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以鲜

　　后周显德七年（960）大年初一，危险的鼓声响起， 边关险情突然传入宫中，镇州和定州同时急报，北汉联合日益强大的契丹人将挥师南下，政权危在旦夕。

　　这一年， 后周皇帝柴宗训还不到八岁， 只是一个刚刚接过皇印没几天的孩子。无论小皇帝还是实际执政的皇太后，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份军情急报的蹊跷，更没有意识到，柴宗训的天子身份很快就要结束了。宰相范质和大臣王溥，与太后紧急商议后，决定由殿前都点检（朝廷直属军队的高级统帅）赵匡胤率兵迎击入侵联军。

　　傍晚时分，北伐队伍来到距离河南开封东北四十里左右的陈桥驿，在这里安营扎寨。赵匡胤把心爱的战马拴在了一棵粗壮的槐树下， 很快走进了临时的虎帐中。夜色降临，周围显得那样安静，只有黄河的波涛传来轰响。

　　东方将白， 就在一切看起来都很寻常，而且秩序井然的时候，震惊历史的戏剧性一幕猝然拉开了帷幕：喝过几杯小酒的赵匡胤还在睡梦中时，帐外突然传来惊天动地的喝叫声！赵匡胤正要起身出去看个究竟，手下仓促进门禀报：众将领强烈呼吁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赵匡胤一手策划的陈桥兵变虽然带有几分大型谎言的历史闹剧色彩——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始于谎言，展开灿烂——但正是从赵匡胤称帝建立大宋王朝开始，分崩离析的中国重新走向统一和富强，也正是在赵匡胤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创造出傲视天下的赵宋文化。

　　摇身一变成为开国君王的赵匡胤在龙枕上却有些睡不安稳：既然我赵匡胤因为重兵在握，可以轻易披上黄袍，而今朝中这些开国的功臣，这些同样拥有强大军事权力的将军们，难道他们就没有这样的野心吗？

　　宋太祖的心思，很少有人能读得懂看得透，但宰相赵普是个例外。在太祖发动兵变的过程中，赵普也是一个至为关键的人物，就在太祖黄袍加身之时，正是赵普和赵光义派人快马入京，通知内应石守信和王审琦，做好迎接新君的准备。赵普心细，且富有政治韬略，懂得宋太祖的心病。于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就在太祖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建隆二年（961）的夏天上演了。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并非一次性编纂定稿，而是像一部历史长剧一般，随着时代演进不断得到充实和改编。最早记载此一事件的， 是真宗时任宰相的丁谓所著《谈录》。丁谓认为，宰相赵普某日突然对太祖说：不能再让石守信、王审琦这些人掌管兵权了。太祖不解， 赵普继续说道：石、王二人虽为忠臣，并无二心，但其手下就难说了，到时就怕他们也会像陛下当初在陈桥那样，身不由己。太祖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赵普不愧是真懂他的人。太祖听从赵普的建议， 很快解除了众将的兵权。在这个早期的释兵权故事中，主角是赵普，太祖只是配角，也没有加入盛宴杯酒的戏剧化元素。

　　杯酒释兵权故事的雏形，在仁宗时才完成。同样是宰相的王曾，在其《笔录》中对此事进行了进一步描绘：迫于赵普的苦劝，太祖在宫中摆设酒宴，召来大将石守信等人， 饮酒畅谈君臣兄弟的往事和友谊。言笑之际，太祖话锋一转，说自己迫于言官的压力， 不得不做出让各位解甲归田、安享晚年的选择，希望各位能理解他的一片苦心。石守信等人诚惶诚恐，立即叩首致谢。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能保全自身和家人的性命，已属万幸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故事的主角已经开始发生转移，而且，“杯酒”的元素已经渗入。

