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一

　　一个诗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某个秋天，从他的县城奔赴我的县城，不知道他是坐什么交通工具来的，那时候两个县城之间还没有通公交车，我也不记得他是不是骑着自行车来的。那个时候没有传呼机、手机，家里更没有家庭电话，可能是写信约好了某一天见面，信中我留下了住址，？菖？菖县？菖？菖镇？菖？菖街道？菖？菖？菖？菖号。但我们碰面的地点却是稻田，我正在埋头收割金黄的稻子，他踉跄无声地站在了地头，我舒展腰身的时候，看见他正在向我走来，临近正午的阳光照射在他身上，留下一道长长的身影。

　　那个年代，我们都刚刚是从少年跨入青年，在街上行走的时候，还带有少年的睥睨。在田地里劳动的时候，弯下的腰已经有了父辈的劳累痕迹。因为不停弯腰直腰，身体的疲乏会让内心深处发出悲伤的叹息，但在这声叹息即将吐露出口时，又会本能地选择咽下。诗人默默地走过田垄走进稻田，他右手持镰左手挽稻向前开始了收割，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朋友，以田间劳动的形式，完成了初次见面的礼仪。

　　为了迎接诗人朋友的到来，我进行了颇为隆重的准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收集放在口袋里、箱子中、书页内的零钱，记得凑在一块儿差不多有一百多元人民币，在当年足够招待一位朋友在县城两三天的消费。收割完稻子的当晚，我请他在县工商局旁边的大排档喝酒，一瓶简装的大曲将我们喝得天旋地转。等到两个人抱着电线杆子呕吐的时候，才知道是喝了假酒。年轻时经常喝到假酒，身体消化与处理假酒的能力也强大，一般呕吐完几个小时之后就能清醒过来。

　　时间久远，每当想起诗人朋友，总是第一个想到那一瓶假酒。我们还曾有过另外一次酒局，那或是其后的第二个晚上，喝酒的地点转移到了电影院北边的大排档。这个大排档高级了一些，不再是地摊，而有了簡陋的四方桌和凳子。大排档再向北是一个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路北端是县委县政府，之所以对这个方向有点印象，是因为他在喝酒的时候，时不时地会往那个方向看。

　　在夜色即将接管暮色的那个瞬间，从红绿灯那里走来一个女子。和我们这些晃荡在社会上的无业青年不一样，女子穿着一身职业装，上下身颜色一致，整整齐齐的那种。她行色匆匆，神情中带有一些焦虑，在犹豫要不要在凳子上坐下来，最终还是以随时走开的姿势坐了半张凳子。诗人没有向我介绍她是谁，但我猜得出来。那是他的女朋友——没有见过面的、信中的女朋友，我猜得出来，他们有过密集的信件往来，在文字的暗语中，有过亲密的交流。我猜得出来，他来到我们的县城，有一半的原因是要见这个女子一面。

　　我感觉到有一把无形的刀子，在锋利地切割着身边的空气，那些绵软如面包的空气在被切割之后，变成一块块巨大的长方体空心砖，一块接一块地把我们三个人分别砌在三个房间里。一时间，我分不清谁是不速之客。他，她，还是我？我清晰地感知到，有某种东西被打破了——不是现实介入了虚拟，就是虚拟介入了现实，不是热情冲刷了冷漠，就是冷漠淹没了热情。我对朋友的悲伤无动于衷，他带着醉意喊着她的名字。“崔艳艳，艳艳，哦，艳艳”，他并不看着她的脸，也不与她的眼睛相互注视，他盯着自己的酒杯仿佛在向杯底的人呼唤。那一刻我看见时光的漩涡，看见了平行的时空，看见了后来才听说的量子纠缠，然后一切消失。我想我永远不会这么呢喃一个女人的名字，哪怕爱她恨她，也要咬紧牙关。

　　二

　　时间久远，一个人不可能那么清楚地记得只有一面之缘的人的名字，所以那个女子的“崔艳艳”的名字，是我瞎编的。她是不是叫“李红红”或者“张翠翠”？其实都差不多。但在我的诗人朋友眼里，是不一样的，那是刻在他心头上的三个字，哪怕后来他的心坚如磐石，那三个字也磨灭不掉。对像我这样随意更改他生命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的名字的行为，他一定会非常不愉快。

