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 年2 月，共产党员李坤泰以《申报》记者的身份，从上海来到沈阳做地下工作，并首次使用“赵一曼”这个名字。《申报》1872 年在上海创刊，出报七十七年，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 最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也是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志。新闻发展史在一拐再拐中， 拐到了赵一曼身上，作为一个报人，我感到这件事很神奇，仿佛与赵一曼有了深厚的血缘关系。
赵一曼来沈阳后住在北市场的浩然里胡同，这个巧合让我心中一惊：赵一曼这个名字在历史上不就正是浩然之气的标志吗？
赵一曼之所以被安排在北市场居住，是因为中共满洲省委设在北市场的福安里。北市场是沈阳的“杂八地儿”，与北京天桥、南京夫子庙类似，这些革命家的外省口音，只有放在这里才合情合理。 陈为人、刘少奇、陈潭秋等政要先后担任省委书记，赵一曼与著名抗日将领杨靖宇、李兆林、赵尚志都是省委的重要成员。 中共满洲省委那青砖、黑瓦、火炕的老房子，在时光中留了下来， 如今被沈阳市政府作为红色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馆内有赵一曼用过的毛毯展出。而浩然里赵一曼住过的地方， 已经建成一片高楼大厦。
满洲省委东侧是锡伯家庙太平寺，清朝初期有锡伯人大西迁戍边的事件。 太平寺东的实胜寺是清廷皇家的家庙， 皇太极赐建，也叫“皇寺”，“盛京八景”之一的“皇寺钟声” 就响自实胜寺。 往南是沈阳卷烟厂， 往西是奉天纺织厂， 往北是沈阳老北（火车）站，方便革命者来去。 不远处，是浪速广场（今中山广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今沈阳市总工会） 与满洲奉天医科大学（今中国医科大学）并肩，很多七三一部队的实验在医科大学里进行。
当时， 中共决定在东北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满洲办事处， 任命赵一曼为满洲总工会秘书和组织部部长。 赵一曼除指导沈阳工人抗日之外， 还负责了解满洲特科的情况和传达中央特科指示。 满洲特科受中央特科和满洲省委双重领导， 主要任务是搜集日本在东北阴谋活动的情报， 保卫党的机关以及掩护与营救同志等。《申报》记者的身份，是赵一曼在沈阳的一副“软猬甲”。
1932 年2 月， 在浩然里的一处住宅中， 沈阳卷烟厂地下党负责人孙星五见到了中央派来的两位同志。 接头人介绍说：“她叫赵一曼， 今后你就在她的领导下工作。 ”同来的另一人化名“老曹”，与赵一曼假扮为一对夫妻。
赵一曼对孙星五说：“我得到烟厂车间看看工人是怎么做工的。 ”于是，孙星五以工会负责人的身份，把《申报》记者赵一曼要来烟厂采访的消息转告给了厂方。 厂方很重视，特派主管行政的副厂长接待，陪同参观车间和工人饭堂。副厂长非常小心，对赵一曼的提问回答得毕恭毕敬， 很怕《申报》曝光烟厂的坏事。
次日，孙星五来到浩然里见赵一曼，赵一曼说：“我一进烟厂车间， 烟味呛得我呼吸很困难，眼睛流泪，经常在那里工作的工人怎么能不得病呢？ 咱们从这个恶劣环境下手，争取改善工人的做工条件。”当晚，孙星五立刻到家属宿舍进行串联。随后，党支部和工会研究出一个合理办法， 让工人以哮喘病为由请假去看病，都说胸闷、呼吸困难做不了工。从3 月下旬开始，卷烟包装车间请假看病的工人日渐增多， 致使卷烟工和包装工严重缺员，烟厂损失很大，厂方赶忙请来工会进行调解。 孙星五代表工人提出改善生产条件的要求， 并说赵一曼要写报道。厂方害怕《申报》曝光，因此决定在车间安装大型排风装置， 工人每天补助一角钱保健费，夜班发一张免费饭卡，重点岗位配发口罩和眼镜。
4 月，沈阳卷烟厂赶制一批高级香烟，准备在日本本土的“樱花节”上使用。 赵一曼决定组织工人破坏这批香烟。 她指示进步工人在包烟时喷一口水， 再与没喷水的包装在一起。这样，当五千箱香烟运到日本时， 全都长了绿毛……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特务展开严查，一个多月也没查出结果，最后只能把原因归结为海上运输受潮。
4 月中旬， 孙星五陪同赵一曼到抚顺煤矿进行采访。赵一曼持有《申报》记者证，煤矿很配合， 让她看到了矿工们恶劣的开采环境和非人的待遇。 赵一曼立刻联络工人代表、 召集抚顺反日会积极分子等十几人开会， 向大家宣讲日寇侵华的罪行和全国的抗日形势， 教会煤矿工人如何开展抗日斗争， 如何同煤矿当局进行斗争的方法和策略。
辽东义勇军缺少武装， 赵一曼指示他们在铁路上抢夺日军从丹东下船运往沈阳的军火。辽东义勇军扒掉一百多米铁轨，埋伏在附近，最终炸翻日本军列，消灭了几十个日本兵，夺下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
