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对世俗生活曾经有着强烈的干预，总体而言，这种干预的深度及广度在下降。 而我们所说的存在主义思潮，正发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不管是被宗教放逐，还是世俗人类的斗争所得，获得世俗生活自治的人类，迟早要面对人在世界（宇宙）中的真实处境及应对方式——在漫长的时间里，这样的问题，它的提出、解答及践行意义上的“楷模”，都和大众无关，大众只需要记住“答案”。 而现在，当人类获得了日常生活的自治权， 个体在收获自由及财富的同时，也必然要独立面对一些边际或者说终极追问，更何况，战争及人道意义上的灾难，也在提示人类：这些问题不容回避。

　　基督徒有忏悔的习惯。尽管忏悔的仪式可以减省，但是至少，忏悔的习惯及修辞， 在我们所见的很多西方文学文本中保留了下来，这当中自然包含着存在主义文学。 与忏悔文本匹配的修辞，只能是诚意修辞。 诚意修辞，并不是西方的专利，但我今天想说的是：仅仅有诚意，还是不够的。

　　这份诚意向谁倾诉，是需要追问的。 存在主义不仅仅影响着欧美文学，四十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也受到了它的巨大影响。 从《活着》到各种各样与“活着”有关的文本，其实都与存在主义发生着关联。 人与世界的关系，存在与虚无，是我们所见作品中常见的主题。

　　等待戈多。 因为戈多的缺席，存在者的荒诞有了更高的倾诉对象，那就是向着缺席的戈多倾诉。 缺席与虚空，构成了意义的涡旋。戈多缺席，但那个更高的存在并没有缺席。 《等待戈多》实现了存在者向更高存在的倾诉，而诚意，也实现了它高级的修辞价值。

　　《赤壁赋》里苏轼梦中的大鸟，也是这样更高的存在。

　　但我们常见的文学，每每止于世俗诚意——缺乏深度、纯度，缺乏与普遍性深度关联的诚意。 世俗的诚意适用于礼尚往来，只适用于存在者与存在者相互倾诉，而不适用于存在者向更高的存在进行倾诉。 所以，我们所常见的文学，也每每仅止于赞美或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