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明宜晴,谷雨宜雨。
这谚语在南方屡试不爽,在北方就不见得了。北京的春天是潦草的。日子迫近谷雨节气,就逐步开启大风模式,天空若不是沙尘弥漫,就是柳絮乱舞,在燥热的气息中,不由分说就入了夏。总之,春雨是不常见的。
这让我怀念江南老家,怀念赣北那细雨绵绵的播种季节。
地分南北,雨也分南北,因雨而生长的人间故事,也风情迥异。在苏东坡的生涯里,就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生动片段。比如这谷雨时节,就有过一北一南的两场春雨,至今仍在他的全集里淅淅沥沥地下着。
一场下在嘉祐六年(1061)的陕西路凤翔府(今宝鸡凤翔),东坡二十五岁;一场下在元丰五年(1082)的淮南路黄州府(今湖北黄冈),东坡四十五岁。两场雨,相隔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会给一个男人带来多少改变呢?
二
嘉祐六年(1061),名噪大宋科场的天之骄子眉山苏轼获得人生第一次授官。
“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八品。从品级上,这是一个优厚的安排,但任职地点,则是偏远的大宋西北边陲,与西夏国接壤,距东京一千一百多里。
赴任的行程花费了一个多月。十一月十九日,寒風萧瑟中,东坡在郑州西门告别相送的弟弟子由,依依不舍,挥手西行。过渑池时,他想起父子三人当年赴京应考曾在这里的一座寺院投宿,而如今,当年题诗的墙壁早已剥落,拜会过的老僧也已圆寂。他有点伤感,和了子由寄来的诗,其中有道: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和子由渑池怀旧》)
此行的同伴有妻子王弗、两岁多的长子苏迈和奶妈等,据孔凡礼先生的考证,还有朋友马正卿(梦得)。东坡落难黄州时,他竟然辞去太学学官,到黄州与他同住,还帮他周旋新任的黄州徐太守,获得东门外的东坡荒地,用来垦殖。这是后话。
凤翔府的自然条件不好,初到凤翔的东坡用诗记录了所见。他说:
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
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
况当岐山下,风物尤可惭。
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
(《东湖》)
我在西蜀的岷江边长大,江水清澈碧绿,而这里尘土飞扬,感觉很不舒适。岐山附近就更差些,山是秃的,呈赭红色,水是浊的,像是泔水在流淌。他很快就了解了,这里靠天吃饭的百姓常常受到干旱的威胁,而祈雨,是地方官的一项重要工作。
然而职场“小鲜肉”苏东坡是幸运的,他遇到了两位很好的上司。他们各有品性,年轻的东坡一时不能尽识。
知州宋选,郑州人,宽厚勤勉,公务上对东坡很放手,连祈雨这样的大事,都可以全权交给他去办。接任知州陈公弼,青神人,是王弗同乡,但他不苟言笑,对东坡很严苛,经常把这个“作文高手”起草的文件改得面目全非。不过,在政府工程凌虚台建成后,他让东坡撰写《凌虚台记》,明知其中有年轻人的小心眼,却一字不易地刻了石。直到四十不惑时,东坡才有机会感恩这位长者的忠厚,为他撰写了传。
东坡在凤翔认识了陈公弼的儿子陈慥(季常),很欣赏他的侠义风格。后来东坡落难黄州时,陈慥正隐居在附近的歧亭镇,他们惊喜相遇,成为终生挚友。当然还有一个人,凤翔府户曹参军张琥,东坡同年进士,滁州全椒人,后更名张璪,却是日后“乌台诗案”最凶狠的始作俑者之一。几个年轻人在此相遇,同时埋下了友爱与仇恨,是造物在冥冥中的安排吧!
我忽然想到,在凤翔和黄州的两场雨,一定有马正卿与陈慥在场,而这位张璪,至少在黄州缺了席。
三
从宝鸡到凤翔,有一个小时车程。
仲秋的宝鸡之行,我们在石鼓山遇雨,淋成落汤鸡,到凤翔时天方放晴。东坡时的宝鸡,是凤翔府的一个属县,而如今的凤翔却是宝鸡市的一个区。
凤翔的路况不算好,因为道路施工,我们是在雨后泥泞中进的城。
无暇考证东坡的“凤翔八观”,小城自有东湖可以游历。
东湖原名“饮凤池”,是当年东坡负责扩建的水利灌溉工程。抗旱,始终是这里地方官的一个工作主题。可惜苏公祠是关闭的,这令我怅然若失,仿佛访友不遇。其东侧是喜雨亭,立于中央的石碑赫然勒有《喜雨亭记》,且驻足细究,逐字朗读。亭的北侧是凌虚台,虽没有像当年东坡写的那样坍塌甚至无影无踪,但四周被茂密的树林所掩,已经登而不见其高了。东湖是耐看的,为小城增色不少。湖上的宛在亭、公园南门广场上新建的青年东坡巨像,传达着凤翔人对他的怀念。
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官员,在政治生涯的第一站,他在这里遭遇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这里,留下他未来命运的草蛇灰线了吗?
