。整个过程中态度都是温和、克制的。

　　这是一个很有时代感的现象，它显示着偏僻乡村的女性也开始挣脱逆来顺受的命运，走向自主、维权之路。章太炎先生说：“革命开民智，竞争生智慧。”信然。革命、竞争的确是社会进步的加速器，进步如果单靠社会的自然演变，是等不起的。正是靠着一百多年来的超出常规的突破、跨越，中国才得以抢回与西方的历史落差，赢得与世界强国并驾齐驱的对等地位。当然，几代人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辛劳、牺牲和代价。我们从这位乡下女子的抗争中已可以充分感受到人心的解放和时代的进步。当时那位乡下女子的听众不少，但大多数是像我这样的看热闹的小孩。也有位在场的长者给她出谋划策，让她去找当地的妇联给她做主。四十多年过去了，不知这位勇敢的抗争者命运如何，境遇可好。按她的年龄推算，如果是属羊的，她应该出生于1955年，现在已经六十八岁了。

　　另一件值得说一下的事情是我们临街修凉鞋的老林头身上所发生的变化。老林头当时名列“地富反坏右”，属于被监管的对象。老林头可以说是一個老是踩不准时代鼓点的人物。1957年，他不知因为说了什么傻话被打成“右派”，开除了公职。六十年代初他仍未吸取教训，有一天无师自通地夜观星象，说是那年将是大涝之年，结果被人举报，坐了牢，关了三年才放出来，后来那年果然是华北发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暴雨连续不断地下了七天七夜，险些把天津淹了，我们现在还可以从老电影《战洪图》中看到当年紧张万分的抗洪场面。老天爷虽然给力，确实下了场百年不遇的大暴雨给他背书，但也不能减轻他散播封建迷信和谣言的罪行，所以老林头此后的身份罪加一等，成了刑满释放人员。他被放出来之后老婆孩子已离他而去，没有工作，他就在街头摆摊以修补塑料凉鞋维生。当时的人夏天普遍穿塑料凉鞋，塑料容易断，用个烧红的烙铁把它烧化，再粘上就行了，那时人节省，修鞋的多，所以老林头整个夏天的生意都不错，于是我们经常可以在大热天看到他汗流浃背、愁眉苦脸地在一个小火炉前忙碌。一会儿，一股白烟升起，刺鼻的气味传来，就代表着他完成了一个作品。这样的日子，对于他来说当然是沉闷、压抑、看不到出路的。但是1978年真是一个“起亡人而肉白骨”、让咸鱼翻身的时代，社会上开始流传国家要为“右派”摘帽、平反的消息。老林头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脸上的乌云开始消散，心里高兴，也开始在干活时哼上了小曲。有一次我听到他边修鞋边唱起了当时还未解禁的《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老林头本来就是一个乐天真率、心无城府的快乐而透明的人，只是被时代扭曲性情，变得阴郁、枯槁，眼下春天到来，让他终于恢复了自己的本性。

　　我家这一年也有不少的喜事。父亲“文革”之初就主动申请到乡下中学任教，古人讲“小乱居城，大乱居乡”，乡下民风的确还是比较淳朴，让他平安度过了动荡的时代，不久后得以返回城里中学工作。我的长兄也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只是他很沉得住气，接到体检的通知也不告诉家里，怕让大家空欢喜一场，直到拿到正式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才告诉我们。长兄曾在农村窑厂下乡三年，整天拉地排车送砖，人变得又黑又瘦。他因为怕家里人担心，拉砖都绕开家门口；后来返城在针织厂漂染车间染线，整天穿着高筒雨靴站在水池边劳作。这个工作没多少技术含量，而且容易引发风湿病，所以有门道的人都想着调动工作。但父亲只是个中学教师，没有也不善拉关系；况且听说厂里为争一个电工的位置都打破头，请客送礼都未必能办成，所以干脆知难而退，只好让长兄安之若素了。没想到，突然恢复的高考，使这个看似无法逾越的难关灰飞烟灭了，父亲高兴之余，欣然填词一首《水调歌头》，当然表达的都是一种拥护与鼓舞之情。而我那时虽然还只是在小学改成的戴帽中学上初二，也不再羡慕在家门口的国营合作饭店做水煎包、当上工人的二哥，开始做起了大学梦，而且在三年后如愿以偿。为有梦的人提供了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使他们能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四十余年后再看，1978年，的确有着一个值得怀念的“永远的早春”。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