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地图从沈阳往东北，一厘米，望见了西丰。作为帝国边陲的西丰，清朝时属皇家围场即盛京围场，与承德的木兰围场齐名，以猎取熊胆、鹿茸、麝香、貂皮及野味为主。在高速发展时期的中国，作为“大城市”铁岭下辖的一个县，西丰丘陵连绵，盛产柞蚕和梅花鹿，葆有边地的孤独与沉默，文化上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输出和交换的。可就是在这里，发现了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半部手稿。
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说，《聊斋志异》的这半部手稿系海内孤本，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保存至今的唯一一部作者手稿，属于国家级文物。这部手稿最先是在辽宁西丰发现的。
山东人蒲松龄的手稿怎么会在西丰？何以来到西丰？
生而有涯，一生中与你的生命有缘有关有牵连的人和地方，其实并没有几个，人是这样，书也是这样。刘伯涛在西丰农家炕头上遇见《聊斋志异》的手稿，一位读书并不多的人竟然遇到了一部顶流之书！最后，他引领这部书稿找到一个安全的家：辽宁省图书馆。如同闯关东的关里人最后都变成了东北人一样，《聊斋志异》手稿终于也变成了辽宁省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而这次惊天动地的奢华遇见，场景却是寒酸的：1947 年冬，在西丰农村的土炕上，来自河北的解放军代表刘伯涛，捧上了山东人蒲松龄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聊斋志异》。
此时的刘伯涛刚刚随解放军来到西丰县，担任西丰县政府政务秘书，主要工作是进行土改。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开辟根据地，派出军代表来主持工作。1947 年冬的这一天，对刘伯涛来说，与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这一天却是他与蒲松龄产生联结的一天，他因此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一起被人记忆。可见，人生很多大事的发生，并不是人努力和设计出来的，机缘到了，奇迹就发生了。而引爆刘伯涛人生奇迹的根源，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认真的读书人。
那一天，刘伯涛到元宝沟村忠信屯检查土改工作，看见农会的土炕上有一堆破旧书，这堆破旧书是在土改中收缴上来的。读书人出于习惯，看见书一定会去翻翻，这一翻，翻出了一函两部褪了色的蓝布皮线装书。封面上，手写的“聊斋志异”四个字映入眼帘。
刘伯涛惊奇地打开这本早年竹制纸的书，只见卷前有高珩的《序》、唐梦赉的《聊斋志异序》及蒲松龄所写的“聊斋志异”四字。第一篇是《考城隍》。在翻阅过程中，他发现毛笔字迹工整、均匀、有力，小说中有多处勾画删改，有的地方甚至是大改，有的地方还加了眉批，书后还盖有“松龄”长方印章。
刘伯涛曾经读过一些中国古典名著，但从未见过手抄本。他越看越觉得这两册书非同一般。这是别人的抄本，还是蒲松龄的手迹？
刘伯涛问农会干部：这是谁家的书？
农会干部说是从县城几家批斗户家里拉来的，也说不清是谁家的了，农会准备用来烧炕引火用……
刘伯涛嘱咐农会干部这些书先不能烧火，又将《聊斋志异》手稿带回县城。
在旧东北的人口结构中，汉族是少数。这里是满族、蒙古族、锡伯族等游牧民族的聚居地，清朝顺治年间开始，山东、河北、河南的大量失地农民拉家带口地通过山海关来到东北垦荒种田，或在城里做些小买卖。这次人口大迁移是民间自发的，历史上叫“闯关东”。我也是闯关东人的后代，先祖来自山东黄县，定居在辽南务农，一直到我爸爸，才在新中国得到了上学机会，考上了大学。东北地区这样的人口结构，决定了当时东北乡村的文盲率高得吓人，认识字的人也缺乏作为读者的文化根基，根本不知道《聊斋志异》。东北的冬天又冷，全靠烧炕做饭取暖，在这样的文化和自然背景下，一片纸都很难看到。农会炕头上的《聊斋志异》手稿，被农会干部定性为引火烧灶的废纸，一点都不稀奇。
