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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的影子

时间:2023/11/9 作者: 散文 热度: 14633
干亚群

  尽管有导航,还是出了点小偏差。多亏另一个朋友先到,他在电话里让我们再前行。夜色如漆,靠雪白的车灯切出一条路。

  约莫五分鐘后,看到朋友的身影,他正缩在路灯下,手里举着手机,勉强托起一撮光。下车,搬东西,过桥,沿着斜径,一脚高一脚低,始终不敢抬头。

  山里特别静,没有任何声息,因前段时间一直不下雨,溪水只能住在石头缝隙间。风冷冷地跟过来,奇怪地没有声音。几个人一时也无话,顺着小石径,默默地往上走。

  熟人的父亲等在那里。房子是普通的村房,外面垒了一个小院,种了些月季,淡淡地开出几朵花,颜色不是很明白。

  桌上已摆了些冷菜。厨房里早备下食材,先前就说好我们自己来烧。老人告诉我们油盐酱醋在哪里后,便进了卧室,还拉上了门。我们也顾不得陌生,开始烧火煮菜。

  我平时不太弄菜,对吃的要求也不高,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觉得有些无趣,一个人出了院子。还是很静,没有人语,也不见狗吠,右侧倒有二三颗灯火,低低的从石头屋里跳出来。

  我不敢多走,怕迷路。我站在院子外面,目光无所依傍,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感觉有一种慈悲抱住了我。我也不清楚这种宁静来自哪里,或许是隔壁那颗弱弱的灯火。尽管无法把光照到跟前,可我愿意遐想成这是接引我的光,寂静中,似乎有什么温柔的东西与我碰撞,并把我挤了上来。我几乎潸然泪下。

  写了三年的书稿,一度找不到出版社。

  书稿倾注了我大量的心血,写得比以往任何一部都慢。因为,我完全把自己扔进了回忆里,与以往的呼啸直面,同过去的疼痛与呻吟会晤。她们一个个站到了我笔下,尽管隔了那么久,她们身体上的一切仍然很清晰。只是,她们曾有过的羞怯与惶恐,让我触摸到自己的不安,以及羞愧。她们的紧张与焦虑,在我心里砌出一堵墙。我几乎匍匐于笔尖,尾随那些人那些事,任她们在字里挣扎,也目睹自己被忏悔所湮没。

  我卫校念的是助产士。当年填志愿时,带我去的袁老师说,你的成绩刚过中专录取线,就挑个差些的专业吧,这样上线的机会高。我看着“助产士”有些困惑,问袁老师这是干啥的。“护士”我倒熟悉,给人打针的。袁老师说,是做妇产科医生吧,也就是给人接生。因为选择的余地极小,由不得我做主,我听从了袁老师的安排。

  最终,我被宁波卫校录取,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半山区的卫生院,成为该医院第十四名医生。院长接待我的时候,第一句话是,有“红卡”的接,没有的,不能接。计划外生育要第一时间向镇政府汇报。当时,我有些懵懂,不知道“红卡”是啥。后来,院长带我去镇计生办熟悉情况,在那里看到有人来领取“红卡”。这个程序很严谨,也很严肃,来人要凭结婚证,验过身份证,还要核对生育名册,之后再开单、盖章,而且要由两个人完成。“红卡”,类似于准生证,有此卡,便可以在医院里接生。无卡者,估计来做个检查都未必能如愿。

  当时农村还有接生婆,所以,除非遇上难产,产妇才会来医院。她们一来医院,向镇政府打电话就成了我们的义务。产妇的家属会苦苦哀求,甚至会跪下来,而我们只能保持“理智”。有一次,有个产妇送到医院时发现是臀位,胎儿的双脚露在外面,此刻只能先处理产程。产妇的家属非常恐惧,担心我会处死胎儿,只差向我磕头了。我无论如何得先接生,于是让同事打电话。其实,我也害怕担上被开除的风险。好在等计生干部陈阿姨赶到,胎儿已经呱呱坠地。木已经成舟,陈阿姨也只是训斥几下而已。

  由于语言与理念的不同,我跟计生办的几位阿姨关系不是很顺。或许在她们眼里,我只不过是配合她们工作的一名小医生而已,可我坚持行医的标准,比如来做人流术的病人,如果体温超过正常标准,我会让她回去,等体温正常再做手术。计生办的阿姨认为我不配合,她们好不容易做通思想工作的孕妇,因为我的缘故,影响了她们完成工作指标。渐渐地,她们背后说我的闲话,被病人听去,导致我的门诊量下降。同科室的两位医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医学培训,只是念了半年的速成班,或许担心我的医术超越她们,也提防着我。我虽然做了妇产科医生,其实还只是二十岁的小姑娘,纵然有扎实的医学背景,在人情世故面前还是懵懵懂懂,个中的不明与不解渐渐堆积成委屈。

  我替人接生,又配合计生,两难的尴尬,一次次汹涌在我敏感的心里。唯一能够接引我内心的,便是文学。别人打牌、闲聊,我躲在寝室里看书、写东西。如果说有什么宏大的愿景,便是能够调离乡镇卫生院,去县人民医院或中心卫生院做医生。我还是愿意做一名好医生,一边把一个个小生命接到红尘,一边帮助病人解除病痛,而不是整日纠结于接生与计生。

