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大鸣

　　父母都是乡村教师，但不在同一所学校。母亲又给我生了一个妹妹，父亲就把我带到了他身边。父亲教书的学校，是一个南方四合院。南方雨水多，天井就成了四合院的命脉工程，春季排水，夏季通风。入大门就是一长方形天井，四周砌着青砖，天井的底部铺了麻石。往里还有两进院子，第二进也是长方形天井，比第一进小。第三进是一个正方形天井，站在天井边缘往上看，只有桌子大的一块天空。天井壁上的青砖结满青苔，砖缝里长着小草。即便是艳阳高照的中午，第三进小院里整天都像天要黑了似的，一股凉冰冰的风从里面往外吹，由二进吹到一进。我听老师们说，那是“过堂风”。

　　那个夏天的印象就在第二进的过道上。严校长的儿子在长沙读大学，放暑假回到他父亲身边。我现在根据回想来复原那个青年的形象，大概是一米七的个子，瓜子脸，天天都是一副沉思的样子。他每天上午坐在第二进的过道上看书，坐一张靠背可升可降的竹躺椅。看书的样子，就是我童年认为的大学问家的样子——他也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大学生。

　　只要他坐在第二进的过道上，我就搬一小凳，拿本小人书，坐在他身边。开始他并不理睬我，只顾自己看书，享受过堂风轻抚裸露的手臂和大腿。我记得后来他叫我“小弟弟”，我也叫他哥哥。他给我讲了很多大学里的故事：学生会的春游、团委的篝火晚会、文学社的诗歌朗诵，还有保尔·柯察金四次死里逃生。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保尔是他的同学，直到后来读高中，看到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才恍悟。

　　我童年的心灵里就有了一个具体的大学生形象，有了对大学的向往。

　　那个夏天的印象就这样被深深地刻下了。虽然自那个夏天后，我再没见过严校长的儿子，但他坐在竹躺椅上看书的样子，变成了一个符号，和我的大学梦捆绑在一起。符号随着年代推移，抽象得只剩下概念，却仍念念不忘。

　　十三岁那年，我的大学梦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一连两天都是以泪洗面。为了倾诉苦闷和悲伤，我一连写了两封信，一封给舅舅，另一封寄给了叔叔。他们收到信后无法正常阅读，因为信纸被泪水浸泡过，能看清的文字不足四分之一——初中毕业后，我没拿到升高中的推荐表，这意味着我的读书之路走到了尽头。

　　我跨入大学的门槛，是三十岁以后，那时我已有五年的新闻工作经验。我在培训新闻从业人员的成人班（也叫成人新闻班）学习了两年，一年在校按课时上课，一年实习。班是由成人学院和中文系合办的，办班的真实动机应分“台上台下”。开学典礼时，来了学校的副校长，致辞时说：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大的一分子了。到学校报到办完手续、分好宿舍后，每人发了一块校牌，并交代要随时佩戴，否则出了校门就进不来了。

　　虽然胸前佩戴校牌，三百六十多天里除了放假，吃喝拉撒睡都在校园里，还随着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的作息时间上课下课，但我没找到当大学生的感觉，更找不到严校长儿子种在我灵魂深处的大学梦想。错过了最好的年岁，不再有燃烧的激情，长期厮混于职场，沾了一身俗气。

　　明知自己永远成不了少年时代向往的大学生，但记忆中那个夏天仍时时伴随着我，仿佛怀着那个梦想，就有了继续往前走的勇气。

　　一度，社会上吹来阵阵“商”风，满世界都是赚钱的吆喝声，我禁不住诱惑，下海做了一次卖书的商人。为什么会去卖书呢？还是那个夏天梦想的延续吧——书，和大学有着某种不言而喻的联系。在商时，从南到北，在呼啸的列车上，我仿佛依然能感受到凉凉过堂风，看到半坐半躺的青年大学生，耳畔萦回着琅琅读书声。商海搏击不到两个回合，那个夏天的印象，又在冥冥中指点我说：“那不是你要的。”

　　我终于缴械投降，脱离了商海。

　　我又回到了书房。

　　后来我才明白，那个夏天的梦想，它并不指向某个具体事情。对我而言，它是宗教和信仰，是精神的组成部分，也是灵魂的净化器。它总是让我把灵魂中那些世俗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清理干净。

