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

　　实际上我已开始预习长大。我穿着母亲的花衬衣和堂姐的塑料高跟鞋在堂屋里走来走去。外面，蜜蜂前赴后继地往油菜花里钻，往墙缝里钻，整个世界都是挤压的嗡嗡声。鞋子太大，我的脚空荡荡的，脚趾需要抵到鞋头才有被拥抱的妥帖。但这样放下脚步会发出很大的声音，我走得越快，那声音就越大，哒哒、哒哒，像是小马驹在干硬的土路上奔跑。那时候村里放电影，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总有一匹马驹奔跑着，它穿过废墟，跃过山谷，踢踏声溢出屏幕，像数把锤子钉向夜的远方。那马有一对湿漉漉的眸子，有云朵般堆积的鬃毛，有矫健如飞的四肢，它跑得那么快，没有人能阻拦它。我多喜欢那声音啊！张扬的声音，成长的声音，我每天就这样来来回回地走着，让那些声音填满整个屋子，填满整个童年。

　　梅子的外婆也在岗上，她常去那里背一袋红薯、一袋桃子，或者扛一袋花生回来，有时候也提回一只死兔子。那兔子在她手上晃荡着，头使劲望向天空，嘴张得很大，好像还有许多声音没有喊出来，好像那些声音全部被扔进了大山里。它想喊什么呢？它有孩子吗？有父母吗？我同情那只兔子，却没办法拯救它。在农村，杀戮是难免的，每个人手上都会沾点血，野物的，家禽的。血沾多了，心就冷了。我曾见过梅子杀过一只青蛙。她将那青蛙紧紧抓住，用刀快速将下颚划开，再用手抠住一扯，青蛙皮和脏器就撕下来了。皮和脏器撕下来后，那青蛙还在蹦跳，它似乎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或者，它还在自己的意识里活着。我不喜欢梅子的杀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我们跳房子、抓石子、推铁环，偶尔也去屋后的林子里爬树。梅子身长腿长，爬树的样子很像青蛙，双手抱住树干，腿往下一蹬，身子往上一拱就上去了，我曾看见青蛙这样游向自己的故乡。树是梅子前世的故乡吗？她爬上树背抵树干看向远方的样子，那么像另一棵树。在她失踪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老是怀疑她去了远方的森林——她前世的森林，长满菌类和生灵的地方，以我们备感陌生的形态生长着。

　　之前我们从未去过远方，我们还不知道远方有高楼、大桥、森林以及更大的河流，不知道远方之外还有远方。我们被一只大手扔在村庄里，只知村庄的日月四季，只知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只知田野、河流和稻子。我们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围绕这些而发生。我们不需要远方，就像远方也不需要我们一样。

　　那时候，梅子常来我们家玩。我们家在一条河堤上，三间矮房，没有院子，草木环伺，贫瘠得不忍直视。梅子的家在另一条河堤上，那是一条连接远方的土路，沿着它一直走就可以看见公路、集镇、城市……但梅子没有沿着它走出去，而是选择向内，选择回到她的童年。记忆中，她来我们家需要经过十来户人家、二十多块稻田、两条沟渠、六七口堰塘，在不算太糟糕的天气里，就像是一只蚂蚁爬行在动荡的天地间。后来我发现，只要站得够高够远，所有的村人都像是蚂蚁，他们被路堵死，被村庄囚禁，失去目标，找不到出路，他们注定要被湮没在大地的尘埃中。

　　梅子来的时候，我正陷入一场陌生的困境。我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只感觉到处都是栅栏，它们魔幻般分裂、蔓延，铺天盖地朝我逼来。那会儿，油菜花开得晃晃荡荡，满世界都是蜜蜂的厮杀声。梅子晃荡在其间，背向阳光，两条细细的胳膊大幅度甩动，周身流动着浅浅的光晕，看上去像是一个逆光降临的天使。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景象都挥之不去，它不断与想象中的某个画面重合，又分解，形成某种内在力量。她来的时候，虚拟的栅栏迅速坍塌，田野、草木、房子、大地铺在眼前，目之所及皆是涌动的生命。那一刻，我急于想抓住点什么，门框、椅子或者其他什么，手一伸，一块薄翼般的阳光落到手上。似乎没用多少力气，梅子就将我从那个困境中拽了出来。她给我看她绣的鞋垫，带我到沟渠上采枸杞，摘野桑葚，捡地木耳。记得那棵桑树并不高，伸手可及，但她执意要将我托举上去，即便我一次次掉下也不放弃，仿佛她来我们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托举我。