四
年轻的东坡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干才。
这个在“制科”考试拔得头筹的青年才俊,才气见识自是不凡。他的几十篇制策,纵论天下英雄,堪称雄文,出自一个二十来岁的学子之手,令人惊叹。边陲凤翔府是大宋外患的前线,更激发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在凤翔的第三年(1063),他撰写了《思治论》,作为他这个时期的一个思想小结。
当我读到他给朝廷提出的“丰财”“强兵”“择吏”三大治国策略时,不免会心一笑。东坡,也是雄辩的,那种理想主义的“书生论道”是何等似曾相识,但那“致君尧舜”的赤子之心,清澈到纯粹,让人敬佩而爱怜。
是啊,谁又没年轻过呢!
虽然阅历尚少,但东坡的确表现出很强的行政能力。在上司的支持下,他经手的几件工作均可圈可点。
首先是改革“衙前之役”。“衙前”是大宋的一种差役,就是差遣百姓为官府提供劳务,比如看管仓库、运送公物等。因有财物损失就得赔偿的规定,服役者常常倾家荡产。凤翔府每年都要向东京进贡终南山的竹木,运输办法是将其编成排筏,从渭河入黄河,经三门峡入京。长途运输,河汛凶险,事故频发,成为百姓的一大祸患。
嘉祐八年(1063)四月,东坡在给宰相韩琦的上书中痛苦地表示,对这种局面“救之无术,坐以自惭”。但他没有放弃,而是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最终修改了衙规。其实说来也简单,主要就是给服役百姓更多自主权利,比如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避开汛期自主安排运输等。宋史说,从此“衙前之害减半”。
东坡还负责清理百姓对官府的积欠,投入很多精力,但劳而无功。他发现囚犯中有很多与“衙前”差役相关,比如运送的竹木被水冲走了,看管的粮食因故变了质,由此欠下了官府的巨额债务。朝廷对此下过赦免诏书,但分管的官吏却秘而不宣,有的囚犯甚至已获得过六七次赦免,却仍在关押中。东坡亲自到监牢调查。“问其以不得释之状,则皆曰:‘吾无钱以与三司之曹吏。”(《上蔡省主论放欠书》)。愤怒的东坡揭露了这恶劣的“潜规则”,请示主管部门释放这些百姓。这种官场斗争说来容易,但其实有多少官员真的愿意为冤屈的百姓而得罪同僚(比如张琥)呢?这也算是一个“灵魂之问”了。
东坡关切的大事还有“官榷”。官榷,是大宋的政府专卖制度,对茶、盐、酒等物资实行官营。在凤翔府,官榷涉及酒等项。随着政府冗员、岁币等负担增加,朝廷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仁宗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主持改革,因重点针对“节流”,遭到了抵制。神宗熙宁二年(1069)启动的王安石变法,则把重点转移向“开源”,尤其强化了专卖制度,以致众多百姓的生计被剥夺。东坡上书反对,批评朝廷对“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力主把官榷“尽以予民”,即把专卖物资的经营权交还民间自由经营,他认为,这样于国于民都更加有利。他以凤翔府的酒榷为例,给朝廷算了一笔账:
从轼之说,而尽以予民,失钱之以贯计者,轼尝粗较之,岁不过二万。失之于酒课,而偿之于税缗,是二万者,未得为全失也。就使为全失二万,均多补少,要以共足,此一转运使之所办也。如使民日益困穷而无告,异日无以待仓卒意外之患,则虽复岁得千万,无益于败,此贤将帅之所畏也。
(《上韩魏公论场务书》)
他说,官府停止酒榷,每年大约减少获利两万贯,但从酒税上,官府的收入也能达到两万贯。即使这项收入全部损失,通过国家转运使制度也能设法补足。但如果因为官榷而导致百姓穷困、生活无告,将埋下民变隐患。届时,即使酒榷可以获得千万贯,也是得不偿失的。
在几年后到来的熙宁变法中,东坡注定要成为一个强硬的反对派。
五
终于要说到那场雨了。
东坡到任凤翔府不久,关中大旱,“自去岁九月不雨,徂冬及春,农民拱手,以待饥馑,粒食将绝,盗贼且兴”(《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在宋选的授权下,嘉祐七年(1062)二月末,东坡前往太白山祈雨,但雨一直不落,直到三月乙卯(八日)乃雨,甲子(十七日)又雨。百姓感觉雨量仍不够,丁卯(二十日)终于大雨,三日乃止。凤翔的士农工商一片欢腾,忧者以喜,病者以愈。
东坡在《喜雨亭记》中记载了与同事们庆祝时的情景: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
五日不雨无麦,十日不雨无禾,无麦无禾,将民不聊生、天下大乱。由此说这是一场“喜雨”还有争议吗?当然没有。那应该感谢谁呢?他继续写道:
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他说,百姓将功劳推给太守,而太守是个品德高尚的人,哪里会接受呢?他会说是托皇上的福。皇上是当代尧舜,也不会接受,一定会归功于上天。估计上天也不会坦然笑纳,而会归功于太空。但太空虚无缥缈,看不见摸不着,我看呀,这“喜雨”还是用作我这个亭子的名字吧——他官署里的亭子剛刚落成。
这里的机灵、调侃和调皮,都要令我大笑了!
