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理性主义者出版协会在伦敦发表他们的《新教理问答：二十世纪接受洗礼式》，被冠以和平自由和进步之名;二十世纪的教父们宣称，这个新生儿将把世界从迷信物质主义的贫穷和战争中解放出来。
很多年过去了，这一世纪正在走向终结。它留给我们的是怎样一个世界？这世界已没了灵魂，成了一个被解除良心的世界，一个迷信机器崇拜武器的世界，一个颠倒的世界，左边跑到右边，肚脐眼儿长在后背上，脑袋瓜落到了脚下。
整个二十世纪，对科学和技术力量的信仰一直在助长对进步的期待。当这一世纪行至中途，一些国际组织开始推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给这些地方的婴儿分发奶粉，在农田里喷洒杀虫剂——后来人们知道，取代了母乳的奶粉只会让穷人家的婴儿死得更快，杀虫剂则让癌症蔓延。数年后，到了世纪末，是同样的故事：技术专家们以科学名义炮制治疗欠发达症的药方，这些药方往往比病症更害人，它们被强加于人，以人的尊嚴的丧失和大自然的消亡为代价。
这是原本坚定不移的信念遭遇危机的时代。这种危机令人悲痛，但或许也是有益的。一些人原本相信国家，国家自称是所有人的，实际上只是少数人的，到最后，不再是任何人的，这些人遭遇了危机;一些人原本相信武装斗争是具奇效的药方，这些人遭遇了危机;还有一些人原本相信选举的道路，政治党派原有的火热言辞变成了平淡枯燥的演讲——政党一开始信誓旦旦要抗击体制，最后自己成了体制的管理者——这些人遭遇了危机。许多人请求原谅，原谅他们曾相信人定胜天;许多人狂热地清扫自己留下的脚印，急急从希望身上跳落在地，仿佛希望是一匹疲倦的马。
世纪之末，千年之末：便也是世界末日吗？还有多少未遭毒化的空气可供我们呼吸？还有多少没被摧毁的土地，多少没死去的清水？还有多少个不生病的灵魂？希伯来语里，“生病”一词的意思是“没有规划”，在这个时代的多种流行病中，这是最严重的疾病。可是，不知是谁在波哥大城一堵墙上写道，西班牙语里，要说我们拥有希望，我们总是说：我们给希望穿上大衣。多么美的表达，多么漂亮的挑战：给她穿上大衣，让她不致在这天候严酷的时代死于严寒。据前不久在十七个拉丁美洲国家展开的一项问卷调查，四分之三的人表示自己陷于困顿或越来越糟。是不是要像接受冬天或死亡那样去接受不幸呢？现在，我们拉丁美洲人该问问自己了，是不是还要继续低头忍受这样的生活，继续拙劣地模仿北方。只做一面大量生产各种畸形怪胎的原型的镜子吗？成为一场只有少数人能跑到最后的长跑比赛的落败者吗？让犯罪变成屠杀，让城市的歇斯底里升级为全民疯狂吗？我们就没有其他话可说，没有别的活法了吗？
幸运的是，现在已经几乎听不到有人说历史是正确无误的了。今天，我们清楚地知道，历史会犯错会走错路会沉睡会迷失。历史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它长得很像我们。但它也像我们一样，是不可预知的。人类历史与足球类似：最妙的地方在于其创造惊喜的能力。一个小矮个儿有时也能做出绝妙的动作，带球晃过看似不可战胜的大高个儿，改写几乎注定的结局，让所有预测通通失效。
不管现实多么浑蛋，在现实的布面上，新的织物正在诞生，它们由许多人穿针引线，由各种颜色构成。替代式的社会运动通过政党和工会发声——它们也能通过政党和工会发声，但不限于此。这一进程算不上壮观，主要是在地方进行，但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一千零一股新力量正在崛起。它们从下往上从内到外发芽生长。它们不事声张，与受全民参与的滋养而得以重建的民主携手并肩，正逐步恢复那些遭迫害的传统：宽容，互帮互助，与大自然相感应。这些组织的发言人之一曼弗雷德·马克斯内夫将这些力量比喻成一大团蚊子，它们向那个拒绝拥抱，只会抬肘伤人的体制发起猛攻：
“一团蚊子要比一头犀牛更厉害。它们嗡嗡叫着，不断壮大。”
在拉丁美洲，这是一个正在扩张蔓延的物种：无地者无房者无工作者无？菖？菖者结成的组织;争取人权的团体;母亲们的白头巾，与权力的有罪不惩做斗争的祖母们;将社区居民团结在一起的运动;为价格合理食品卫生而战的市民阵线;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大男子主义和剥削童工行为做斗争的人;生态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全民健康和全民教育推动者;释放集体创造力的人和拯救集体记忆的人;实践有机农业的合作社;社区电台和社区电视台及许许多多其他民众参与的声音，它们不是政党的汽车备胎，不是任何一个梵蒂冈的下辖教堂。这些公民社会的活跃力量常遭权力追捕袭击，有时还会挨枪子儿。一些团体成员身中数枪，倒在路上。让众神和魔鬼一起把他们送入天国吧：只有结果的树才会被乱石加身。