这么珍贵的书稿，就这样脆弱而孤独地躺在西丰乡下的土炕上，无助地等待着刘伯涛的到来。
西丰县志办原主任孙超说，如果没有刘伯涛，《聊斋志异》手稿最后的命运就是被填灶坑烧火了。蒲松龄后代在西丰置了不少地，早已成为地主了，土改的时候，《聊斋志异》手稿被农会的人搜了上来，集中到一起，拉到乡下放在元宝沟村的农会炕头上准备用来引火烧炕，农会的主要目标是地主的财产和土地，不把这些破书当回事儿……
烧炕引火，这四个字与《聊斋志异》手稿关联起来，让人冒冷汗。如果它化作灰烬，今天的我们，都不知道谁是罪人。
当时，刘伯涛回到县城，先找来1938年版的《西丰县志》，果然查到了关于《聊斋志异》的记载：“蒲英灏，山东淄川人……家藏原稿四部，珍密，不轻示人。”
刘伯涛专门召开了座谈会，向西丰县文化人征集有关手稿的线索，了解到蒲松龄的后人蒲文珊，曾担任过西丰县图书馆的馆长，曾经给他们看过《聊斋志异》的手稿。
蒲文珊被刘伯涛多次请到县政府，对从旧书堆里发现的《聊斋志异》手稿进行辨认。蒲文珊确认了这是蒲松龄的手稿，但是，他家在土改中失落了的手稿是两函四部，现在这些只是一函两部。
蒲文珊告诉刘伯涛，《聊斋志异》原稿一直在他们山东淄川的家里珍藏，清同治年间，蒲松龄七世孙蒲价人闯关东来到奉天（沈阳）谋生，随身携带了《聊斋志异》原稿，清光绪初年，《聊斋志异》原稿重新装为两函八册。其子蒲英灏供职在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幕府，依将军得知蒲家藏有《聊斋志异》手稿，便商量借阅，蒲英灏借出半部。依克唐阿将军曾在抗击日俄侵略中立下卓著功勋，调往北京，于1899 年病逝，其所借的半部《聊斋志异》从此不知所终。1900 年，蒲英灏镇守辽宁西丰大围场，家从沈阳搬到西丰，剩下的半部手稿也带到西丰，蒲英灏去世前，将半部手稿传给第五子蒲文珊。
民国时期，伪满汉奸和日本侵略者都想得到手稿。蒲文珊遵从祖训，对觊觎手稿的人一口咬定书稿被老家人带回山东去了。蒲文珊因此失去了图书馆馆长的职务，谋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糊口。为了防止手稿发生意外，蒲文珊在住宅西山墙外面盖了一间小房。房里用土墙隔成前后两个部分，后面与西屋打通并安了一扇小门，用一个木柜挡在门上，手稿就藏在里面，直到土改。这部手稿被元宝沟进城斗地主的农民拉走了，蒲文珊再也没有见到过。
另一半哪里去了？ 刘伯涛再去元宝沟村，一位农民提供了可靠的线索：一位叫王慎之的土改工作队员把另外两部手稿带到了哈尔滨。于是，刘伯涛给辽东省政府写了一封求援信，请求组织协助把蒲松龄原手稿要回。信发出半年，《聊斋志异》一函两部手稿，被哈尔滨市政府派人送回了西丰。
1951 年春，刘伯涛亲自将两函四部《聊斋志异》原稿交给辽东省人民政府。同年4 月，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致函西丰县人民政府：“由辽东省政府转来你县蒲氏家藏《聊斋志异》原稿，经专家鉴定确系真迹。篇后钤有‘松龄’白文长方印一枚，是极为珍贵的《聊斋志异》定稿本。”
确认了是蒲松龄手稿真迹后，刘伯涛心中惦记着在沈阳丢失的《聊斋志异》另一半手稿，便发动一切关系寻找。有人说手稿被俄罗斯人拿走了，他就找国家驻俄罗斯使领馆人员到俄罗斯的各大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家那里去寻，但是没有找到。
现存《聊斋志异》半部手稿共收小说二百三十七篇。其中除《库官》《酆都御史》《龙无目》《双灯》等三十一篇为他人代抄外，其余二百零六篇均为蒲松龄手迹。书中眉栏上及各篇正文后间有蒲氏手录王士祯评语及佚名校语。该手稿用竹纸抄写，半叶九行，每行二十七至三十字不等，系原手稿全部八册的一、三、四、七册。1951 年装裱时，改为“金镶玉”形制，并由四册析为八册。
手稿影印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蒲松龄的手迹。
刘伯涛长时间积极和热情地对《聊斋志异》手稿的追寻和确认，如同把鱼放进了水里，把花栽进了土里。这是一个读书人的担当。
