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尔

　　大哥大我十九岁，生日又比我大，家里面说起，经常顺口说大二十岁。家里有一个大过二十岁的大哥，他就成了连接上一辈和小弟之间的中转，我家上一代的家事，有好多都是从大哥那里知道的。

　　大哥年轻时从军南下，1950年就定居在成都。那一批南下干部，后来大都成了当地大大小小的领导。他们之间的友谊也很深。

　　1949年从军，到前两年，像他这样的离休干部在世的已经不多。我呢，这几年从山西去找他，来来回回也就是想闹明白一个问题：依照家里的生活，我家也不是一个穷家，那些年，他怎么就能选定自己的道路，参加了革命？我们那里说这个，都叫“跟了八路军”。

　　大哥从军以前是运城师范的中学生。

　　民国时代，运城地区就那么几所中学中专，运城师范前后改过几个名字，晋南中学、太岳中学等，不管怎么叫，在运城都是首屈一指的好中学。近几十年，山西全省都知道运城的康杰中学高考了不得，它的前身，就是晋南中学。

　　能进这个中学的子弟，大都家境较好，有的就是富甲一方的大财主。我家不算富，七八口人，二十四亩地，二十二间房子，土改时确定成分为中农。可我家早早扎下了让子弟上学这个根子。高祖曾祖那一代，他们就决心供祖父进北京上大学，不惜变卖田产。父亲也是极力供养孩子上学，大哥就这样进了当时城里的学堂。那时十里八乡难得有这么一家。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运城都已经是新式学校。一个中学生，经历了日据时期的奴化教育，接着又是国共内战。那时，他还没有什么理想，也谈不上什么信仰。

　　大哥对八路军最早的一点印象，是在抗战开始。日本人来了运城以后，山西国共合作抗战，薄一波领导的牺盟会在稷王山组织培训，父亲参加了集训。回村以后，父亲积极宣传抗战，买了红纸，裁成许多小条条，用毛笔写了“打倒日本”“不当亡国奴”，在村里到处张贴。有上一辈的老人说，嗨，这娃张狂啥哩，咱老百姓，谁来了不是纳粮？父亲立刻变了脸：“这一回可是亡国灭种哩！”1942年，一支八路军的文工队路过高头村，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教唱《保卫黄河》《在太行山上》。队伍也曾经想把大哥带走，终究因为他还小，父亲说，你还是上学吧，还是送大哥去运城上了中学。

　　这支八路军给大哥留下的印象非常好。大哥说，他们队伍整齐，人精神，心气旺，一支仰起脸盘唱着歌走向未来的队伍，那歌唱得好啊，我就没有听国民党军唱过什么好歌。老阎（阎锡山）那时倒是有歌，一听就是粗制滥造，愚蠢又拙劣。

　　1947年冬天，解放军包围了运城，开始攻打这座山西南部的中心城市。

　　运城不算大，在山西，那时最多也就算个中等城市。可是运城攻坚战在国共战史中赫赫有名。查《毛选》四卷，几次强调过。我想应该是因为运城的攻坚战出现在解放军战略反攻初期，国共力量对比还没有形成一边倒的优势。艰难地攻坚，打不下再后撤，积蓄力量再打，如是者三，史称“三打运城”。

　　国共两方，在山西的西南角捉对厮杀，城外炮火连天，师范的中学生，就被困在了城里。炸弹枪炮就在耳边轰鸣，飞机从头顶掠过。这一群中学生当然要想：自己到底该怎么办？

　　大哥也曾想到逃离。一家远方亲戚的孩子也在运师，和大哥同班，他提议逃到西安去，西安还没有战事，他叔叔在西安做生意，躲一躲再说。大哥最终还是没有。西安，在胡宗南手里，安全吗？靠得住吗？

　　羊驮寺飞机场，城北的据点都攻下来了，胡宗南从黄河南岸调兵增援，解放军后撤。这就是“一打运城”。

　　战火稍歇。大哥他们溜出城，回了家。

　　我们村在峨嵋岭坡底，这一带还驻着后撤的解放军。我们家里就有一个长官几个兵。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挑满了水。听说这家的学生回来了，几个当兵的笑脸迎上来：这家有一个中学生，上师范的！一个像是小排长连长的也围了过来，知道这是个乡村的秀才，一个一个过来说话。

