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尘

　　一

　　第一次看《伊斯坦布尔》，是在2007 年的晚夏， 当时的读书笔记里这样写着：“帕慕克描述他黑白的伊斯坦布尔， 那些在冬天的傍晚时分裹着黑色大衣、穿过年久失修斑驳暗淡的街道回家的人们， 那些在寒风中颤抖的枯枝， 那些凝固在伊斯坦布尔上空挥之不去的排山倒海的忧伤……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容易被稀释的怀旧， 而是一种宿命般的生存现实和内心现实。帕慕克不动的、反复的、持续的凝视，底片似的影像储存， 呈现出来一个极富魅力的旧日帝国斜阳映照下的古城， 其要素就是黑白两色， 里面蕴涵着‘呼愁’（土耳其特有的说法，意谓集体忧伤）、雪、一个被称为废墟之城的城市那完美的天际线。”

　　行前数年，只要提到伊斯坦布尔，我就有一番幻想， 虽然那时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行前数月，确定了行程，只要有空，我就会做一点关于这个城市的功课， 伴随着一点激动；行前数天，只要想到过几天就会踏上伊斯坦布尔的街道， 幻想和激动突然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迷幻的沉醉。

　　这种沉醉， 我认为是现实与想象之间那个夹缝特有的，狭窄、黏稠，同时又短暂、稀薄。这种沉醉， 首先是由几个词汇组成的，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东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共和国……漫长的历史和所有在时间中沉积发酵的故事，最终都因为词汇的确定而开始凝固。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沉醉还是源自《伊斯坦布尔》这本书。我是文字崇拜者，很多的情感和情结都由文字而生发和延展。

　　二

　　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里说：“若是冬天， 走在加拉塔桥上的每个人都穿同样暗淡的茶色衣服。我那时代的伊斯坦布尔人已避免穿他们荣耀的祖先们穿的艳红、翠绿和鲜橘色。”

　　我是夏天走在加拉塔桥上的。桥上的人们穿着鲜艳，配合着艳阳蓝天，要是仔细一点去寻找，艳红、翠绿和鲜橘色，都是有的。

　　加拉塔大桥是伊斯坦布尔金角湾上的一座跨海大桥。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桥上站满了钓鱼的人。这些钓鱼的人一般都是男人，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他们的鱼竿从桥栏杆处伸展出去， 长长的钓线没入深蓝的海水中。因为人多，成规模，许多的钓线在夕阳的余晖里熠熠闪光，颇为壮观。他们的脸也浸在晚霞中，有一种金属般的质感。

　　也许就是要跟帕慕克的黑白基调开个玩笑， 伊斯坦布尔给了我一个鲜艳到炫目的场景：香料市场。

　　金角湾码头边上就是著名的香料市场，现在还被当地人叫作“埃及市场”。它建于1664 年， 位于金角湾加拉塔大桥起点处，紧邻新清真寺。之所以现在还冠以“埃及”之名，是因为香料的鼻祖是埃及人，这个市场是埃及人创立的， 后来温和的埃及人被强悍的奥斯曼人给打跑了。很多个世纪以来，在这个市场里，阿拉伯的香料和中国的瓷器、印度的象牙、欧洲的玻璃制品等，以物易物地流通，吸引了全世界的冒险家和商人前来发财。

　　差不多是2003 年，有一部希腊出品的电影叫作《香料共和国》。影片主人公是一位从小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 小时候就跟着好吃会吃的爷爷尝遍了当地美食， 并与一位土耳其小姑娘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之后，土耳其政局发生变化，主人公和家人一并被驱逐回了希腊，中年以后，这位希腊—土耳其人受不了味蕾的乡愁之苦，毅然返回土耳其，在重新品尝儿时记忆里的美食中回首童年往事， 追忆早已无影无踪的爱情。

　　对这部电影，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里面的各种香料。这部片子里还留下一句很有名的台词——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看地图的人和看镜子的人， 看地图的人将要远行，而看镜子的人准备回家。

　　进入香料市场， 首先刺激感官的是气味。那是一种浓黏到几乎凝固的气味，已经不是简单的香了，就是无法分辨的浓郁。那些香料一般都碾压成粉， 加上标签上的字一个不认识，所以完全蒙圈，不知究竟。回国后查了一下资料， 说是土耳其香料一般有肉桂、茴香、豆蔻、胡椒、牛至、生姜、芡蒿、薄荷、麝香……好像还有九层塔、欧芹、百里香、迷迭香、月桂叶、墨角兰等地中海的典型香料。