　　到了神宗时代，故事变得益发绘声绘色。在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中，宋太祖已成为故事的绝对主角：建隆二年七月，太祖对宰相赵普忧心忡忡地说：从唐末五代以来，天下君王走马灯似的变换，姓氏已变了不下十个吧，这些频繁的更替，给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带来深重的灾难啊！我一直在思索其间的原因，希望能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朕知道你是很有智慧的人，你能告诉我吗，应该怎样做才能实现这个愿望？赵普则回答太祖：陛下能这样想，真是天下苍生的福分。唐末以来的战乱之由，盖来源于武将手中的权力太大太重，将强君弱，哪有不乱之理！现在要根治这个顽症，唯一的方法就是解除将帅的兵权， 控制其手中的财权。赵普还要往下说，却被太祖制止：爱卿不用再说，朕明白该怎样做了。

　　宋太祖选在一个晚朝完毕时，于宫中摆开盛大筵席，宴请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等一干军界名将。饮至酣处，太祖举杯对众将说道：众爱卿，朕有今日，全凭你们的倾力帮扶。又接着说：但是在朕看来，当一个天子还不如当一个节度使来得安逸。石守信等人忙问其故。太祖叹息道：道理很简单，谁不想当天子呢？石守信等闻太祖此言大惊失色，纷纷叩首以表忠心。但这远不是太祖所要的效果，太祖道：即便各位没有异心，你们能保证手下的将士没有他图吗？如果有一天他们也把黄袍加在了各位身上， 那时也就由不得各位了——想当初我不也是这样吗？石守信等人终于听出太祖的弦外之音，请求皇帝指出一条明路。于是，太祖对众人说道：人生在世，不过图个富贵享乐平安而已，众爱卿不如见好即收，急流勇退，到乡下置下良田美宅，寻欢作乐以终天年。为了表达与众爱卿情同手足、血脉相连之情，我还愿意将自己的女儿与你们的子女结为姻亲，以同享富乐！石守信等人随即跪地叩谢：陛下英明，为微臣想得周全，龙恩浩荡，臣等没齿不忘。

　　次日，石守信等人一齐上疏，请求辞去兵权。太祖一概恩准，优以赏赐，又将自己宫中的两个公主分别嫁与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自己的胞弟赵光义则成了张令铎的女婿。太祖深知，姻亲的联系，为可能的反叛再上了一把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和平的解决重臣与君主之冲突的经典案例。在既往或后来的朝代中，解决这种冲突的常见方式，每每总不能避免杀戮和战火。

　　杯酒释兵权虽然暂时消除了太祖的心头隐患，但同时也种下了恶果：由于兵将分离， 宋朝的军事战斗力被大大削弱，以致在与西夏、女真或蒙古的抗衡中，始终居于下风。因此，一杯酒，当然是一杯浸透着政治智慧的酒，其力量与影响到底有多大？ 直至今天，我们仍很难准确掂出它的真实分量。

　　接着，太祖干了执政以来的第二件大事。

　　比起第一件，第二件大事的政治学意义更为深刻，如果说前者主要是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考量，那么后者则已经超越了个人的目的，弥漫着迷人的爱的光辉。

　　宋朝虽然在征战方面相对处于弱势，但在经济、科技、文化方面却获取了空前成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都成熟于这个时期。陈寅恪先生有言：“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朝的文学艺术、科技文化方面，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在很多领域，由于历史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至宋代成熟发展已成水到渠成的必然。此外，更为重要的政治因素是，宋朝对知识分子或士大夫，采取了特别宽松的优抚政策，为知识分子发挥创造才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宋代知识分子的境遇是最好的，虽然偶尔也有一些文字狱出现，但总的来说，宋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还是充满自由和理想色彩的。

　　宋代知识分子得享这样的境遇，与一块从宋朝建立之初就已秘密镌刻的石碑密切相关。

　　关于这块著名的太祖誓碑，早在叶梦得的《避暑漫抄》中就有记载。赵匡胤于建隆三年（962）派人秘密镌刻了一块石碑，立于太庙寝殿的夹室之中，称为“誓碑”。誓碑平时秘不示人， 以销金黄幔密密遮蔽，并且门禁严格。誓碑只在两个时候开放：一是太庙四季祭祀时，二是新天子即位登基时。誓碑开放之时，也仅有两人能够看到其内容：一位是在位天子或新天子，另一位则是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太监）。其余的人都必须远远侍立于庭中，莫能仰视。天子行至誓碑之前行再拜大礼，跪在地上瞻仰誓碑，并默诵于心，再拜而出。在此过程中，群臣及近侍既看不到誓碑内容，也听不到天子默诵的声音。

