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鹏

　　我家是养过蚕的，那时只觉得累，一种刻骨铭心的累。这种感觉贯穿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一直绵延到今天，成为记忆的底色。

　　蚕吃老食的日子，需要我们天天靠在桑地里摘桑叶，母亲提前备好一天的饭，饿了就在桑地里胡乱吃点。桑叶是需要一片一片采摘的，我们把自制的顶针式刀片戴在手指上，机械一样摘桑叶，从天亮忙到天黑，才能勉强摘够当晚的蚕食。母亲一遍遍地把桑叶撒到蚕匾上，房间里像是下起了小雨，沙沙作响。

　　父母起初并不懂得养蚕，村里号召养蚕致富，他们就积极响应了。买了一块桑田，种上桑树，边养边学，渐渐摸索出了一点门道。记得蚕种是论“张”的，母亲把几张蚕种取回家的那天，颇有仪式感，家里的卫生提前打扫得干干净净，房间也用石灰浆消了毒。

　　母亲小心翼翼把蚕种放到炕头上，不让我们凑近看，不许我们大声说话，怕吵了蚕种。炕头的温度也是试了又试，要热，又不能太热。等到出蚕苗了，看上去就像一群蠢蠢欲动的小蚂蚁，让人心里好奇又激动，我屏住呼吸，不敢喘气，生怕嘴里呼出的气流把蚕苗给吹飞了。母亲只让我们看几眼，就再也不让随便看了。

　　蚕吃七天，就眠一次。睡眠以后，就不吃食了，醒来再吃，七天以后再眠。如此循环，大约三次，三眠之后就开始吃“老食”了。

　　“老食”是村人的说法，是指最后的吃食，也指食量很大。一层桑叶撒到蚕匾上，很快就被吃空了。这个时候母亲喜忧参半，喜的是终于快要忙到头了，忧的是蚕食量太大，全家人都靠在桑地里摘桑叶，也摘不够蚕吃的。

　　在我的记忆里，走进桑地是很纠结的一件事，我不怕劳动，不怕累和苦，怕的是摘桑叶这种活计太机械太单调，漫无尽头，无人诉说。现在回想那段时光，现实越是苦闷，内心的阳光和梦想就越是强烈。就像我的老实巴交的父母，无论生活多么贫苦，从未怀疑和放弃过劳动，他们相信唯有劳动，才可能让日子过得好一点。

　　摘不够蚕吃的桑叶是一回事，田里的桑叶不够蚕吃是另一回事，那是最让人担忧的。到了吃老食的日子，最担心自家的桑叶被人偷摘了。我那时年少，对偷桑叶的行为很不理解，摘桑叶那么累那么苦，竟然有人愿意偷偷摸摸地自讨苦吃。

　　直到有一次，我家的桑叶因为被别人偷摘了，不够自家蚕吃的，而距离上簇结茧还有几天，母亲一夜之间就哑了嗓子，说不出话来。那次养的蚕，因为桑叶不够吃，结茧的质量不达标，卖的价格是全村最低的。母亲为此难过了好多日子。

　　从那以后再看到蚕茧，我会长长地舒一口气，同时又有一份忧虑涌上心头，担心卖不上一个好价格。为写这篇文章，我打电话给母亲，求证一些细节，她说养蚕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可以见到钱了。时隔三十多年，谈起养蚕，母亲最深的记忆是赚钱，当年全家人的生活，还有我和弟弟的学费，都指望卖茧的钱。

　　吃过老食，蚕渐渐就不再吃了，开始结茧。对“作茧自缚”这个词，我一直是不理解的。怎么会说是自缚呢？即使撇开“春蚕到死丝方尽”之类的意义，那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是作为蚕的最后归宿。是我们太放任自己了，缺少“自缚”的意识。那些成大事者，都是勇于“自缚”的，对自己的所为与所取，都有所限定，才不至于过度分散精力，才可能集聚心力，成就某事。

　　结茧之前的准备工作，可谓繁重。最忙碌的是上簇，房间显然是不够用的，爸爸得提前几天在院子里扎起棚架，到时院子里都会挂满蚕簇。最担心的是遇到下雨，蚕如果受了凉，很容易患病，在卖茧子的时候会被挑剔，价格降下来很多。记得有一次雨下得太大，架子倒了，雨淋湿了方格簇，全家人在雨中就像救火一样抢救蚕簇，邻居和亲戚也都赶过来帮忙。

　　成茧后开始摘簇，看得出父母是很愉悦的，辛苦了这么多日子，摘簇就像摘果子一样，怎能不愉悦呢？我只是在放假和放学的时候帮忙摘桑叶，并没有参与养蚕的整个过程，所以也就没有父母那样的收获感，难以真正体味父母当时的心境。我只觉得如释重负，终于可以歇一歇了。