　　其次是色彩。所有的色彩堆砌在一起。各种香料、土耳其糖果、手绘彩釉餐具、灯罩、桌布、围巾……世界上所有的色彩都汇集在一起， 其鲜艳其饱满其缤纷， 无法言说。我在土耳其购物很少，只是买了很简单的几件东西——除了一套锡制小茶具、几个小碗之外，就是一堆送女友们的钥匙链、小镯子什么的， 那些之前在做功课时看到的碗、盘、围巾、桌布什么的，虽然在我行前的想象中已然沸腾，但到了土耳其，在斑斓之中我却表现得相当淡漠。

　　三

　　去土耳其之前有一个念想， 想看看托钵僧的旋转舞（Sema）。Sema 是苏菲派的祭祀形式，一般情况下外人不能在场，但近些年来， 游客也能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观看到旋转舞的表演了。

　　苏菲教派认为万物都是旋转的， 人从出生至去世， 都是一个循环， 都是一种旋转， 于是通过旋转这种舞蹈形式与宇宙和神达成沟通和接触。

　　《伊斯坦布尔》一书中令我反复玩味的关键词——呼愁，就跟苏菲教派有关。无神论者帕慕克认为，呼愁是伊斯坦布尔文化、诗歌和日常生活的核心所在。帕慕克进一步分析说， 呼愁与个体忧伤之间有着一大段形而上的距离， 呼愁不是可以治愈的疾病，也不是人们需要从中解脱的苦楚。它是一种快乐皆空、甜蜜而忧伤的自愿承载的精神状态， 是无人能够逃脱也无人愿意逃脱的悲伤， 是最终拯救灵魂并赋予意义的某种疼痛。

　　旋转舞是这样的——

　　神秘、悠寂的音乐声中，旋转舞者头戴咖啡色高帽、身披及地的褐色披风，双手交抱至双肩，低头缓缓走入表演场地，然后褪去披风， 露出里面的白色长袖短褂和白色及地长裙。然后舞者慢慢抬起头，将头向右转至四十五度的角度，双臂往上抬起，高过肩胛；右手手掌朝上，表示接受赐福及接收来自神的能量；左手自然垂下，手掌向下，表示将获得的能量传给大地和人民。随着舞者的旋转，白色的裙子飘飞起来，成为一个圆盘……

　　关于舞蹈时将头向右转成四十五度角，宗教的说法是放弃自我，完全接受神的安排；而科学的说法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连续旋转而不至于晕厥。但一般人就是同样将头转成四十五度， 旋转上几圈就可能匍匐在地了。旋转舞者都是经过长期训练方能为之的。

　　以上，是我去土耳其之前做的功课。

　　去土耳其， 赶上了伊斯坦布尔国际音乐节，总共看了三场音乐会，一场是小提琴女神安妮·索菲·穆特与柏林室内乐团的合作演出，一场是钢琴专场，还有一场是在托普卡帕宫（老皇宫）内拜占庭时期建造的教堂里演出的古乐队和地中海沿岸舞蹈以及印度舞蹈。这支叫作“L’Arpeggiata”的乐队很有名， 他们弹奏着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古老乐器，将乐声与吟唱和舞蹈融合在一起，所以这场演出叫作“Dances of the world”。

　　最后这一场， 一坐下就感觉颇奢侈，想想这个场景——老皇宫、老教堂、拜占庭……这些元素是任何豪华现代的音乐厅都不能企及的。

　　想不到，在几支舞蹈和吟唱之后，台边的古老拱门边静静地走出一高个男子，他披风及地，高帽耸立，微微低着头，双手交抱在肩上，肃穆地缓步到舞台中央……

　　我的呼吸一下子急促起来：不会吧？

　　追光打上了，音乐响起了，一喑哑的男声开始唱起悲伤的慢歌，男子松开披风，鲜红的短褂和及地长裙露出来，他虚了眼睛，将头向右转四十五度， 手臂抬起， 一掌朝上，一掌垂下，开始旋转起来，直至舞裙成为一个红色的盘子……艳丽虚空的疾风回荡在斑驳古旧的老教堂里， 带领着所有的灵魂冲破穹顶，飞升向满天的群星……