　　管他愉快不愉快，反正刚和他认识的时候，我就表现出了自己残忍的一面。我毫不留情地戳穿了真相：那个艳艳，身上穿的是职业装，是制服。忘记了她穿的是邮电局的衣服，还是供电局的衣服，但在那个时代，有这么一身衣服穿在身上，就与无业青年有了无法逾越的壁垒，爱情也没法打破它，诗歌就更不行啦。或许时间再早一些还有可能，但那个时候诗歌已经开始不值钱了，诗人显得更加潦倒，一个年轻的诗人，除了在喝完酒后尽情挥洒自己的痛苦之外，还有什么是他所富有的呢？

　　把诗人朋友送走之后，我坐在镇政府的办公室里，突然想要送他一份礼物。那会儿我在镇政府有一份临时工的工作，认识了同样年轻的一帮人。办公室旁边的打印室里有一位姓房的女孩，她敲起四通打字机来，手速非常快，因此领导交代的任务她总是能很快地完成。剩下的时间无所事事，她便会对我们说，你们有什么东西，让我打印一下吧。于是我把诗人朋友随信寄来的诗，整理了三十来首，请她帮忙打印十份。小房接过诗稿的时候眼睛发光，估计是每天输入领导发言稿太多的缘故，她对这种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汉语，表现出十足的新鲜感和兴趣。

　　最初始的打印机，打印出的分行文字，还带有些铅字印刷的痕迹。略显粗糙的打印针，用均等的力量，把一行行诗句，戳在顶端带有圆孔的打印纸上，打印机吱吱啦啦地发出工作的声音。等待一卷纸打印完毕，一页页地整整齐齐地撕下来，双手握着一沓纸的两边，在桌面上顺齐，然后用订书机装订好。把同样打印出来的封面，用胶水糊在前面，一本诗集就这样打印出来了。我给诗人朋友寄了八本，剩下的两本，我一本，小房一本。

　　有天我在办公室整理邮递员刚送来的报纸与信件，发现有写着我的名字的一封信，打开来看，是艳艳寄来的。不晓得她是如何知道我的工作单位的，也不明白她为何要写这封信来。信的具体内容忘记了，很简单的一页纸，我没读完，就像烫了手一样地丢掉了它。我并没有把这封信寄给诗人朋友，只是在一次通信中，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件事，诗人的敏感，使得他很快明白了我这么做的意思。

　　许多年之后，我偶然知道，诗人朋友在过去一二十年间，曾数次来过我的县城，当然那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和他一样在某个大城市过活。他从未说过为何来这个县城，但我知道他是奔着艳艳而来。早期的时候，艳艳拒绝见他，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县城独自待上一个下午，到傍晚的时候，再回到他自己的县城。有时候时间太晚，他会在宾馆住上一晚。后来的时候他开着最新款的宝马来了，也如愿地见到了艳艳，那会儿他已经是自己创办的公司的老总。但这又能改变什么呢？什么也改变不了，曾经年轻的诗人，曾经同样年轻的县城女孩，那时都已经两鬓见白，无论是谈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没多少可谈的。沉默必然带来尴尬，尴尬的次数多了，也就人远天涯近了。

　　三

　　诗人有钱了也不会快乐。我的诗人朋友，在一线城市奋斗了十多年后终于出人头地，以前匮乏和缺少的东西，陆陆续续地以倍数的量级弥补了回来。

　　但他依然会唉声叹气，常常会在三杯酒后，从肺腑的深处，深深地呼出一口气来。那口气经过喉咙的时候，被咽下去三分之二，但剩余的部分，仍然会转化成一声叹息。这样的叹息，在当年他帮我收割稻子的时候听到过，虽然声音一样，但包含的情感内容已经不一样。如果说那时的叹息，是一个年轻人在表达与命运抗争的无力的话，那么现在的，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迷茫，或者说是一种勘破红尘的感慨。

　　我比较烦这一点，有时候会忍不住粗鲁地劝阻：要叹气出门左转，到巷子里叹去，你还有什么可叹气的？他不像是装无辜的样子，辩解道：我叹气了吗？没有啊？你哪只耳朵听到我叹气啦？

　　有些叹息，自己是听不到的。这些叹息，很多并非与我们的出身、成长或经历有关，它是一种精神的遗传。它来自土地、天气、命运，是上述综合体混合之后形成的锤子，在人们的心里捣来捣去的结果。我们的父辈们习惯在出门劳作前先叹一口气，哪怕那一天晴空万里，是足以让人欢欣的好天气，但不叹一口气的话，要怎么开始这一整天呢？