　　实际上，那棵树的桑葚大部分都被鸟吃掉或自己烂掉了，地上到处是斑斑点点的暗红浆汁，虫蚁成群结队赶来趋附。但我们仍然不厌其烦地寻找，不放过一颗小小的甚至还青涩的果粒。我们寻找桑葚的时候，那条沟渠就软绵绵地躺在地上，像一条懒洋洋的蛇，仿佛下一刻，它就懒洋洋地从草丛中溜掉了。这里田畴辽阔，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一条蛇的去路。事实上，它还算不上是“渠”，只是一条老去的小水沟，从树上看，它似乎不足十米，呈“7”字形，介于一大一小两口堰塘之间，类似邻里之间打开的一个通道，两边的气息因它相融相合，两边的鱼类、藻类因它自由往来，互通有无。但也仅限于此，它们注定去不了远方。它们生来就被限制了行动。就像我们此刻受限于这块土地、这棵树，甚至这颗小小的桑葚。从远处看，我们不过也是水沟、草木、田畴衍生的一部分，我们并不能比它们获得更多。

　　那天从树上看，那条水沟是扁平的、安静的，水也是扁平的、安静的，一副乖巧模样。然而实际上，它们会发怒，会出其不意，会给村庄带来灭顶之灾。那时候，一场场大水像是从地底下长出来，一夜之间铺天盖地，庄稼不见了，路不见了，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人们看向村庄的眼神空洞而茫然。他们将牲口迁往高处，整夜整夜守着河堤，不灭的烟火灼疼了整个夜空。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枝叶还探不到苦难的天空。我们甚至坚信水底的生命依然涌动，蔓延生长，无穷无尽。我们以为那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原本来自于水，母胎之水，生命之水，覆盖万物之水，它在本质上与稻田并无二致。那一刻，我们仿佛也变成了水，沿着河堤一路奔跑，我们的脚在地面踩出很大声响，我们身上涌动着草木的气息。后来，当村庄陷入一片深重的泥泞，人们呼天抢地抠挖死去的稻谷时，我们才知道，那一场大水给村里造成了怎样的灾难。

　　那些年总有人被水陷害，从此下落不明。一个男孩在水边走着走着突然不见了，一个男子走着走着也不见了，一个女子去水里捞浮萍，那水晃了一下，她也不见了。他们，像是被大地一口吞掉，他们的家人在水边大声呼喊，企图将他们从大地深处喊出来，但喊了一春又一春，最终只喊出一把又一把青草。

　　他们至今都没有回来。

　　如果梅子没有失踪，我们也许会像大多数女子一样，在各自预设的轨道上毫无波澜地度过一生，直到一阵风将我们吹散。那些嫁过来的女子，都是这样沉默一生。她们甚至很久都不曾拥有自己的名字。她们要在村里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气息融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她们的名字才陆续为人所知，一开始是姓，然后是名，再然后是小名。就像一株植物，一点一点拔出，终于一览无余地袒露在人们面前，也从此再无秘密可言。但也有一部分人一生只有一个姓落在村里，而这个姓也须依托某件事才被人捡拾起来，拍去其上岁月的灰尘。比如梅子的母亲，那个一脸忧郁、似乎永远生活在暗处的女人，我常常看不清她的真实面容。印象中她总爱穿深色衣服，走路时头微微低着，仿佛被什么东西压在上面。梅子失踪后，她来过我们家，她一脸哀伤地坐在椅子上，不停地诉说梅子失踪的始末。她的声音很轻，蹑手蹑脚，一出口便在光中溃散，我的耳朵需要伸出一只手才能捞住她的只言片语。她说，梅子脖子上那个瘤子好不了了，算命先生说她活不过十八岁，他们也觉得她活不过十八岁,他们还有一个儿子没娶媳妇。他们没有多余的钱……她说了很久，也哭了很久。我躲在门后，尽量不去看她，但一抬头还是会见到她，即使是白天，她的身上也裹着一层暗影。后来她走了，沿着梅子走来的那条路，她走得很慢，像是背了一座大山。从那以后，我似乎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我想她大概也失踪了。实际上，在那样一件足以震惊所有人的事件里，我是没法看不见她的，即使路上看不见，也会在人们的话语里看见，在触景生情里看见。瘦小忧伤的她，无处不在。