　　同行的朋友、诗人王寅事后评价说：“轻柔、神秘、热烈、忘我。”是的，忘我。舞者忘我，观者忘我，我能回想起来的就只有观看时脑子里空寂无物的感觉， 只有美妙无比的泪意。我从来没有看过如此震撼的舞蹈，如此单调，又如此复杂难言。

　　因为是表演，舞者穿上了特殊的红衣。在演出最后的谢幕中，舞者换回白衣，在全场的掌声中再次旋转起来。我想起有行家告诉我，Sema 的绝景， 就是一群白衣舞者在月光下旋转……

　　我能想象。我不能想象。

　　旋转舞， 也许就是呼愁最好的形象化载体了。

　　四

　　博斯普鲁斯，在土耳其语中是“咽喉”的意思。博斯普鲁斯海峡是黑海海峡的东段，位于小亚细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之间，与黑海、马尔马拉海、地中海相连通，把土耳其分隔成亚洲和欧洲两部分。

　　我们从金角湾码头登上游轮， 在六月的艳阳下开始海峡观光之旅。帕慕克说：

　　在伊斯坦布尔这样一个伟大、历史悠久、孤独凄凉的城市中游走，却又能感受大海的自由，这是博斯普鲁斯海岸之行令人兴奋之处。

　　我按游客惯例坐上海峡游轮， 走马观岸， 在强劲的海风中一路眺望海峡两岸一幢又一幢的石头大宅， 尽量仔细地观察那些高而窄的凸窗、宽大的屋檐和细长的烟囱。这些是我在《伊斯坦布尔》里读到和通过那些黑白配图看到过的。阅读记忆跟眼前的实在景象有着十分相似但又完全不同的味道：一方面，年代变化所导致的两岸景观有所变化；另一方面，书中的黑白照片，与眼前的鲜亮色彩——靛蓝的天和深蓝的海水、两岸翠绿的植被、现代建筑的灰红砖墙以及鲜红的土耳其国旗， 有着巨大的反差。一时间，我觉得眼前的一切反倒更不真实，仿佛幻觉一般。幸好有一幢又一幢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夏宫（皇族或帕夏的夏季行宫）和雅骊别墅（十八至十九世纪奥斯曼大家族建造的海滨豪宅）不断地涌现在眼前，靠这些古老的石头建筑， 我的阅读记忆和现实观感的连接动荡地维系着。

　　帕慕克说他是以黑白影像来理解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灵魂的——

　　观看黑白影像的城市，即透过晦暗的历史观看它：古色古香的外貌，对全世界来说不再重要。即使最伟大的奥斯曼建筑也带有某种简单的朴素，表明帝国终结时的忧伤，痛苦地面对欧洲逐渐消失的目光，面对不治之症般必须忍受的老式贫困。认命的态度滋养了伊斯坦布尔的内在灵魂。

　　对于帝国遗民来说， 个人的忧伤和集体的呼愁， 使他们以一种暗淡又柔情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城市，滤去了色彩，增添了深邃。

　　土耳其的疆域因为奥斯曼帝国早先的强悍扩张， 总是和希腊有着交错缠绕的联系。我在《伊斯坦布尔》里读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某一处闹市， 现在叫作海滨大道的地方，以前曾经是希腊的一个小村庄，一百多年前， 它是希腊诗人卡瓦菲斯儿时的居住地。在博斯普鲁斯强烈的海风和炫目的阳光中，随着身体被吹得越来越凉，我想起了卡瓦菲斯的《城市》：

　　你不会找到一个新的国家，不会找到另一片海岸。/这个城市会永远跟踪你。/你会走向同样的街道，衰老/在同样的住宅区， 白发苍苍在这些同样的屋子里。

　　面对一个陌生美丽的地方， 我总是会在第一时间涌现出隐居的冲动。隐居是一种“远方”的生活，笼罩帝国余晖满城“呼愁”的伊斯坦布尔，俨然理想地贴合了我的隐居想象。然而这种想象不待铺展，我那坚韧的现实神经随即分泌出一种批判并进而阻断这种念头的物质。正是这种物质，让我从未离开我生长的城市， 哪怕是在最富激情的青春岁月里， 这种物质也十分强劲地在我体内持续发挥作用， 在无数个最后关头扑哧一口吹灭了我内心幻想的小油灯。

　　我的城市永远跟踪着我， 让我不会找到一个新的国家，也不会找到另一片海岸。但是，我仍然可以在纸上、在文字中找到很多精神的故乡，比如，通过《伊斯坦布尔》找到伊斯坦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