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安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通过信件交流情感、思想的黄金时代。那时的我，刚进入青年，创作才起步，大千世界于我而言极其新鲜。我参加长春一个函授文学讲习班，结识了一批分布于全国各地，经历相仿、激情澎湃，刚迈开写作之步就把文学视为生命的同龄人。那时的信啊，天南海北地飞，鼓劲加油的、求教写作知识的、探索人生真谛的，每天把我的工余时间和精神世界占得满满，好像我的亲人大江南北到处都是，根本不止身边这几个家人。

　　许多往事，依然记忆犹新。

　　讲习所的董辅文老师，我至今没见过他。他把我的习作推荐给名家评点，我至今保存有公木、徐敬亚的点评手稿。董老师不仅鼓励我，而且字也很漂亮，黑色墨水立式书写，信纸两边空格很宽，看上去不是乌黢黢一片，而是黑白有别、疏密有致，像一件书法作品。偶有错字画个圈，拉到信笺边，再写上正确的，让人看着感觉错都错得有品位。那些年， 读董老师的信， 成为我精神不竭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他现居住吉林长春，我有生之年一定会去拜望他。

　　诗坛奇人汪国真， 已去世好几年，偶尔想起他，还为他的聪明感叹。他这样的人，注定要走红，否则上天不能答应。他对人世间的认识，已到了骨子里，与我辈根本不在一个层次。那时，我在一家诗歌刊物做兼职编辑， 看到汪国真的自然来稿，觉得还清新，就回信于他，大意是大作暂留，有结果再告云云。于是，我俩成为笔友。1987 年秋天，我去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他到学院看我，并邀我去他家做客。他站在十里铺112 公交车站牌下， 一见面，我就感到亲切，他文质彬彬，戴副眼镜，一副学者样子。我喜欢与有文气的人交往。他大概与我有同样感觉， 拉着我的手，有说不完的话。他的家（应该是他父母家）整洁、干净。他父母都在，我们一起在一张长方形餐桌上吃了饭。他的父亲一看就知是大机关干部，好像是国家某部委的处长还是司长，我忘了，那时我对干部的职级不敏感。看得出他们很欢迎我，气氛很好，还喝了些酒。吃完饭聊了会儿，他就送我去公交车站。可能是喝了酒的缘故，路上他敞开谈论他对诗歌的想法。就是那次，我认定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说，写诗不要长，十行二十行就行，专写励志诗。他很有心得地说，不要投大刊，就给各省青年刊物，比如《辽宁青年》《黄金时代》《山西青年》，包括你们的《新疆青年》。就发在它们的封二封三上。那些大学生、中学生，一下就能被点燃起来，你的作品能在青年当中流传，你就能在全国出名。他鼓动我，让我与他一起这样干。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很不以为然。他这个想法不但破坏了大半天他给我的好印象，而且让我一下就从心里瞧不起了这个人， 一个冠冕堂皇之人，怎么一下变成了投机分子。我对他说，那些不是真正的诗歌， 我不搞那玩意儿。从此以后，我们再无联系，再未通过一封信。果不其然，没几年，他的名字大红起来，以致每当在媒体上看到他，我就暗自嘲笑一下自己。不过，如果今天他还在，见了面我还是会那样回答他吧。人和人不同，聪明人有聪明人的机巧，傻人有傻人的愚顽。

　　一次， 到重庆参加一个诗歌活动，同去的还有邱华栋。邱华栋当时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他与我是八十年代的笔友。华栋见我就问，你字写得好，现还在练吗？我和他从未谋面，但二十多年前，我信件的笔迹他还记得。几年前，关于中国作协团体会员向鲁迅文学院高研班推荐学员一事，我与当时已是鲁院常务副院长的华栋通过电话。我嘴上说着公事，脑子里却闪现几十年前，两个年轻人在信中谈诗歌谈人生的情景。我不知当时他想起这些没有。华栋读书面宽，量也大，没想到的是，这些年，官也越做越大了。

　　与一个人仅一次的通信，是我人生中的一件重要事。“文革”结束不久，我不知从哪儿得到信息， 北京有个叫北岛的诗人，办了一本叫《今天》的刊物，上面发表的诗歌很怪诞。我试着写去一封信，想索要那本杂志。其实也就是一试，没奢望人家会收到，或收到后搭理我。写封信不费事，丢了就丢了，八分钱邮票的事。可人家就收到了，还搭理了，而且很快给我寄来了杂志。杂志有六七本，蓝皮子的，因邮路远，有些书脊破损，蓝皮裂开，露出了里面的白色纸张。随刊物附有一信，蓝黑墨水写了大半页，大意是：《今天》现已停刊，这是最后几本，都寄给你，很高兴地处边疆的你喜欢《今天》，喜欢诗歌，望共勉。刊物纸张粗粝，字号比较大，行与行间隔也宽。是打字机打的，不是蜡版刻的，更不是铅印。从那几本刊物上，我知道了北京有一批写诗的人， 不仅是北岛， 还有芒克、多多、食指、江河、杨炼，还有福建的舒婷，还有一些我忘记了名字。他们的诗歌，完全与报刊上的不一样， 像从山中流出的溪水，清澈、缓慢又冷冽。我眼界大开，开始知道，诗歌不仅是大嗓门的、一泻千里的，还可以是静谧的、徐徐流淌的。那几本杂志像一盏灯，一下点亮了我脚前好几步远的路途。可惜，一次我出差回来，却找不到了它们。问妻，妻说她把它们当废纸卖了。我哭笑不得，痛心不已。