　　部队里也有识文断字的，来了一个指导员什么的，听说大哥是师范学生，拿来了几本解放区的书，《蒋党真相》《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编写的。还有任弼时的《土地改革》：你是师范学生，能看书，自己好好看看，看不懂的地方问，我来讲。

　　大哥的一些中学时代的图书，一直存放在家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翻出来过，后来就遗失了。

　　围城的风声越来越紧。城门城墙十分坚固，一时半时攻不破。听说解放军在城外开始挖坑道，通过坑道迫近城墙，城里一下慌了。城防开始组织城里人工“反坑道”，就是守城的先在城外围绕着城墙挖一圈坑道。这样，一旦攻城坑道挖过来，就会透底透顶，城里立即组织火力阻击。挖坑道是个劳力活，城防组织民工，人手不够，吆喝师范的年轻学生也挖沟去。长期被围，城里已经开始挨饿。他们这些青年学生呢，出城挖壕的，城门口搁一个大竹筐，装满了白馍馍。上工可以领一个吃，挖一天土，回城还能领一个吃，总归能填了肚子。

　　城外的坑道越挖越近，城里也就越来越风声鹤唳。在城门洞附近，城防都挖了大坑，放进一口大瓮，夜深人静布置人值守，耳朵贴着大瓮听动静，一旦有“嗵、嗵”的挖洞声，立刻通知戒备。好几次双方挖得碰了头，马上火力全开，大炮轰平，封锁了洞口。

　　守卫运城的国军，主要是胡宗南的钟松部。过一阵，陕北也是战事吃紧，胡宗南决定调出一部分部队回援。听到这个消息，守城的阎军保安团大惊，知道自己根本抵挡不住。运城十五专署于是发动了一个“运城市民挽留国军”的行动。打听到国军出东门，挽留的人群布置在东门聚集，拦路哭求。现场有人主事，举行了杂闹的挽留仪式。主事者站立高处领仪，先说明了国军留守的重要，然后带领聚集的民众哭求，面对回撤的国军，“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再喝一声“哀——”，于是四周围观的人群都开始放声大哭。这个仪式，活像乡下死了家人办丧事。来这里的人，也不全是装模作样，好多小商小贩不了解解放军，想象城破以后的乱打乱杀破门抢劫，十分恐惧。人越围越多，哭声哀求声响成一片，最后胡部只有开枪，才闯出东城。

　　三打运城，是一场十分惨烈的拼杀战，双方都杀红了眼。在这一小块肥沃的土地上流足了血。

　　挖坑道，铺门板，一声呼唤，运城周边的乡村，家家户户拆门板，送到战场的门板有十五万块。1947年冬天的凛冽的寒风里，运城周边农村，家家户户门框都开着黑乎乎的孔洞。

　　战场需要，拆了房子，大檩条、木椽，在城外杂乱地堆成小山。

　　各村已经打好的棺材，纷纷抬过来放在前沿阵地。那些选进突击队的小战士，他们前年还是爹娘的宝贝呢，这会儿抢着在棺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就算是占下了。那是抱定必死的决心，预先看到了自己的死地。

　　1947年12月27日，运城总攻战打响。

　　云梯登城失败，尸体填满了城壕。

　　坑道挖到北门，三千斤炸药炸红了天，北门一节城墙崩塌，攻城部队一拥而入。

　　1948年12月28日早晨，运城宣布解放。

　　大哥他们还在课堂上，老师告诉学生，趴下，趴下，趴在课桌上，两手抱住头。

　　一个解放军指导员走进了教室，招呼大家：同学们，你们是运城师范的学生吧，大家不要慌乱，运城解放了，这下不打仗啦，大家安心。

　　开始有人群拥上街头，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老师对一班同学说：咱们也去欢迎解放军去，排队，一个跟一个。我走前面，喊口号，你们跟着我喊——