　　我是个俗人，名和利这对世间俗物，哪怕只有小小的一个缝隙，它就能冒出来打扰我，指挥我。而那个夏天的梦想，就像忠于职守的卫士，守护着我的灵魂，不让那对俗物来打扰。我每天要用吃喝拉撒来维持这具肉身的存在，这具肉身里藏着无法消灭的七情六欲，而老天为我设计这样一副皮囊，一个“俗”字就无可回避了。

　　幸亏有了那个夏天的梦想，我虽俗，但也不至于俗得不可耐，总还有一些梦想，它们始终忠实地为我把守灵魂的大门。

榜样

四十年前，我认识了一个诗人。他姓氏拼音的头一个字母是L，我就用L称呼他吧。我是如何认识L的，这问题的答案，我找不到了。有可能是我请与他相识的某个朋友介绍，也可能某个朋友主动介绍我们认识，以L当年在大厂的名气，他是不会主动来认识我的。

　　那时候，除在新华书店见过满屋子的书外，我从没在某个私人空间见过百册以上的图书。走进L的房间，我的脑壳里突然冒出一个没见过世面的愚蠢念头：这不是他家吧，也许是厂里的图书馆？一个人的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书？

　　四面墙壁，三面半是书柜，整板整板的码满了书。书假如有知觉，肯定都挤得腰酸背痛。不是L拥有这间房子，而是L的几千册图书占有了这间房子。这间房子的真正主人，只在书桌旁占了一个能容下屁股的位置，再就是床上一个长度约一米六的长方块，其余空间，都属于书。在这间房子里，书和L各自拥有的空间比例是西瓜和芝麻。L请我坐，唯一一张凳子，上面还堆了大小十来本书。我看了一眼凳子，没坐，因为无法落座。L不好意思地笑笑，将书搬到床上。我的目光随书走，看到床上一件女生的衣服。L也看到了，眨眼工夫，他把它塞进被窝里，动作比小偷的手指功夫还利索。

　　因为他家中书多，又会写诗，自然被一双双眼睛包围，被一张张嘴巴赞誉。和爱好文学的同事们聊天，十之八九不是从L聊到文学，就是从文学聊到L。在我们那个小世界里，L就是文学的象征。尽管大家背地里都说看不懂L的诗，但没人敢说他的诗写得不好。当年位于东洞庭湖畔的大厂有三千多职工，三千多人里仅凭姓名就能找到本人，除了厂长之类的公众人物之外几乎没有可能，但L是倒班工人中的例外，向大厂三千多人中任何一个人打听L，人们就会告诉你在某某车间。我在《认识一个电工》的文字里说过，大厂有一个文学爱好小组，开始叫爱好小组，后来就不是小组了，是一个大组，能时常吆喝在一起的就有几十上百号人之多，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学社团了。至于那些没有进入这个小组的散兵游勇，谁也说不清还有多少。

　　L的绝活是背诵诗歌。他脑壳里仿佛有个诗库，要什么诗不须思索，信手拈来。我随手从书柜里拿出一本诗集，问到哪里他背到哪里。我翻开莱蒙托夫诗选，找到《伊斯梅尔——贝》，数数，两千四百九十六行。这是我看到的最长的诗，至今为止，我的诗歌阅读经验，还从未超过这个长度。我有意为难他，说，能一字不漏把《伊斯梅尔——贝》背下来？L张口就来：“灵感如今又重新来寻访/我的寂寞而阴沉的心房/而把忧伤和热情的残骸/都化为这些美妙的诗章……”背诵时，他双眼紧闭，像做爱一样投入、陶醉。我对着书本，一字一行跟随他的速度，果真一字不落。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这情形我绝不会相信。

　　不佩服他，我还能叫文学青年吗？

　　我心中搁放偶像的位置，毫无商量地被L占据了。

　　我以他为榜样，也开始背诵诗词和短小散文。但我不背外国诗，也许是对外国诗水土不服，怎么下功夫都记不住。国内诗歌好记，也好背，如舒婷的《致橡树》、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还有唐诗宋词和八大家的散文等等。化工操作工的特点是，机器不会出故障，人也如机器一样，八小时不动窝。我买了五百多张卡片，每张卡片抄一首诗或一篇短文。上班前放一张到工作服的口袋里，不时拿出来，边看边默记。八小时下来，卡片上的诗文背得烂熟。

　　我记忆里的诗文，大部分都是那时装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