1951 年5 月，刘伯涛收到东北人民政府寄来的五百万元（东北币）奖金。刘伯涛当即找来蒲文珊，将奖金如数给了他。经测算，五百万东北币换算成人民币，是五百元，而当时很多人的工资是一个月三十六元六角，五百元算是巨款，能在沈阳买一座三间的平房。收到奖金的蒲文珊无比激动，那时，刘伯涛已经是西丰县委书记，蒲文珊说：“刘书记，我要把所知道的都告诉你。清同治年间，祖父蒲价人来东北时，不光携来《聊斋志异》原稿、《草虫篇》等著作，还有蒲松龄按《聊斋志异》主要内容绘制的《聊斋行乐图》一轴，与《聊斋志异》原稿配为一套。”第二天，他又给刘伯涛送来蒲松龄亲笔写下且从未流传的《农桑经·草虫篇》一书，委托刘伯涛交给国家。
《农桑经》知名度没有《聊斋志异》高，价值却不低，于1962 年被收入《蒲松龄集》中，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世人这才知晓了蒲松龄才华的全貌：他一边踏实严谨地撰写农学专著，一边把中国文学的志怪传统推向了顶峰。1977 年广东农林学院农业历史文献室（今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曾将其中“农圃”部分油印。1982 年农业出版社出版李长年的《农桑经校注》，一并收载《农桑经》和《农桑经残稿》中与农业生产有关部分。《农桑经·草虫篇》手稿被珍藏于辽宁省图书馆，也是辽图重要的馆藏。
如果说刘伯涛发现并拯救了《聊斋志异》手稿，是出于一个读书人的本能，也是出于一个地方官员的责任，那么，能让蒲松龄后人把《农桑经·草虫篇》手稿信任地交给他，让世间多了一份文化财富，则是他为自己树立的人格的精神坐标使然。让从战乱的苦日子中走过来的蒲文珊，看到了刘伯涛这样一种令人景仰的气质，看到了世界的美好，也就相信了未来。
刘伯涛在1952 年后离开西丰，到沈阳的邻市抚顺工作，可惜我没有找到他之后人生状况的记录，但是，他的名字也被记录在西丰县志里，并由此指向未来岁月中无数个“刘伯涛”——因读书而在文化的危难时刻出手相救。就像天津的大读书人冯骥才，他也把自己的名字与民间文化抢救保护关联在一起了。
都说书法是书写人心灵的线条，看到刘冰主任传给我蒲松龄的手稿时，我被他朴实、中正、典雅的字迹震惊了。这似乎与他的文字传达出来的气息相反，蒲公文章洋溢热烈的气息，讲述缥缈的故事，想必心灵应该不是那么“工整”的。看完他的字，才觉得这种冷静、幻灭也与他的书法风格一一对应：他冷峻地传达出哀伤的诗意，轰轰烈烈的欢爱繁花似锦，那些花妖狐精幻化的女性，热烈、纯洁、美丽，在爱情中一任感情之真，没有分毫的利害与算计，称得上是史上最干净、美丽的女人，最终也都消于无痕，踪影全无，怎不使人悲从中来。
这种故事，心思不冷静的人是讲不出来的。我的绘画老师是鲁美国画系的王义胜教授，他正在构思以婴宁为素材画一套仕女画。早年他读过《聊斋志异》，脑子里老也忘不了爱笑的婴宁。他说，婴宁处处笑，又处处以花映衬，太有画面感了。我又读婴宁，发现她的笑只保留在少女时代，日子过得那么苦，出生即被狐女抛弃，由鬼母收养长大，守一个聋了的老太婆，照样把日子过得笑语盈盈。而结婚之后，她却不再笑了。蒲公分享着隐秘的人情世态，对干净、美好的爱情守望般的书写，大河一样流淌至今。
从世俗层面来看，蒲松龄一生都不得志，他写的《聊斋志异》，在当时也不能给他带来任何现世的利益，天不应，地不语，只有这个灵魂在清苦之中搏动。但有意思的是，真理在时间中暗自运行，与蒲松龄同时代的那些成功者、得意者都没了踪影，也没有留下任何物质与精神的痕迹，只剩下蒲松龄这位失败的老实人，坐在油灯下的冷板凳上“心事浩茫连广宇”，将自己与广大的人世、文明的命运、永恒的价值，以道听途说的异事融合起来，写下的那些异质的文字，完成了与时间的对抗。可见，人生因果的跨度并不止于生命的长度，蒲松龄的跨度是文明史的长度。
《红楼梦》中林黛玉有句话：无立足境，是为干净。蒲松龄在无立足境中，在天地间立了足。
《聊斋志异》的素材来自山东乡村，蒲松龄的手稿闯了关东，在西丰乡村渡了劫，最后进了沈阳城。沈阳还珍藏有众多溥仪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顶级文物，“蒲松龄”，终于得与中国文化史上的顶级大咖并肩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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