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写作，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在我们的文学史中，很多作家都曾在世俗政权系统中任职。基层写作，同样也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中心性质、有着核心重要性的行政、经济、文化城市之外，多数人就生活在基层，其中爱写作的，当然也就是基层写作者。其实即便是在大都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沈从文先生也曾贫寒交加，过着十分典型的基层写作生活。

　　那么，人们今天还在谈论官员与基层写作，说明引发这样阶层对立意识的问题还没有消失。当写作与利益关系愈加密切时，机会的平等、公平与公正，就会被一再关注。这自然与我们文学生产的体制、机制相关，但在我看来，写作者的真正觉悟，乃在于取消社会身份的自我设定。

　　我想，这首先需要官员写作者的觉悟，深省自身由权力而滋生的傲慢与机会优势。

　　其次，是基层写作者的觉悟。仅仅依靠悲苦博取同情的写作，并不比傲慢更高尚——这也是权力的变相绑架。基层，在政治文化上对中国有着特别的意义。比方说，县。一个县所具备的完备治理体系，与整一性的国家几乎同构，再加上极具特色的民间及个体生活资源，基层，就是我们的文学宝库。

　　觉悟，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