　　我最初与文友通信， 是先打草稿，改好后再誊抄到信纸上，字迹工工整整。如写错了字，就涂上涂改液，再一笔一画写上对的字。邱华栋说我字写得好，大概是指我字的一丝不苟。我以为这个习惯不好，拘泥刻板，是干不了大事人的做法，想改，又积习太久。很长时间，我从心里看不起自己这一点。一次，我到杨牧家玩，无意中看到了他诗歌草稿本， 黑色塑料封皮，十六开本， 一行行诗句用碳素墨水写成，豌豆大小的字工整干净， 笔画也有节有致，草而不乱，飞而有根，给人感觉每一笔都不是随意为之。写错的字或修改的部分， 用一条线规矩而潇洒地拉到本子边缘，再清晰地写上修改后的内容。那天开始，我心里大感慰藉，大诗人杨牧尚且如此，我辈碌碌庸人何须纠结。因而我这个习惯，也安然保持了许多年。

　　前些天整理旧物，翻到保存多年的一批信件，其中易中天的一封来信，让我想起一段往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想插班就读武汉大学，插大三，两年后本科毕业。因不知招生具体事宜，就请杨牧帮忙联系在武大做中文系主任的易中天给问问。过去杨牧和易中天同在石河子莫索湾垦区，杨牧在一四八团，易中天在一五○团，他俩曾写诗联名在报刊发表。恢复高考后， 易中天去武大上学离开了新疆，杨牧则继续在团场写诗。他俩是很熟的。易中天得知这个情况，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是说，他现已不做系主任，武大招插班生有招生简章，如需要可寄我一份。“关照”说不上，有什么问题帮忙问问是可以的。正好那年我去鲁迅文学院学习， 随后就进了西北大学作家班，也是两年拿本科文凭。所以，读武大插班生的事就放弃了。前几年，易中天来兵团讲学，我问他还记不记得那件事，他说已不记得。他一定帮过很多人，当年一个小青年求学的事，他不记得也是完全正常的。

　　还有一个人我不得不提起，她是陈燕妮。那是我开始诗歌写作的头两年。一天，我接到一封北京来信， 短短几行大意是：我起码很喜欢你的诗，希望能与你保持联系。落款：陈弟。字迹龙飞凤舞且很硬气。一个边疆习作者，能引起京城诗歌写作者的关注，很令我感动。于是，我与这位“陈弟”，便信件频繁地你来我往，谈写作，谈人生。她先是在北京一个铁路单位工作，后又调到一家报社。到报社后，每期报纸都寄我一份，她的新闻稿件、专访，她画的版面，都吸引着我。后来，我到鲁院学习，就约她见面，谁知一会面，见到的是一个漂亮女人。高高的个子，长发飘逸，一条浅蓝色牛仔裤，那么适中地裹住臀部。我脸发热，不太敢看她，通信几年的小兄弟，一下变成了一个美丽女子。她哪年去的美国，我记不清了，只是每到春节，会收到她从美国寄来的贺年卡。她在纽约，先在报纸，后又到电视台。她说人在美国感到孤独，下班回来与猫为伴。有年年底，她说春节回国一定来新疆看我， 但最后没来，而且失去了联系。后来，我在书店看到她的《遭遇美国》《告诉你一个真美国》等几本畅销书。从书中介绍看，她已在美国华人中名声大噪。多年后的一个秋天，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美，在洛杉矶的最后一天晚上， 我与当地一位华人偶然聊起她，才知她早就来到洛杉矶，她办的《文汇周刊》影响很大。当时天色已晚，约她见面已来不及，因为明天一早又要出发。回国后，我在网上浏览，见到她的访谈录，知道她又出了几本新书。在网页上，我还全文读完她的系列散文《湖北老家》，文字还是那样爽利、跳跃，好像又见到她过去信中那特立独行的风格。

　　还有件关于信件的事，虽和我没有直接关系，但也觉得有趣。去年夏天，诗坛军中著名“三涛”中的两涛——程步涛、李松涛来新疆出差，向我点名要见另一涛——生活在新疆的周涛。那天，我安排在一家豪华酒店，刚一坐定，李松涛就从包里拿出几封信件，边抖搂边说：看看，这是周涛写给我的信，你们都看看。大家一一都看了，看后都笑，不敢相信一贯骄傲的周涛，竟会给李松涛写出那么谦虚的信。李松涛还在一旁不停地说，你们谁能想到，那时的周涛是那个样子。周涛也看了，红着脸边看边说：这是我写的吗，不是吧？他当然知道是自己写的， 只是信中那口气那用词，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是最后一个看的。我坐在椅子上，一行行、一页页、一封封看到最后一个字。总共有三封信，李松涛说，他临来前特意从过去的通信中找出这三封，拿来专门让周涛自己看看，让“狂妄”的周涛看看几十年前的他，也是极谦虚的。效果达到了，周涛确实显出了不好意思，很快调转话题，不愿让大家把注意力停留在那几封信上。那时，李松涛在《诗刊》做编辑，周涛是新疆喀什的一个作者。信是用蓝黑墨水写的，字迹潇洒却掩不住工整， 纸面上没有涂抹的错字，说明下笔时的认真，显示了一个作者对编者的尊重。一个人的心气和姿态，是随他的“气候”变化而变化的，而周涛骨子里的严谨和谦逊，也是同样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