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积岐

　　田地刚苏醒，社员们开始锄麦子了。我已经做了四年的农民， 恍惚的日子散落在生产队里的每一块田地里。 农历二月的风尖酸而刻薄。 刚进地，锄一会儿，就要搓一搓冻得麻木的双手。 年轻而新鲜的太阳从东边的山头上跃上来之后， 空气里有了一丝暖意，太阳光下，社员们的粗话、脏话发了芽， 有胡子和没胡子的嘴里吐出来的话语融化了冰冷的气氛。 只有生产队队长沉默不语，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中年人，偶尔从嘴里迸出一句话，落在地里，能砸出一个坑。生产队队长说，歇一会儿。我把锄把垫在屁股底下，还没坐稳当，生产队队长立在我面前，一根树桩似的。 他说，你回去收拾一下，后天去太白。 我说，去太白干啥？ 生产队队长说，修公路。 大队里给咱们队分了三个民工的名额，你算一个。 太白，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概念，我只知道它是秦岭山中的一个县城，不知道距离我们岐山县究竟有多远。

　　回到家，我才知道，当天是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 也是我的生日。 祖母跟我说过，我是二月二天黑后没多久落草的。过了1971 年的二月二，我就十八岁了。 二月二的早饭照例是包谷糁子， 母亲给全家人炒了一碗黄豆。我抓了一把炒熟的黄豆，一粒一粒地放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咀嚼，将香喷喷的黄豆和我的生日一同咽下去。

　　二月初四，天空酸着一张脸，田野上的雾气歌声一样嘹亮。吃毕早饭，我背一床简单的铺盖， 手提一把铁锨， 到了公社大门口。公社大门外，停了几辆有帆布篷子的解放牌大卡车。 这些大卡车是运送全公社去太白修公路的民工的。我没有出过远门，可是对于出远门，我并不畏怯。 也许，是因为我有一种年轻的迟钝， 一种无可奈何的麻木， 一种对自己的人生没有目标没有设计的快乐——我不过是一片树叶， 飘到哪里是哪里。祖母十分疼爱我，听说我要去秦岭山中干活，惴惴不安，颠着一双小脚，在院子里晃动，念叨，要父亲替我去太白。 父亲一声不吭。我和父亲都知道，生产队队长嘴里说出来的话就是山，是岩石，岿然不动。他叫我去太白，谁也代替不了我。不是祖母把去太白这件事看得太严峻， 生活对我来说，在生产队里是严峻的，在太白，也同样是严峻的，既然在哪里都一样，选择就是多余的，也不可能由我去选择。

　　全公社九个生产大队的民工都到齐了。我们上了大卡车。大卡车里没有凳子，我们就坐在自己的铺盖上。 紧挨着我而坐的是李红霞。 李红霞和我不在一个生产大队， 她是距离我们陵头生产大队仅仅二里路的祝家巷大队里的民工。 1970 年冬天，我和李红霞在曹家沟水库工地上干了一个多月。 曹家沟水库工地就在李红霞的家门口。工地上休息的时候，我和李红霞一同去她家里喝水。祝家巷大队是我的舅舅家，我母亲和李红霞的母亲很熟。 到了李红霞的家，她的母亲问我：粮食够吃不够吃？ 日子过得咋样？订婚了没有？当她问到婚姻之事时，我哧的一声笑了。 李红霞的母亲说，看这娃！笑啥哩？咱家成分不好，要老早订婚娶媳妇。我说，我不要媳妇。站在我旁边的李红霞似乎也不愿她的母亲把话题扯到这件事上，她说，哥，走吧，上工时间到了。 我和她小跑着回到了工地上。

　　我是第一次这么近地和李红霞坐在一起。李红霞有一张很漂亮的脸蛋，一双很漂亮的大眼睛，她的漂亮毛茸茸的，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她收敛着自己的漂亮，一点也不张扬。只是，她那笑眯眯的目光中隐含着一个十八岁的女孩不该有的忧郁。 李红霞和我一样，也是家庭成分大，不然，我们这年龄，应该正在学校里读书。我们坐在一起，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相互打了个招呼，不出声地笑了笑。 一时间，我们被莫名其妙的拘谨攫住，这种拘谨越强烈，反而越渴望从困扰中突围。汽车进山了，道路凹凸不平， 在巨大的颠簸中， 随着一车人的喊叫，我和李红霞倒向了彼此。李红霞不由自主地栽进我的怀里， 她也许是下意识地用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臂膀。 她在我的怀里只呆滞了一瞬间， 我的感觉刚到了柔软的边缘，她即刻直起了身子，带着歉意说，哥，把你碰疼了？我说，没有。她说，那就好。她腼腆地笑了笑。

