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年届五旬的阿赫玛托娃因为罹患严重的骨膜炎住院治疗。在与朋友闲聊时，她轻描淡写地谈起刚刚结束的手术：“大夫为我的忍耐力感到惊讶。我该在什么时候喊疼呢？术前不觉得疼;做手术时因钳子搁在嘴巴里喊不出声;术后——不值得喊。”
阿赫玛托娃是一个高度隐忍的女人，命运将她击得千疮百孔，可是她依然对生命高唱赞歌。她从不轻易喊疼，这反而更让人心疼。这件事验证了阿赫玛托娃的坚强以及无比卓越的抗击打能力，但并不证明她不会释放痛苦。她是智慧的，她不能让疼痛这根刺长在心里，迟早要拔出来，不然会化脓。于是，她找到了一个出口，那就是诗歌。她把她的疼痛揉搓、捣碎，悉数放到诗行里，“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由此而光芒万丈。
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里，灯盏死了之后，老汪的那些举动令我动容。灯盏死时老汪没有伤心，甚至还说：“家里数她淘，烦死了，死了正好。” 可是一个月后，当他看到灯盏吃剩下的一块月饼上还有着灯盏的牙印，悲痛便不可抑止了，心像刀剜一样疼。来到淹死灯盏的大水缸前，突然大放悲声。一哭起来没收住，整整哭了三个时辰。
有些苦痛，就像那月饼上的牙印，让人一下子找到“发泄口”，泄掉了内心奔涌而至的悲伤的洪水。
女儿每天都会把芭比的脑袋和胳膊卸下来，自己重新装上去，再配以崭新的衣服。看着她乐此不疲，我猛然觉得，自己又何尝不是命运的芭比，一次次被它肢解得七零八落，然后又一次次地慢慢组装、愈合。疼痛，是这其中不可或缺的黏合剂。
清晨，看见一个人从下水道爬上来，另一个人从三十二楼走下来，他们正好相遇。一个说，下水道堵了;一个说，楼顶有人要自杀。
下水道隔三岔五就堵一次，疏通的人钩出了很多头发丝、烂菜根，还能顺着水管，隐约听到不断的争吵、怨怼。这一地鸡毛，把生活的管道堵得满满的。
许久没有好消息了，这日子，就灰暗下来。房檐下滴雨，门后长青苔。工资额原地踏步，检查身体，三高变四高，状态差，没灵感，写点东西形同便秘……
江一苇说，一个卑贱的人，因为懂得顺从，而得以苟活，得以穿过人世间最窄的裂缝。人生也需要必要的顺从。所以，不妨很大声地喊一声疼，把生活里所有堵的地方，都疏通一下。
打针叫人害怕的永远是擦拭酒精的那几秒钟，等你疼了想喊的时候，针已经打完了。这就是生活，就算喊疼，也要讲究个技术含量，要瞅准时机的。
罗曼·罗兰说，真正的英雄，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还仍然热爱它。在我看来，生活的真相就是，苦乐纠缠，不死不休。我们的身体上，每一寸都刻上了被时光钟爱的甜蜜与悲怆。我们需要歌唱，也可以随时喊疼。
疼痛是命运送给中年人的礼物。不信你试一下：假装这是个不眠之夜，假装有人一边数羊，一边念叨你的名字;假装流星坠落，砸中你的愿望;假装这天地开了一扇门，允许你的怨恨跑出去;假装大雪封门，你不用上班，安心在屋子里写信，人过中年，收信人只有一个——岁月;假装朋友们没有离散;假装那壶酒还没有喝光;假装酒精膏还没有燃尽;砂锅还冒着热气，杯盘狼藉，没有拾掇，可是莫名地，总是觉得那个时候更干净，也更充满生气……
在这么多的“假装”后面，你有没有喊疼？如果有，告诉我，我陪你一起泪流满面。
我只爱我看到的海水
去青岛的时候，萍子领我们去了被雾气包围得如同仙境的灵山岛。在去往它的海面上，我被那种深邃而阔大的蓝色震撼了。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大海，看到它，内心一片空旷，感叹着自己如此渺小。心中的那些烦恼在大海面前，就如同一点点尘屑，早已被海风吹得一干二净。