　　老师喊：欢迎“共匪”！

　　同学们跟着一起喊：欢迎“共匪”！

　　每一次大哥讲到这里，我们都会一阵爆笑，接着神色凝重起来。多么可笑的欢迎队伍！大哥感叹地说，长期在国统区形成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解放，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明确地向往新世界。1947年的中国，两种力量、两种命运还在较量，胜负未见分晓，犹疑旁观、裹足不前的人很多。走向新时代的人们，依然因袭着许多旧习惯、旧脑筋，步子也不是那么轻盈的。

　　大时代的列车不由分说，轰隆隆地驶过来，形势逼人，每一个青年，都必须尽快地回答这个时代之问。

　　蒋阎统治区的腐败，解放军的英勇无畏，从运城百姓的毁家支前中看到了民心，这个运城师范的小青年，心里的趋向日渐明确。

　　1948年解放以后，土地改革立即在新区推行。大哥在村里积极投身土改，他开大会，呼口号，从村门到关帝庙会场一路拉满了自己写的标语，画上了讽刺地富剥削的漫画，还和一个同学登台表说自己编写的快板——

　　

　　山西叫他闹了个穷——

　　这个中学生已经不再犹豫，他心里有了主见，已经做好了选择。经历了1947年和1948年的洗礼，他的心思一片澄明。

　　新生的政权很喜欢这一批师范学生，毕竟在当年，能够上到高中的年轻人还不多，部队需要这样年轻的文化人。

　　1949年1月，大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8月，新兵到临汾集结，大哥进入新成立的西北军政大学教育科，当干事。

　　我曾经问过大哥，你的同学中间，参军走的有多少？有不愿意去的吗？

　　大哥沉思了一会儿，说，参加解放军的三分之一，离校回村的三分之一。

　　正是这时的选择，开出了他人生的鲜花朵朵，成就了一段一段五彩年华。

　　大哥在老家邻村还有两个同学，运城解放以后他们回村躲了起来，就这样成了农民，后来勉强做了小教，早年负才使气终于泯为众人。

　　多年以前大哥回乡探亲，这两个同学赶来聚会。有个叫陈铭三的悄悄地对我说，你知道我为啥起这样一个名字？

　　铭三，就是铭记三民主义呀！多年了，我从来不敢跟人说。

　　大哥他们的西北军政大学，归属贺龙所部的西北野战军。1949年奉命进军大西南，大哥成为那一批南下干部。当年12月，大军解放成都。大哥在军管会，奉命接收各艺术院校，组建四川音乐学院、四川美术学院。

　　在成都街头，大哥插旗，招募音乐学院的工作人员，有一个华美女中的女生来报名应征。大哥教育她，要认真学习“菜延安文艺措谈会的讲话”，“要图抄夫理的小雪”——读赵树理的小说——这个北方人，那时还不会说普通话，一口运城的土腔。

　　这个女中学生，后来成为我的嫂嫂。

　　挟胜利之师的威风，这个小青年志得意满，他俨然就是锦绣山河的主人。那一年，大哥二十岁。

　　2021年刚开春，侄儿告诉我他爸住了院。

　　大哥已经九十二岁，这个年纪入院，叫人担心凶多吉少。

　　我连忙赶到成都。大哥九十多岁，依然眼不花耳不聋，反应灵敏。他还是喜欢和我对谈，翻检四十年代的岁月往事。

　　痛心的是，这一场对话，我们没有能够说完。大哥双腿水肿，一看就是比较麻烦的病。侄儿悄悄对我说，是癌。

　　我回山西不久，就得到大哥去世的消息。

　　关于四十年代末我们的国事家事，运城那一场战事，许多的线索由此中断，许多混乱的线头、许多朦胧的面目我还在吃力地追寻，大哥却是把它们决绝地带走了。

　　每一个人离去，都要带走很多记忆。它们是财富、宝藏。我追到千里之外，挖呀淘呀，还是没有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完工。哐当一声日落西沉，只留下无奈的惋惜和哀戚。

　　在成都，我是多么想和他多谈，再多谈。那情形像是面对一个弥留的亲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拉住他的手，焦急地讨要存折。

　　这些年来天各一方，兄弟间很少对坐畅谈。大哥去世以后，我开始搜检关于三打运城的历史资料，也是想厘清一个家庭的来龙去脉，极力拼出一个完整丰满的青年大哥的形象。1947年到1948年，我们这个家，走出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