　　在这辆有篷布的大卡车里， 个个都是臂膀相挨，身体互助，两条腿伸展不开，只能曲起来， 只能用自己的一条腿倚着自己的另一条腿， 才不致让自己靠在别人的腿上。这种极力保持自我的姿势，是对他人必要的尊重， 也是对自己无情的为难——这样坐着，不但要付出额外的力气，还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我的一条腿和李红霞的一条腿之间维持着一两寸的距离；短短的距离，折磨着我， 同样也折磨着她——我生怕贴住了她，她生怕贴上了我；我们不但要给腿上使劲，还要承受心理负担。我是无意间贴上了她的腿的——绝没有试探的意思。 这动作，极其意外而短促。 就在那一瞬间，当我意识到冒犯了她，准备收回腿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十分微妙的结果使我惊诧而兴奋——我感觉到， 她的腿非但没有收回去，反而向我的腿上靠了靠，尽管动作十分轻微， 还是把信息明晰地传递给了我。 于是，我们的腿不再分开，我们好像互相有了依靠，互相获取了暖意，互相交流着情感。 我们都没有说什么，因为，有两条腿在说话。我十八岁了，第一次体验了很难廓清的愉快，这竟然是两条腿带来的。我将头颅向后靠了靠，闭上了双目，假装睡着了的样子。我那条腿上的血液仿佛在涌动。我一厢情愿地感受着李红霞用一条腿传达的意思，感受着少女隐秘的情感。 也许，腿就只是腿，什么意思也没有。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李红霞的手在我的臂膀上推了推，我第一个动作是，收回了腿，紧接着，李红霞的腿又撵上来了，我只好又依傍着她的腿。 我说，咋了，红霞？ 她说，哥，我……嗫嗫嚅嚅的。我看了她一眼，她面有难色，腰向下弯了弯。 我说，是想上厕所？ 她说，就是，哥。 我跟司机说，叫他停一下车。 我站起来，挤到前边去，把手从篷布边缘处伸过去，一边在车顶上拍打，一边呐喊：师傅，停一停。过了几分钟，司机将车停在了一个转弯处，可以会车的地方。

　　这时候， 一个车里的男男女女全下了车，迫不及待地在车两边的空地上解手。我想，如果不是李红霞要求停车，这些人岂不是要叫尿憋死？ 祝家巷大队里的一个中年女人一下车，也不顾及身旁有男人，抹下裤子就方便上了。

　　车到太白县城的时候，日头偏西了。我们陵头大队的民工住在县城东关， 而祝家巷大队的施工路段还在南边， 不知道要向山里边走多远。 李红霞和其他民工一起下车，在车周围走了走，又上了车。 她站在车里，朝我招了招手，我挥动着右手，眼睁睁看着她渐行渐远，逸出了我的视线。

　　在下雨天不出工的日子里， 在十分宁静的夜晚，我不免想起李红霞，想起她那腼腆的、收敛着的笑，想起她没有咧开嘴唇，只是盛在目光里的笑， 想起了她笑的时候洇着红润的脸庞， 想起了她笑的时候眼睛里没有褪色的忧郁。 时间很快地将我的这种情感淹没， 不是我不留恋， 不是我不喜欢，留恋也罢，喜欢也罢，都是需要资本的，我明白，即使李红霞喜欢我，愿意嫁给我，我也是会拒绝的，我并不能给她带来什么。我没有勇气去见一见李红霞。偶尔的思念，牙齿一样短，如同天上的浮云，一阵风过后便荡然无存了。在太白的八个月里，我一次也没有再见到过李红霞。每当冲动萌发，我就压抑自己，不给欲望生存的空间。

　　在以后漫长的五十多年里， 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李红霞。从太白回来不到两年，她就出嫁了， 嫁给了一个在县城供销社工作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