　　整个北宋的各代皇帝，都严格遵守着这个神秘的宣誓仪式，没有人敢于违背。

　　太祖的碑一直隐立在太庙寝殿的夹室之中，除各位皇帝之外，无人知晓石碑上的誓词究竟为何。然而这个情形到靖康之变发生了变化，赵宋王朝保守了一百六十余年的国家秘密终于泄露人间：金人将宋朝祭祀礼器席卷而去， 太庙大门洞开，寝殿夹室中的誓碑露出了庐山真容——

　　誓碑高七八尺，宽逾四尺，碑上仅镌刻着三行誓词，共五十六字：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刻在石头上的这五十六个字，有人称其为中国史上最为不朽的箴言。它是在古代皇权独裁制度下，统治者所能做到的最开明、最有效的制度设计。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它并不是一石空文，或是仅给世人看的摆设，而是刻进了宋朝最高统治者的头脑与灵魂深处。它是誓言，也是律令，从最顶层的制度入手，对统治者心灵与行为施行制约。尤其是对于第二条的践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为宋朝在中华文明的进程登峰造极打下了至为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时间上比太祖誓碑晚两百多年的英国《大宪章》，是国王被迫与贵族签订的权力分配协议。太祖誓碑却不一样，它来自伟大君王的内在的良知。太祖誓碑是皇帝对臣下，尤其是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特别优遇的承诺，有着宗教仪轨般的自我约束效力。

　　由于太祖誓碑的存在，生活在宋代的知识分子比之前或之后的，都要快乐和幸运得多。深蒙这种恩泽的范仲淹，曾由衷地感叹：自从我大宋建立以来，从未滥杀过一个臣下，这是我辈的幸事，也是国家的幸事，只有胸怀盛德的朝代，才能做到明智如此啊！

　　对太祖誓碑存在的真实性，亦有学者提出质疑。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宋代帝王并未完全做到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比如宋钦宗杀大臣王黼、朱勔，宋高宗杀太学生陈东、欧阳澈，还有杀岳飞、韩侂胄等， 这明显与太祖誓碑的要求相违背。二是太祖誓碑的保存方式也值得怀疑——誓碑上的内容并不是见不得人的阴谋，如果明白地昭示，也是很光彩的仁德之事，完全没有必要做得如此神神秘秘。

　　然而这两点质疑，其实也并无多少说服力。太祖誓碑上的第一条，整个宋代王朝的统治者基本上都做到了，对后周柴氏的后代， 一直以友好和尊重的态度相待。第二条，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朝历代统治者也保持着很好的纪录，因此才有范仲淹发自内心的感叹。在长达几百年的政治岁月中有几个大臣或士大夫被杀，并不能仅据此就武断结论，宋代君王没有守誓碑之约。至于第二个质疑，恐怕就更显苍白——太祖誓碑的内容一旦公示，则可能导致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柴氏后代和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们据之肆无忌惮，甚或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已先天地获得了赦免——赵匡胤会做这样的傻事吗？

　　宋代士大夫遭受严重迫害或杀戮的，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少， 这是不争的事实。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与宋朝扬文抑武的治国方略有关，等等。但毋庸讳言，这也必然与宋太祖立下的誓碑息息相关。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测，若无太祖誓碑的存在，卷入乌台诗案的苏轼，即便有英宗皇后高太后的特别关照，恐怕最终也难逃大劫。

　　宋代的诗人、宋代的艺术家、宋代的学者，还有我们这些后来者，都应该感谢这块伟大誓碑——即使这块誓碑早已在历史烟云中不知所终，但它的风骨和气度依然垂范至今，存在于逾越千载的中国人的良知和善意之中。

　　登峰造极的宋朝，就是这样——自始至终，它的不安，连同它的温柔与它的信誓，统统掩映在了动荡缥缈的历史与人性的烟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