只有墨西哥恰帕斯州萨帕塔主义者和巴西无地者这样的极少数例外，这些运动不会成为公众关注的头条新闻，不是因为它们不配。举例来说，这些群众组织里有这么一个，近年才出现，在它的本国以外不为人知，却提供了拉丁美洲各国总统都该好好仿效的范例。在墨西哥，负债者们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叫“犁环”的组织，共同抵御银行高利贷的盘剥。这个组织的出现完全是自发的。一开始，只有几个人。人很少，却有感染力。现在，他们已是一大群人了。我们的总统们要是能学习一下这一经验就好了。我们这些国家也可以像这些墨西哥人一样汇聚起来，在金融专制面前团结成一个阵线，让它不再去与每个国家单个磋商，各个击破。可是，每当这些总统聚在一起，他们的耳朵就会为同一个声源占据。他们总是围着美国总统转，美国就是他们的祖国，美国总统总是站在全家福合影的中心。
在拉丁美洲许多地方，面对恐惧放出的致人麻木的毒气，人们正团结起来，学会不让自己变小。正如老安东尼奥所说：“一个人心中有多大的恐惧，他就有多渺小;一个人选择了多强的对手，他就有多强。”①这些被渺小化了的人正在发出自己的声音。要行使领导权，除一边听从民意一边领导之外别无他法。再举一个来自墨西哥的例子，副司令马科斯代表所有身处下层的人说话：生活在欠发达地区的人、吃不饱肚子的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说话不被人听到的人。恰帕斯印第安社区的居民们在一起讨论事情制定决策，而他是他们的喉舌。没声音的人也能发出声音？他们，这些被迫沉默的人，是拥有最多声音的人。无论开口或沉默，他们一直都在言说。
官方历史是被肢解的记忆，是世界上的当权者们自我赞颂的漫长仪式。官方历史的探照灯聚焦峰顶，其下的山体淹没在黑暗中。那些永不被看见的人至多只是历史舞台布景的一部分，好比好莱坞片场的临时群演。但正是他们，这些被否认被欺骗的人，才是真实历史的演员，他们是历史现实藏身暗处的主角，他们可以实现另一种可能的美好现实。美洲被精英主义、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和军国主义蒙蔽双眼，对自己蕴含的无限精彩仍一无所知。对南方来说，这是确凿无疑的：拉丁美洲拥有地球上最丰富的人类多样性和植物多样性。它的丰饶它的前景就在这里。正如人类学家鲁道夫·斯塔文哈根所说：“文化多样性之于人类，正如生物多样性之于世界基因宝库。”为让这些能量转化为人和土地的奇迹，首先要做的，是不把身份与考古学混淆，不把大自然与景观混淆。身份不是在博物馆里呆坐不动的，生态学也不能降格为园艺学。
五百年前，美洲的人和土地以物的性质加入世界市场。只有少数几个征服者，被征服的征服者，能意识到美洲的多样性，他们就身处其中并赖以维生。然而，征服终究是盲目且使人盲目的愚行，一切帝国入侵都是如此。印第安人和大自然仅仅被征服者当成开发的对象或障碍。以唯一真神唯一语言唯一真理的名义，文化多样性被贬损为愚昧无知，被当成异端邪说而遭迫害，而大自然被当成凶猛野兽接受驯服，被迫转化为金钱。印第安人与土地达成的感应是美洲所有文化的核心，这种偶像崇拜的罪孽应受的责罚是鞭笞、绞刑乃至火刑。
现在已经不流行提起大自然了，但大自然的刽子手们如今更喜欢大自然。不管前一种说法还是后一种措辞，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大自然总是我们的身外之物：文明混淆了时钟与时间，也混淆了大自然与明信片。可世界的生命力绝不会静止不动，它嘲笑一切分类界定，超越任何一种解释。大自然在运动中实现自己，我们，大自然的儿女，也是一样，我们既是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的行动，而我们行动是为了改造自己。正如一生坚持学习的教育家保罗·弗莱雷所说：“我们是行走中的存在。”