  一次公开选拔使我从医院到了行政机关。那时,我的写作热情还持续着,也因为写作,使得我与周围的人有些隔膜。他们奔走于热闹与喧哗,以及各种关系的经营,而我喜欢寂寞与孤独,用文字滋养内心,不至于因为程序上的客套而荒腔走板。只是我的孤寂与小官场潜在的规矩格格不入,不过,与卫生院的那种煎熬相比,我还是愿意接受这种无奈。

  等我从部门调到乡镇时,计生工作已开始慢慢松弛,特别是选择性避孕的推行,释放出一个宽松的信号。我做乡医的时候,放环几乎是首推的避孕措施。然而放环并不适合每个人,有时会带来副作用,影响身体。那时,我又正好怀孕了,做了母亲后,对自己以前的病人有了更深切的共情。胎儿在自己体内生存了几个月,甚至是七八个月,因某种原因突然中止关系,这种创伤是大面积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锐痛,更多的是心灵上的钝割。当儿子在腹内蹬腿或伸手,喜悦渗透我体内时,也有另一种悲怆,悄悄漾过心底。

  2016年年初全面放开二胎后,我们卫校同学群里着实热闹了一阵子,大多是感到遗憾。作为七○后的我们,基本已没有生育的可能,即使能怀上,也要面临更多的妊娠风险:血压升高对心脏的负担,胎儿发育迟缓的可能,后期缺氧导致宫内窘迫,还有胎盘早剥,等等,临床上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作为妇产科医生,不可能不知晓其中的利害。

  当四十五岁老班长怀上的消息传来时,我下定决心,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

  只是这书写于我的难度,不亚于一次妊娠与生产。

  我靠经验写作,点亮文字的往往是那些经历。写这本书,不仅仅呈现过往,更多的是对病人的一次忏悔。有时,我真的很难称她们是“病人”,她们孕育后无比圆润,带着小生命的身体,是那么的健康,又那么的富有母性。而从我这里离开后,她们带着处方,成了病人。

  曾有老师劝我出版时将这本书标注为“散文”,理由是希望能冲一下某些“工程奖”。其实,获奖与否,于我并不重要,这也不是我写作的支点。哪怕没有很好的销售量,我也能够接受这个现实。因为我的记忆,始终对过去保持着诚恳。

  终于在一个文友的作品审读会上,我遇到了省内一家出版社的老总。老总是位诗人,他的敏感直抵文字的内核,嘱我赶紧把书稿发给出版社。说实话,我不太抱有希望,已有把书稿存起来的准备,好在文稿中的绝大多数文章都得到了发表,而且发在核心期刊的占了多数。

  很快,我得到了“决定出版”的回复。消息似乎来得有些突然。就像一场高危妊娠,本已判定是一次难产,本已随时接受夭折的可能,但经医生的妙手,终于得以母子平安。

  可不知怎么,我高兴不起来。我怀疑自己的情绪,在书房里踱了一会儿,还是没有等到兴奋,以及愉快。我有些手足无措,翻书,不在阅读的情绪上,喝茶,泡不出味道,拖地,也提不起劲。于是,我出了门。街上依然喧嚣,飞揚的热闹,碾压着红尘,也撞击着尘埃,人来人往,南腔北调。我想不出能到哪里去,后来就走到了江边,找了一个石凳坐下。我空空地望着江面,发了一阵子的呆。暮色四合时,我起身,回家,人还是空落落的,好像被书稿里的文字拖住了脚。

  听到有人在屋里叫我,推门进去,原来另三位朋友快要到了,嘱我去村口迎接。

  黑夜里的石径有些滑。下脚的时候不敢用劲,凭脚感贴住一块块石头。拐弯的时候路过一间小木屋,一盏路灯靠着它,高高举起一伞光。小木屋应该闲置了许久,门口长满了杂草,木门起了斑驳,上面挂一把锁,半边已锈,半边往下耷拉着,欲掉未掉,像是忍着,也仿佛是盼着——可是,钥匙不在我手上。

  朋友还没有到。我站在村口,跺起了脚。旁边是一条小溪,被灯光切成深一块浅一块。

  还是那样的幽静。似乎一切都在排着队。我也跻身于这一切,把脚跺得很响,却无法惊走任何的不安。

  我转过身,背起灯光,却背不起影子。它一半倒在地上,一半贴着石墙,中间有一道折痕。我迎向灯光,影子驮起了我。我向前走了数步,再数步,被影子放了下来,后来,影子缩到脚跟,慢慢不见了,似乎被我跺入了泥里。

  一束雪亮的灯光从山道上推过来,忽明忽暗,随着山路的蜿蜒。我立住,在灯光下,把自己站成一个标识。这时手机响了,我接起,是朋友打来的。

  挂了手机,她们的车子就滑到了我跟前。

  从车上又提下很多东西,除了琴盒,还有一盒蛋糕。原来今晚要替两位朋友庆生。

  进屋后,桌上已摆满了菜。朋友把蛋糕放到中间,取出蜡烛点上,把灯关掉。两个大男孩在众人的起哄下戴了生日帽,但不准我们拍照。因为角色的束缚,他们的拘谨已融入了日常。走完程序,开始喝酒。喝了一半,开始唱歌。一位朋友吉他弹得特别好,但鲜有人知道他是个文艺中年。他是浙大的文学硕士,爱写诗。如今,他的才华不在文学,而是在公文。今晚,他的唐诗宋词在颤动的琴弦上,宫商角徵羽,既大江大河,又细雨霖铃。

  一曲终了,大家还聚在一起。

  我端起一杯酒,走到院子里,对着石墙上的影子举了举,然后一饮而尽。

  责任编辑:田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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