　　梅子失踪那年我十五岁，我已经知道她生病了，所有人都知道她生病了，他们投向她的眼神复杂而哀伤，仿佛大雁看向自己即将分别的同类。只有我对疾病的认知还停留在感冒上，以为她的病也像感冒一样，喝一碗姜汤、出一身汗就好了。那个年代，一碗姜汤就是一剂良药，圆满了多少家庭的幸福。我甚至将家里的陈姜找出来熬了给她喝下去，滚烫又辛辣的姜汤呛得她眼泪汪汪。庞大的安静里，命运的顽强未曾消减半分。但她显然在这个圆满之外，一碗姜汤解救不了她，那个瘤子依然存在，似乎打定主意要与她同生共死。而作为朋友，我竟对此毫无察觉。我坚信一碗姜汤不该具有的神奇作用。

　　那时候，我们用黑火石（烧过的木柴）画眉，画眼线，将头发扎成奇形怪状的辫子，用野枸杞染指甲，到河堤上采野蔷薇花做头环。我们无师自通地打扮自己，仿佛只要一停止，成长就失去了参照。

　　那时候，她常拉我靠墙比高矮。她比我高，比我好看，我总认为她不怀好意，所以每次都跑到一个地方躲起来。我以为这样就能躲掉成长的忧伤，却不知忧伤本就是成长的一部分。梅子似乎从未找到过我，她总在我忍不住要出来的那一刻转身离去。这让我十分沮丧。直到她失踪后我才知道，这未尝不是一种共同的预谋，她预谋离开，而我预谋边界。

　　似乎受到某种隐秘的指引，梅子失踪的第二年，我也离开了村庄。这之前，我曾去过我们玩过的所有地方。我抚摸那里的树叶、花草和土地，我坚信梅子一定躲在了这些地方，她在这里走路、吃饭、睡觉，继续生长。后来我又坚信她去了远方的森林，她在那里变成了一棵树、一根藤，或者一块苔藓。她在我心里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对象，仿佛所有不常见的东西都与她有关。我无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梅子，但我的离开与梅子无关。那时候我妈病了，大口大口吐血，稻草灰埋了一摊又一摊，被褥、枕头、衣柜到处沾附着浓烈的腥味，怎么也擦不掉、洗不净。后来，血腥味就一直沾附在那儿，只要想起母亲，它就会扑面而来，将我拽回那个场景。而我们除了用老土方围追截堵，根本无法给予她更好的治疗，曾经万能的姜汤更是失去用武之地。生活陷入混乱和困顿，蛰伏已久的贫穷龇牙咧嘴地扑向母亲，将她拖进冗长的黑暗，也将我们所有人拖进冗长的黑暗。

　　那会儿，村里的年轻人相继出走，他们水一样沿着时代流去了广州、深圳、浙江等地，然后用赚来的钱修楼房、买电视、娶媳妇。外面的讯息不断通过电视和高音喇叭涌进来，冲刷着村庄千百年来胶着的暗沉气息。梅子的哥哥也去了广州，几年后回家盖房子、娶老婆，然后两人双双出去打工，只能像候鸟一样每年往返一次故乡。

　　梅子究竟去了哪里？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多种假设：假如那天晚上没有下雨，假如她的家人机警一点，假如没有那个算命先生……但所有的假设都指向一个结果：她早已被命运陷害，人们坚信黑暗带走了她，把她留在了村庄的某个地方。只有我认为她一定是沿着那条河堤去了远方，在命运的推动下，她没有再次选择返回，而是变成一只蝴蝶，沿着河流飞向人生的大海，她在那里做了别人美丽的新娘。

　　她在那里除草，开荒，浇地，开枝散叶，劈风斩浪，长成了另一个梅子。

　　她在那里热爱、欢喜，结交新的朋友，长出新的语言，无惧所有忧伤。

　　可她究竟去了哪里？多少年过去，时间并未给出确定的答案。

　　她像所有失踪者一样，留下的只有想象和回忆。

　　有时候在城市里走着，我会感到梅子将突然从人群中跳出来走向我：她还是那副少年面孔，还是两条细细的胳膊。她走得很慢，像用尽所有力气，像跋涉了千山万水。然后，我们隔着空气站着，一句话也不说，直到太阳落山，星星缀满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