真理不在港口而在旅途中。对真理的找寻才是最高真理。我们注定要犯罪嗎？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我们这群叫作人类的虫豸喜欢吞噬同类毁灭地球，但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不能适应以他们为一部分的大自然，如果他们不懂得分享他们的采集和狩猎所得，今天，我们就不在这里了。无论哪里，无论环境如何，无论什么时候，人都能生存，每一个人都是包含许多可能的人，而权力体制不会是永恒的，尽管它每天都邀请最坏的人到舞台上表演一番，同时又阻止其他人成长，禁止他们露面。虽然我们有太多缺憾，可我们还没有不可救药;正是改变世界和改造我们自己的冒险，让我们的生命——这宇宙历史的一瞬，这冰层中短暂存在的热度——物有所值。
精神错乱的权利
千年正在诞生。不必把这太当回事：无论如何，基督徒的2001年是穆斯林的1422年，玛雅人的5114年，犹太人的5762年。新千年诞生于一个1月1日，全赖罗马帝国一帮元老一时兴起。有一天，他们决定打破在春季开始时庆祝新的一年到来的传统。基督教时代的纪年方式来自另一次一时兴起：有一天，罗马教皇决定给耶稣的诞生设定一个日期，尽管没人知道他生于何时。
时间嘲笑我们给它创制的界限。我们编制了时间的故事，以为时间是听从我们的;然而，整个世界都既欢迎时间的边界，又惧怕时间的边界。
飞翔的约请
这个千年来了，那个千年去了，千年之交总为言辞膨胀的演说家们提供绝好机会，让他们为人类前途慷慨陈词。上帝一发怒就出场的发言人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世界末日灭顶之灾降临，而时间缄默不语，继续在它的永恒和神秘之路上前行。
真理已道出，没人反对：在这样一个日期，不管它是多么任性地被裁定的，每个人都不禁要问自己，将来会怎样？不管每个人是怎样预测未来的，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到了二十一世纪，如果我们还在这里，我们都将成为上个世纪的人，更糟的，是我们都将成为上一个千年的人。
虽然不能预测未来的时代，我们至少还拥有想象的权利，可以憧憬一下我们想要的未来。联合国曾分别在1948和1976年发布公告，罗列长长的人类权利的名单，但人类中大部分人仅拥有看、听和沉默的权利。如果我们试着实践一下那从没被提出过的梦想权，怎么样？让我们精神错乱一会儿，怎么样？让我们的目光超越卑劣龌龊，猜想一下另一个可能的世界：
空气是洁净的，不再受来自人类恐惧和人类激情的毒素污染;
大街上，汽车被狗压扁;
人们不再被汽车驾驭，不再被电脑编程，不再被超市购买，不再被电视观看;
电视不再是家庭最重要的成员，与熨斗或洗衣机享受同等待遇;
谁也不会为工作生活，所有人都为生活工作;
为占有、为消费生活的人犯的是愚蠢罪，这宗罪计入刑法，生活就是为了生活，就像鸟儿在唱歌时不知道自己在唱歌，儿童在玩耍时不知道自己在玩耍;
任何一个国家，想要打仗的男孩才去坐牢;
经济学家不再把消费水平称作生活水准，不再把物的数量称作生活质量;
厨师不再相信龙虾喜欢活着下热锅;
历史学家不再相信国家乐于被侵略;
为政者不再相信穷人爱把承诺当饭吃;
庄重不再把自己当美德，谁也不会认真对待一个开不起玩笑的人;
死亡和金钱失去它们的魔力，一个无赖不会因为死亡或钱财变成德高望重的绅士;
一个人要是做了他认为正确而非对他最有利的事，不会被当成英雄或傻瓜;
世界不再与穷人而只与贫穷为战，军工产业不得不宣告破产;
食物不再是商品，通信不再是生意，因为吃饭和沟通都是人类应有的权利;
没人死于饥饿，因为没人死于消化不良;
流落街头的孩子不再被当成垃圾，因为再没有流落街头的孩子了;
有钱人的孩子不再被当成钱，因为再没有有钱人的孩子了;
教育不再是掏得起钱购买它的人的特权;
警察不再是掏不起钱收买他的人的梦魇;
公正和自由这对被判罚分开生活的连体姐妹，重新背靠背连在了一起;
一个黑皮肤的女人成为巴西总统，另一个黑皮肤的女人成为美国总统，一个印第安妇女成为危地马拉领导人，另一个印第安妇女领导秘鲁;
在阿根廷，五月广场上的那些人成为头脑健康的榜样，因为在强制遗忘的年代里她们拒绝遗忘;
慈母教会将改正梅瑟石板上的书写错误，第六诫规定要为自己的身体欢欣不已;
教会还将颁布另一诫，这一诫是上主遗忘了很久的：“你要爱大自然，因为你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地上的沙漠和心灵的沙漠恢复为郁郁葱葱的森林;
绝望者会被期望，迷失者会被找到，因为他们是等了太久以至绝望的人、寻找了太久以至迷失的人;
无论生于何处，无论活在何时，地图和时间的疆界无关紧要，只要有追求正义的愿望和追求美的愿望，所有人就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同时代人;