在凤翔府的三年任职,东坡实践了自己为政的基本价值观。用现在的概念来讲,他显然是个具有鲜明保守主义风格的官员,主张“民者天下之本”(《策别》),认为政府须少介入经济事务,要相信市场,放手百姓自主经营,民裕,则国必富。
《喜雨亭记》也暗含了他的自然观。自然有自己的固有法则,谁又可以据之而贪天之功呢?我估计,他其实是不太相信“祈雨”这种事的。他只是一个自然的乐享者。
后来在黄州,他就曾笑道:万物为我所备,惭愧惭愧!
六
这万物,当然也包括这场谷雨时节的黄州春雨。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定风波》序)
元丰五年(1082)暮春,清明过后,东坡与朋友们去距黄州东南三十里外的沙田“相田”,计划在那里购置田产。时晴时雨的江南清谷天迷惑了他们,让带着雨具的人先出发了。结果半路遇到了阵雨,朋友们都很狼狈,只有东坡毫不在意。他在雨中迎风吟唱,唱出了他对这场“好雨”的表白: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
相田?读到此处,我不免又要去查他的履历。在老友马正卿的帮助下,东坡此时已获得黄州东门外的老营房坡地,一年辛苦垦荒,收获大麦二十余石,其他粮食若干。一家二十几口人的吃饭问题有了着落。他与土地长达四年的亲密史,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东坡的勤奋写作,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而有趣的细节。丰收后,东坡家的粳米正好吃完,于是将大麦去皮,和小豆一起煮成饭。没想到照样很香啊!妻子闰之大笑,称之为“新样二红饭”。吃饭时,十岁的苏过和十二岁的苏迨也插嘴,开玩笑说这饭咬起来咯嘣咯嘣的,有点像嚼虱子呢。他们恶心的比喻引来了妈妈和朝云等女眷的笑骂。
这种靠自己劳作让一家人吃上饱饭的成就感,对这个自号“东坡居士”的农夫来说,是多么新奇,多么惬意啊!
相田路上的这篇名作,为千百年来的人们口口相传。“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句句是名句。而在我读来,有四个字常常被人略去,却恰恰隐藏着东坡或许更加重要的心灵密码。
哪四个字?正是那挤在名句缝隙的“谁怕”和“归去”。
谁怕?因为怕过,所以不怕。东坡在“乌台诗案”前后,内心一直被恐惧所充斥。当逮捕他的皂吏来到湖州知州官衙时,他惊恐失措,不知道是否该穿官服去迎旨。初到黄州时,他不敢见人,不敢写信,连做梦都担心说错话。然而,在经历过这些官场磨难、经历过贫困的生存挑战之后,他开始变得泰然自若。在以后的惠州、儋州那更加恶劣的处境下,他不再对那些迫害他的人感到恐惧,他的悲痛、伤感和所有柔软的情感,都倾注给了那些陆续失去的亲人和挚友。舍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怕的呢?
归去!他走出朝堂,走出书斋,走向土地,回归最普通的芸芸众生当中,这才是真正的“归去”。垦荒,种植,含辛茹苦,他收获了粮食,回护了尊严,也领会了生命的奥秘乃在土地和自然之中。在这里,播下种子,就会生长果实,还有比这更好的人生状态吗?归去,是生命的别开生面、另有洞天。他回归到一个儒者的崇高境界:落难时,这个世界可以简化为“他和土地”;闻达时,这个世界仍可简化为“他、他的百姓和土地”——还有比这更彻底的“归去”吗?
二十年的风雨兼程,除了容颜,岁月并不曾真正改变这个男人。
他仍然是凤翔府那个论道的政坛新人,初心从未更改,只是多了一份对生命无常的幽默、对世事沧桑的坦然。在他之后,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幸运,成为真正的自然之子。
他的雨中行吟,至今仍披着一袭寓言般的神秘。
责任编辑:田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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