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酬，这是我们以前很少谈的话题。

　　以前很少谈论，是因为这是个老话题。今天想谈，也是有感于这个一点新意也没有的话题为什么被人们一再谈论。这些谈论，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现在，核心诉求就是：提高稿酬标准。至于提高稿酬标准的理由，落在文学作品这边的，往往是那句感人的话：文学写作，是一项寂寞的、艰辛的、充满创造性的劳动。

　　倒推差不多一百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寂寞的、艰辛的、充满创造性的鲁迅可以靠稿酬支撑起一个家庭体面的生活；再倒推一百年，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寂寞的、艰辛的，同样充满创造性的爱伦·坡——按道理，这个开启了近代西方某派类型写作的天才，他理应获得某些世俗趣味的奖赏，至少应该生活得不错，然而事实是——他的稿酬，养不活自己。

　　没有人会反对社会系统应尊重人的劳动并给予这劳动理想的报酬，但很少有人对劳动报酬做系统性观察与思考。新中国建立后，巴金老人讲，我不领工资了，因为我是职业作家，我有稿酬。我相信，敬爱的巴老一定不是在做一场奉献表演，他深知，稿酬是社会系统性运转的“果”。

　　当前，我国的稿酬来源是复杂的，有完全财政支付的，有财政补贴或社会性基金补贴支付的，有项目支付的，还有依靠市场收益支付的。稿酬来源的复杂性，意味着政策干预的复杂性。其实，比提高稿酬更为紧迫的，是面向真正现代化的、公平的出版市场的系统性再造——其中，尤要呵护的是，在市场中培育并曾经获得自然生长的经济秩序与社会自治能力。

　　因为它不仅关乎稿酬，也关乎文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