完美依旧是众神专享的乏味的特权;在这个糟糕透顶的世界上，我们会把每一晚当成最后一晚来过，把每一天当成第一天来过。
特邀编辑：赵芳?? 责任编辑：田静
无地者
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用镜头拍下他们，希科·布阿尔克为他们歌唱，若热·萨拉马戈把他们写进书里：五百万个无地农民家庭游荡在巴西辽阔的荒野上，“在梦想与绝望间徘徊”。
他们中许多人加入无地者运动。从公路边临时搭起的一顶顶帐篷里，拥出潮水一般的人群，他们在黑夜中默默前行，向空无一人的庄园进发。他们砸毁挂锁，打开栅栏门，拥进庄园。有时，迎接他们的是枪手或士兵射来的子弹，在这些无人耕作的土地上，只有这些人在干活。
无地者运动有罪：他们不仅不尊重那些懒人的物产所有权，更藐视国家责任——无地者们在他们攻占的土地上种粮食，而世界银行的命令是南方国家不得自行生产口粮，必须乖乖向国际市场乞食。
萨帕塔主义者
雾气是雨林的蒙面帽。这样她就能藏起她遭围捕的孩子。他们从雾气里出来，又回到雾气中去：恰帕斯的印第安人穿华美的衣服，脚不沾地地走路，保持沉默或以沉默的方式言谈。这些被罚做苦役的王子历史上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再有。他们被从土地上赶走、从历史中赶走，在雾气和神秘中找到栖身之地。他们蒙着脸从雾气中出来，要击碎那羞辱他们的权利的面具。
警告
执政当局告诫民众，一小撮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正逃避追捕四处流浪，他们身上携带着危险的病毒，能传染一种叫“不听话”的病。
对公众健康而言，幸运的是，要辨认出这些人并不难，他们总是喜欢大声思考、做五彩缤纷的梦、违反群体屈服原则，这些原则正是民主共同生活的精华。他们的特征特点之一是不具必然衰老的证明，尽管这份证明在城市任何一个街角或乡下任何一个村落都能免费领取，它是我们国家已成功开展多年的“身体健康，头脑衰老”运动的需要。
最高政府重申统治原则，对这一小撮闹事分子的挑衅置之不理，再一次表明他们关心年轻人发展的决策不会动摇。年轻人是国家主要的出口产品，是我们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的基础。
亲属关系
一切吐芽、生长、成熟、劳累、死去又复活的，都是我们的家人。
每一个孩子都有许许多多父亲、母亲、叔叔、阿姨、兄弟、姐妹、祖父、祖母。祖父祖母，是亡灵和群山。我们是土地和太阳的儿女，为雌雨和雄雨所浇灌，一切的种子、玉米、河流，以及能嗷嗷叫预报天时的狐狸，都是我们的亲戚。石头是蛇和蜥蜴的亲戚。玉米和菜豆是兄弟，它们可以你挨我、我挨你地生长却互不妨碍。土豆既是栽种土豆者的女兒，也是栽种土豆者的母亲，因为，创造者也是被创造者。
一切都是神圣的，包括我们自己。有时我们就是众神，而众神有时不过凡人而已。
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就是这么说的，他们明白这些道理。
音乐
他是弹奏竖琴的魔法师。哥伦比亚平原地带，没有哪场欢会离得了他。为让欢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欢会，梅塞·菲格雷多必须出场，舞动起手指头，让空气充满喜悦，让人们的舞步欢快起来。
一天夜里，在某条被人遗忘的山路上，他遭到一伙盗贼的袭击。当时，梅塞·菲格雷多正赶赴一场婚礼，自己骑一头骡子，另一头骡子驮竖琴，盗贼们一拥而上，把他掀翻在地，然后就是一通胖揍。
第二天，有人发现了他。他躺在路中间，满身血污，半死不活。他用仅剩的一点力气开口道：
“他们把骡子都牵走了。”
然后又说：
“他们把竖琴也顺走了。”
接着他缓了口气来，笑了笑：
“还好，他们没把音乐带走。”
问个问题
十二世纪时，西西里王国御用地理学家伊德里西绘制了世界地图，这是当时欧洲所了解的世界，南方在上，北方在下。这是那个时代制图学家的通行做法。八个世纪后，乌拉圭画家华金·托雷斯·加西亚描画出南美洲地图，也是南方在上。“我们的北方是南方，”他说，“我们的船开往北方不叫北上，叫北下。”
如果说现在的世界是四脚朝天、上下颠倒的，我们是不是该给它翻个身，让它可以挺直身子站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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