　　然而接下来的卖茧，又是让人忧虑的。蚕茧站的技术人员从我们的蚕茧里抽取样品，然后割丝，根据丝的比重来定价。母亲说，二十四个丝，大约每斤七块钱，一次可卖七十斤左右，收入五百块钱。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五百块钱不是一个小数目，那是全家人一年的生活指望。父母养蚕的唯一动力，就是赚钱;每次养蚕是否成功，唯一的标准就是看蚕茧卖价如何。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与父母一起推车去镇上卖茧，大多是神态沮丧地走回来。我们都不说话，蚕茧的质量没有被蚕茧站的人看好，他们没有给出一个好的价格，而父母又不能不卖，明知吃亏，明知不公平，也只能认了。

　　我们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参与了从蚕到茧的成长过程，至于后续的蚕丝加工制作，不在我们的经验范围内，也不是我们所关注的。我们把蚕养成了茧，把茧变卖成了我们所需要的钱，用来过日子和读书。这就是属于我们的全部。“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句诗可以说从小就烂熟于心，我却从没意识到它也与我自己的生活有关，以至于人到中年，当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才恍然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都是养蚕人。我们陪伴蚕有了一个叫作茧的小小的家，就送走了它们。后面的事，我们不再认为是与我们有关的。这就是我们的认知。当年就是这样的。甚至，一直到今天，我也是这样的。我只是把心思用在做好自己手中的事上，很少去想然后该是怎样的。

　　后来，家里不再养蚕了，桑树被伐掉，桑田改种庄稼。再后来，桑田闲置了几年，送给村人耕种。我不会忘记站在桑田里采摘桑叶时的那种感觉，极度的枯燥和疲劳，没有什么浪漫，也谈不上所谓的审美，只是一种劳动，一种生存的必需。养蚕的经历，教给我如何看待生活、如何看待生活中的我自己。这种影响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就像蚕茧，把自己紧紧包裹起来。这是一种存在状态。有些东西，只能自己体会，自己懂得。

　　丝绸是美的。可是丝绸的美，在我的审美经验之外。或者说，对丝绸的审美，在我这里是有养蚕经历作为底色的，这个底色被汗水浸渍，以至于三十多年以后回忆起来的时候，仍然清晰如昨。这必然影响到了我对于美的理解。我更多看到的是美的来之不易，是美的背后所承载的那些负重，这似乎成为我的一种审美习惯。

　　日常生活里，我对丝绸制品的理解，总是与艰辛的劳动紧密相连。我甚至很少消费丝绸，我觉得我的生活和生命不需要这样的东西来点缀，这不符合我的审美，不能契合内心的真正所需。那些丝绸、那些蚕茧、那些艰辛的日子，成为我的写作的一种底色，让我这么多年来，不敢懈怠和轻浮。

　　母亲说，养蚕一个多月就可以见到钱了。在她的心目中，这个赚钱周期是很快的，可以缓解生活中的太多难处。那个年代农村养一头猪，需要一年的时间，猪杀了，才可见钱，不像现在的猪是吃饲料速成的。养蚕一个多月就可赚到钱，母亲对此很是满足。

　　我對养蚕的日子充满了恐惧。我不是惧怕劳动，只是觉得这种劳动太精细了，对劳动之外的要求太多太高，比如环境消毒，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蚕种中毒，功亏一篑。那种累，是有心思的累。我一直觉得养蚕是一种技术活，而这种技术，是我不愿费心耗神去琢磨的。我宁肯推车、刨地，或者去建筑工地打工，只要不须耗神就好。干完了活，把脑筋用到读书和写作上。或许，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自觉维护我的写作了，任何可能瓜分写作精力的事，在我的潜意识里都是被拒绝的。

　　母亲在电话里说，她还想养蚕，没有养够。我说你忘记了当年养蚕是怎么操心上火的。母亲没有回答我，她兀自重复说，还想养蚕。母亲老了。她经常听不完整我说的话，就像我以前也常常听不完整她的话。我总是听一部分，就知道她后面想要说什么，不愿继续听下去。我更多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当我有了足够的耐心听父母说话的时候，爸爸已经永远离我而去了。

　　记得那时家里养蚕，蚕房里是有温度计和湿度计的，门窗也安装了纱网，防止蚊蝇进入。我们那时埋怨母亲对待桑蚕比对待自己的孩子还用心。她小心翼翼地察看温度和湿度，小心翼翼地开门，生怕惊扰了蚕宝宝。童年记忆里，父母是经常吵架的。养蚕期间，家里不允许大声说话，更不允许吵架拌嘴，大家都变得克制，生怕说了不吉利的话，影响收成。而这收成，关涉到具体的生活，是过日子的希望所在。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