　　诗人的叹气，在开始时还是有意控制、小心翼翼的，酒再喝多一些后，就长吁短叹起来，酒再多，叹息便成了落泪、哭泣。在被我讽刺打击久了之后，流泪的现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愣成一尊雕像，任凭烟灰烧到手指，也不觉得疼的那种。这种发愣让人觉得心慌：一个活生生的人，为什么会在偶尔的一个片刻，活成雕像的姿态呢？我揣摩着这种状态，结果发现，自己也有变成雕像的嫌疑，于是赶紧放弃，换上一种天下无大事、太阳明天照常升起的淡然样子。

　　我的诗人朋友经常在过节或放假的时候，驱车独自一人前往我的县城。当然，他从来没有知会过我，要是我知道的话，肯定会告诉老家的朋友，招待他吃一顿饭。我猜他会开着车，在我们曾经喝酒的街头，一遍一遍地闲逛。县城里的大排档早已没有了，他去哪儿一醉方休？去哪儿买一瓶假酒，去喝出青春的味道？有没有一个女子，在红绿灯的远处犹豫着要不要走过来？

　　在诗人酒醉后断断续续的叙述中，隐约可以描摹出他在那个县城的样子：起初的时候，艳艳勉勉强强地来见他，遮遮掩掩地来见他，他们不是恋人，不是情人，不是同学，不是好友。这是一种特别奇怪的关系，没法再走近一步，理不顺，也斩不断。在尚且还算年轻的时候，他依然会念叨那个名字，“艳艳，哦，艳艳”，像是诗人在写诗之前的酝酿。但没有一次例外，他接不出后边的词来。我想，艳艳除了沉默不语，能够对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你走吧。”但这于事无补，他终归要离开，但是还会再来。唯有时间这把剪刀，在他们中间裁裁剪剪。

　　诗人的精神，部分活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匪徒袭来，满目疮痍，满城老幼，携手出逃，那个时候，她藏在地窖中，他从远方赶来，要把她带走……在这样一个想象出来的情境里，寻找是情，乱是诗，逃离是浪漫，但包括诗人在内，恐怕没有人再能被这样的乱世情结纠缠了。因为不必等到这样的情景复现，人的心境就已然遭遇了过多的兵荒马乱，早已厌恶了虚假的想象与空无的浪漫。

　　四

　　现在，我与诗人好像在价值观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我们在少年时代互相写信、寄诗、每年相聚一两次所积累下来的友情，逐渐地产生了裂痕。中年之后，我们常在喝酒的时候吵起来，因为一些细小或宏大的事。当然，更多时候，我用一个“评论家”的逻辑与言辞，把他驳得体无完肤，诗人是无法参与辩论的，但诗人总是倔强而固执，永远无法被说服。

　　这种冲突的根源，我后来想清楚了：与我一再告诉他的那样，人需要向前看，要遗忘，要从困扰的漩涡里走出来，别停在某处，把体会痛苦当成一个乐子，做人没必要需要通过体验痛苦来证实自己的存在。而他像村頭古老的槐树一样，虽然也开花、落叶，但除此之外，姿态古老又迂腐。他不管这个世界变了没有，变化多大，都依然坚持着以前的那套理论。在讽刺他的时候，有时候我难免也会想，也许他是对的，可能是我不对。

　　今年夏天的时候，在故乡，他知道我回乡之后，非常委婉地告诉我，他也在他老家的村庄。有关故乡，我们也曾有过很多讨论。在他的父亲过世之后，有长达四五年的时间他不曾踏上故土，并且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回去。而我恰恰相反，不但每个季节都会返乡，而且回归之意比过去任何一个阶段都更强烈。这导致了一个局面：经常在联系我的时候，他在一线城市，而我在故乡县城，上千里的距离，使见面的机会变得少之又少。

　　一切像流水一样缓缓而去，当我们意识到友情需要来特意维护的时候，我选择了沉默。今年夏天，本来我们有可能在故乡见面，但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避。人在孤独的时候会寻找亲人、朋友、故土，我想，要不是孤独到了极致，他应该是不愿意再次踏上他誓言不会再回的故乡的。那里曾给他留下太多不好的回忆，但人在到了某个年龄段的时候，除了故乡，竟然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安放自己。

　　这个诗人许久没有把他写的诗发过来了。他那些用苦心写出来的诗，我读过之后，有时候会回复几个字，有时候就不回复了。诗人坚持认为诗是不需要太多读者的，有几个人看过，无论喜不喜欢，就都值得了。

　　又一年就要过去了，他还是一个诗人。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