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汪曾祺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说“劳动”好听点，其实就是思想改造。1960年“摘帽”，1962年初回到北京，前后将近四年。
这四年对汪曾祺有什么意义呢？对他的创作又有什么影响呢？
撇开人所遭受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外，在张家口的生活对汪曾祺的人生和创作，还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汪曾祺虽然童年生活在苏北一座封闭的小城高邮，但他从小直到十九岁离家出去求学，并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为避难，在后来成为《受戒》创作背景的那座小庙里躲了半年不算），更没有参加过农业劳动，家境比较殷实，过的是“少爷”生活——汪先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曾说：“我已经很大了，任氏娘（他的继母）对我很客气，称呼我是‘大少爷。”后来上学、教书、当编辑，虽然也到过农村、见过农民，但在骨子里与农村、农民是不贴近的。张家口的四年，是他与农村、农民最接近的四年，可是说是深入骨髓的。套用沈从文的说法，是“滚到了农民中去了”（沈先生爱说“滚到生活里去”）。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了解中国就要了解中国的农村，了解了中国的农村，可以说就基本了解了中国。
汪曾祺是一个从小立志当作家的人。（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而且他确实也实现了他的人生目标。）作家必须要深入到生活中去，有些是主动的，有些是被动的。汪曾祺下放张家口，是被动的，但也是“意外”收获。
用汪先生自己的话说：
这四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和农业工人（即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宿舍里，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
汪曾祺青年时在创作上是个现代派，在大学里还写过“别人不懂自己也不懂的诗”（汪曾祺语）。他是想努力创作的，可多是自我的“痛苦”或者“观察”来的生活。（在他晚年，别人曾劝他翻翻旧报纸，找找青年时的作品出一本书，他说：“我不想干这种事，实在太幼稚，而且和人民的疾苦距离太远。”）此前他并没有机会去真正感受中国农民的“痛”（生活），这一回算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他后来的创作趋于平实，更关注现实，多去书写普通人的疾苦，这不能不说与张家口这一段生活经历有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次关于他作品的讨论会上，他说“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是他的真心话，也是他经历丰富人生后的切身感受。
张家口可以说给汪先生补了一课。补了一堂“中国农民课”。
关于张家口，汪曾祺写了十一篇小说，《羊舍一夕》《王全》《看水》写于1961年至1962年，是写孩子的，但不是儿童文学。《骑兵列传》写于1979年，那时思想还没有完全放开，写得有点禁锢的样子。《黄油烙饼》和《七里茶坊》，许多人都说写得好，很感人。《寂寞与温暖》是写的自己，小说主人公沈沅可以说就是汪先生本人。沈沅的思想感情，就是汪曾祺那时的思想感情。《护秋》和《尴尬》写于1992年，这时的汪先生已经完全放开，这两篇写得就很有意味了。
在张家口，汪曾祺还给所里的赵所长等人写过思想汇报。这个汇报挺有意思。细看里面文字，有一段话颇有意味：
我对现在的工作是有兴趣的，但觉得究竟不是我的专长。有一晚无灯黑坐，曾信笔写了一首旧体诗：“三十年前了了时，曾拟许身作画师，何期出塞修芋谱，搔发临畦和胭脂。”（三十年前，被人称赞颇为聪明的时候，曾打算做个画家，没有想到到塞外来画山药品种志的图，搔着满头白发在山药地旁边来和胭脂。）我总是希望能够再从事文学工作，不论是搞创作，搞古典或民间文学，或者搞戏曲，那样才能“扬眉吐气”。问题即在于“扬眉吐气”，这显然是从个人的名位利害出发，不是从工作需要出发，对于“立功赎罪”距离更远。
这里面的信息告诉我们：汪曾祺实在是热爱文学的，而且是要为之奉献终生的。
这个“思想汇报”还透露了一个信息：他受农科所领导指派，到所里一个叫沽源的马铃薯基地去画马铃薯的薯块、花和叶。他在汇报中说：
我七月底离开沙岭子到沽源，稍事整理，即开始绘画马铃薯的花和叶子。迄至现在为止，已画成六十余幅。其中部分是兼画了花和叶子的，部分的只画了花，小部分是只画了叶子的。我每天早起到田间剪取花、叶，回来即伏案作画。因为山药花到了下午即会闭合或凋落，为了争取多画一二叢，我中午大抵是不休息。除吃午饭外，一直工作到下午七时左右。每天的工作大概有十一二小时。晚上因为没有灯，且即便有灯，灯下颜色不正，不能工作，只好休息。已经画成的各幅，据这里李敏同志和陈先雨同志鉴定，认为尚属真实。我自己知道，我幼年虽对绘画很有兴趣，但从未受过严格训练，用笔用色，都不熟练，要想画得十分准确而有生气，是颇困难的。
从这个汇报中，可明确看出“已画成六十余幅”。这个图谱后来不知怎么给弄丢了。实在太可惜了。如果还在，编成一本《汪曾祺绘中国马铃薯图谱》，也将是一本妙书。
改书名
1989年秋，我们几个在县里写小说的，想出一本合集，以为纪念。起这个念头的是龙冬。本来我们定的书名是《四人故事集》，收王明义、龙冬、钱玉亮和我四个人的短篇小说。一人出几篇，一本书，大约十六万字。我们在创作上主要受到沈从文和汪曾祺影响，龙冬建议最好能由汪曾祺先生写个序。这个任务他们交给了我，要我给汪先生写信。我大着胆子给汪先生写了一封信，所说大致就是上面的意思。没想到汪先生非常痛快，很快回了信，同意给我们写序。
信很简单。汪先生写道：
立新：
信收到。我可以写序，但最好你们每人寄一篇作品给我看看，这样写起序来可以较为切实，不致完全架空立论。
书名不好，但一时也替你们想不出更好的。如想出，当函告。
即候安好！
汪曾祺
11月28日
立新是我本名。苏北是后来的笔名。
过了一个多月，序寄来了。写在三张大大的“24×25=600”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纸上，落款是“1990年元旦”。同时给我们寄来几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书名。他为我们想的书名是《江南江北》，汪先生的这几个题字清秀俊隽，字略偏，行中带隶，极有韵味。我们高兴极了，开始忙这本书的出版。可是那个时候，出一本书非常不容易，七拖八弄，还是钱玉亮想尽办法，直到1994年9月，才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印出来。
那篇序近两千字，题目就是《读一本新笔记体小说》。这篇序文后来由《光明日报》的编辑拿去登了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汪先生在序里对我的中篇小说《蚁民》进行了评价：
对蚁民的平淡的悲欢几乎是不动声色的，亚宝和小林打架，一个打破了头，一个头颅被切了下来，这本来是很可怕的，但是作者写得若无其事。好的，坏的，都不要叫出来。这种近似漠然的态度是很可佩服的。
最可惜的是，那个题写书名的原件，后来拿到印刷厂排版，转来转去，不知转到哪儿去了。不久前我还问龙冬，他也不知道。好在龙冬有很好的复印件，还是蛮清晰的。我叫他复印了一份给我，收藏好了，有兴趣，就取出看看。睹物思人，有时也很想念这个写字的人呢！
责任编辑：田静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