我确认，我能读懂大海，却读不懂那深邃的蓝。它需要我用一生，甚至更久的时间，去触摸、去阐释、去热爱。如果可以，我想去那海水里浸泡，让海水洗洗我的心。然后回到生活的岸边，提炼出足够的钙、盐和勇气。
大海如此辽阔，你能全部拥有吗？这是我看到它的时候，脑海中闪现的疑问，而我，早已给自己的心灵设置了答案——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小时候，小姨在卫生所做护士，我一去，就给我根甘草啃。我撕下一线，嚼一嚼，满口生甜。于是我把整根甘草往口中一塞，大嚼起来，却发现甘味不再，变成了一种苦味。
这件事告诉我，凡事不可贪恋，浅尝辄止，自有一番妙境。
法顶禅师喜欢用钢笔写字，且笔尖要细。一位朋友，也是禅师，在国外游学知道后，便买了一支这样的笔送给他。法顶禅师用朋友的笔写出许多好文章，他感觉是笔带给他好运。后来法顶到了法国，在巴黎看到许多同样的笔，就也买了一支回来。拥有两支笔之后，法顶拿起朋友送给他的笔，再也没有过去那种珍惜与感激之情，寻找不到那种振奋的感觉，写起文章也不再像过去那么流畅。他把自己从巴黎买回的笔送了人，才解除了危机，于是感叹：不论任何物品，只需要一个的时候，拿一个就好。
多余的那一个，即便再精美，也只是摆设，并无其他用途。
莫泊桑才华卓绝，却死于梅毒，不免令人唏嘘。在他生命的最后三个月里，由于梅毒导致肌力丧失，他的身体几乎全部不受神经支配，他总是张着嘴巴，来回晃动着脑袋。有时他会不由自主地撞向墙壁，有时又摔倒在地……就这样在痉挛、挣扎、嘶喊中度过最后的时光，凄惨之状令人不忍想象。何以至此？法国作家左拉在莫泊桑的葬礼上致悼词说：“他文思敏捷，成就卓著，不满足于单一的写作，充分享受人生的欢乐。”这“人生的欢乐”，便是莫泊桑划船、游泳和追逐女人的游戏人生。莫泊桑沉湎于声色不能自拔，尽管福楼拜多次叮咛告诫他：“千万不能把心交给别人，一个人活着要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和周遭，对圆滑的事情尤其要提高警惕。那些让人迷失的事尤其要谨慎，吃喝玩乐，特别是女人。”莫泊桑还是无法控制自己泛滥的情欲。他的悲剧终于无法改变。
人生是有定额的，该得多少就得多少。吃多少饭，喝多少酒，享受多少情欲之欢，都有定数，若超额享受，也就只好提前告别了。
可是多少人仍是不停地攫取，妄图得到更多。他们早已富足，但是面对权力、金钱和美色，仍是一副垂涎三尺的猥琐模样。
唐朝诗僧王梵志写过一首诗：“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这是有他独特味道的白话诗，却绝对不是简单的打油诗，读来令人神思顿明。土馒头就是坟头，人死之后，只剩一抔黄土，一人一个土馒头，谁也不多，谁也不少。所以，人生在世，争来何用？
这和托尔斯泰的《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说的是同一个道理，一个人无论怎样贪婪地索取，最后所需要的土地，也只有从头到脚不足两米那么一小块。
柴火垛高高的，足够一冬取暖，这便很好;水缸里盛满了水，炉火正旺，烤着墙壁和桌椅，烤着日子，这也足够好。
日子并不尽如人意，但依然不会阻碍我，为那些让我难受的東西送去祝福，我贫穷的身体一无所是，但我倔强地支棱着一双耳朵。我的耳朵倾听磨难，也传递祝福。
我所求无多，能饱腹，能暖身，能听歌，能写诗，阳光遍洒，得一缕照耀，便是身心愉悦。
就像我向往整个大海的辽阔，但我只爱，我看到的海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