不久，赵一曼接到上级党组织通知，赴哈尔滨接受新的工作。 孙星五记录下了送别情景：“五一”节前，奉天特委派一辆马车来送赵一曼上火车站。 当时烟厂女工友给赵一曼织了一条围脖和一副手套， 说北满很冷，留给她御寒。赵一曼含着泪说：“奉天的工人真是太好了，我永远记住。 ”她小心地将这些东西收在包里。
赵一曼在沈阳住了一个春天， 走的时候，沈阳的花应该是正开得难收难管。
赵一曼本是文化人，可直至今日，仍有太多的人并不知道这个事实。 带领她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是她姐夫。 那时，她十六岁，还叫李坤泰，又名李一超，字淑宁，从四川宜宾白花镇的一个富绅家庭走出来， 加入共产党，东下武汉投考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女四杰”之一。 随即，她又北上苏联中山大学留学，成为杰出的特科人员，其间与同学陈达邦在1928 年结婚，次年生下儿子陈掖贤，小名宁儿，从苏联回到上海；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李坤泰于次年受党的委派，以《申报》记者的身份从上海来东北，开始使用赵一曼的名字， 幼子留陈达邦哥哥家寄养。
赵一曼的知识分子身份被遮盖， 或许与电影《赵一曼》有些关系。少年时看电影，她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是在长白山打游击战的侠女，后被日军杀害。 在我的认知里，赵一曼并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女性而存在。为了匡正少年时代的认知， 我又在网上找到老电影《赵一曼》来看。 电影中并没有交代赵一曼的身世， 着重点就是她在黑龙江哈尔滨、 珠河领导抗日联军和当地农民抗击日寇直至牺牲的过程。其实，这并不是电影不交代她的出身， 而是因为赵一曼出于特科人员出身的本能， 对自己身世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 以致当时的编剧和导演都不知情。
李坤泰和赵一曼， 在她到达沈阳的那一刻，就一分为二，李坤泰静默在关里，赵一曼活跃于东北， 成为抗联英雄中的“顶流”。 连她的丈夫也不知道她改名赵一曼了，而在沈阳跟她扮假夫妻的“老曹”，也只知道假媳妇是赵一曼， 不知道原来的李坤泰。在几十年里，赵一曼是谁，她从哪里来，几乎无人知晓。
也是在电影上映后， 已在北京工作的赵一曼的假丈夫“老曹”，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 碰到了赵一曼的姐姐也在四处寻找她的妹妹李坤泰。 老曹拿到了李坤泰抱着宁儿的照片，一看就是赵一曼。但是毕竟时间已过十几年，他为了稳妥，又带着照片到哈尔滨找赵一曼的同事， 甚至在山西的监狱里找到了当初拷打过赵一曼的日本战俘，确认了赵一曼就是李坤泰。 1957 年，电影公映七年之后， 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和儿子陈掖贤才知道，他们日夜牵挂的亲人，就是电影里的英烈。而这时候，赵一曼已经去世二十一年了。
如今， 赵一曼雕塑由鲁迅美术学院张英超教授创作完成， 被安放在辽宁卷烟工业史馆（沈阳卷烟厂原址）内。 我家住在北市场，我常会踏在赵一曼走过的街巷上，凝视她看过的建筑与风景。晚饭后，我在辽宁卷烟工业史馆周围散步， 经常会遇到一群群身着校服的少年下了晚课， 叽叽喳喳地往家里奔……此景只道是寻常， 却也是赵一曼最希望看到的一幕吧。
一群武装到牙齿的日军， 没能让一个手无寸铁的个体屈服。 赵一曼在生命被日军剥夺之时，也抵达了革命家悲壮的顶点。她立于潮头，写下：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似红花。
在人间的最后一刻， 一个日军军官期望她在死亡面前有所改变， 走到赵一曼跟前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赵一曼怒视着他， 把手中的纸卷递过去：“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 ”
我曾试图以一个母亲的情感体验切入赵一曼，继而却发现这体验太单薄了：我与她之间， 视野与时代的差距， 宛如天地之别。 所以，在我心里，她绝不只是宁儿的母亲，而已是天下人的母亲。
战争和特科工作， 都是我们缺少并难以想象的生命体验。我想，作为文人的赵一曼，心里可能同样也住着风花雪月、渔夫樵子，可当锦绣河山破碎凋零，她只能金戈铁马，甘将热血沃中华，亦保持了知识分子连死亡也不能动摇的人格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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