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复彩

　　戏乡石牌

　　到石牌来，原是要看戏的，却没有戏。但我走在石牌的大街小巷里，听到的每一个声音都是软糯的黄梅戏道白，看到的每一个老人都是我熟悉的一个人。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江孝明先生就是这一带的人，直到前年我去看他，离开家乡六十余年的老人，依然用纯正的方言同我回忆着五十多年前的一桩桩事情。在他说那些事时，他的夫人就一直站在他的身后，微笑地看着我们，仿佛在说，你看，他的记忆力有多么好。她曾经是一位黄梅戏演员，我在幼时曾看过她的演出。江老师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把琴杆呈暗红色的老式二胡。我想起他傍晚时分坐在教师宿舍门口拉着二胡，沉醉在《二泉映月》琴曲中的情形，想象着他与退休后的夫人琴瑟相和的幸福场景。

　　怀宁县城撤走后，石牌镇一下子冷清下来。然而曾经的风景还在，旧日的繁华还在，现在，它像一个暂时落魄的汉子，只安靜地守着祖宗留下的一切，等待着一个时机的到来。

　　我们走进街边的一间书屋，墙上的书法作品每一幅都是欹欹斜斜，醉意欣然，却也各有情趣。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者气定神闲，他仿佛在告诉人们，他经历过，喧嚣过，现在就像一条溪流，一路高山大河，终于归于清寂。现在，他守着他的书屋，案上墨迹未干的书法随性而为，喜欢与否，任由他人。对于走进他书屋的我们，他似乎有一种生逢知己的欣慰。他乐意为我们书写一幅幅郑板桥式书法，并热情地与我们合影留念。我很想请他唱一段黄梅戏，他中性的嗓音，还有一脸的沧桑，应该很适合《江水滔滔》那样的老生唱段：

　　江水滔滔向东流，儿的日子才开头，（你）好似那水面上的浮萍草，风吹浪打随水流，儿啊……

　　书屋的隔壁是一家制作戏服和皇帝冠冕的铺子。搁在案台上的冠冕每一顶都珠光宝翠，两旁的大红流苏垂落下来，丝绦上吊着的玉佩就像真的一样。我试着戴了戴，门口晒太阳的妇女一起说，他戴着真好看。我把冠冕取下来放回案台上，问店主这些戏服和冠冕是否卖得出去，他爽快地说，好卖着呢。他告诉我，在这样的年头岁尾，盖房建屋、修志树碑、红白喜事，附近的乡镇几乎每天都要唱戏，戏台就现成在祠堂屋里，或直接就搭在田间地头。

　　清代学者包世臣《都剧赋》说：“梨园佳子弟，无石（牌）不成班。”那一天，包世臣来怀宁参加大书法家邓石如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顺便来石牌看当时被称为“采茶调”的地方小戏。正值黄梅时节，石牌家家有戏，处处搭台，包世臣大发感慨，遂改宋人赵师秀《约客》诗中“黄梅时节家家雨”为“黄梅时节家家戏”，一个流传至今的剧种“黄梅戏”就这样诞生了。明末的戏剧家阮大铖就生活在这附近，《明史》明确记载他是怀宁人，但由于他在当时东林党人事件中的作为，不屑与他为伍的怀宁人便说他是桐城人，桐城人当然不买这账，仍说他是怀宁人。撇开他的人品不说，他的《燕子笺》《春灯谜》放到今天，仍然是很好的戏剧作品。

　　石牌是“徽班进京”的首发地，一百多年前，唱武行的杨月楼踩着急急风的鼓点从皖河一路进京，接替了他的同乡程长庚的三庆班，让“徽班进京”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在程长庚故居，我们在他的铜像前合影留念。高高的花岗石基座上，程长庚手握折扇，眺望远方。顺着他的眼光看去，远处的长河与潜水的汇合处波光粼粼。再远处，是一道又一道青山在虚淡的青烟中若有若无。他的“故居”里传出伍子胥的一段西皮流水：“过了一关又一关，心中好似乱箭穿，腰中枉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苍凉沉郁的唱段让我想起少年时代老家里的那个敲着鱼皮鼓，用同样苍凉沉郁的嗓音说大鼓书的瞎子长明。

　　对于安庆人来说，程长庚只是一段遥远的神话，而严凤英才是安庆人熟悉的戏曲女神。《牛郎织女》是严凤英迎接新时代文艺春天的开山之作，电影《女驸马》的放映率刷新了当时所有电影的放映纪录。有一段时间，我疯了般只想去报考黄梅剧团，如果不是父亲以死相威胁，说不定我真的去做了一名蹩脚的演员。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秘密，那时候，被银幕上美如仙人般的冯素贞撩拨得春心萌动的少年又何止我一人？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终于在县城唯一的一家剧院里见到真实的严凤英。《江姐》是严凤英戏剧人生中一段最辉煌的日月，舞台上的严凤英身穿大红毛衣，折得整齐的白围巾优雅地搭在脖子上。她站在一片青松之下的凛然之美曾激发了无数年轻人献身理想与信念的激情：“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然而好景不长，严凤英终于以自己的一死为那个时代作祭。

　　我们走在石牌纵横交错的大街上。“石牌几多街，数累老奶奶”。石牌有十五条巷子：水巷、莲花巷、双井巷、铁弓巷、六拐巷、桶匠巷、闯子巷、清水巷、帮子巷、浮桥巷、盛园巷、前街三巷、盔帽巷、戏子巷、油鞋巷。

　　电锯轰鸣，竹屑纷飞，一条百十米长的小巷里，十几家作坊的流水作业在制作着同一样物件：蒸笼。我走近一个正埋头在篾片上打磨的妇女，我问她：这种蒸笼一天能生产多少？女人头都不抬地回答我说：很多。我又问：都是卖给本地人吗？女人说：哪里的都有。说这话时，她手中的电磨吱吱地响着，一只篾片已被她打磨得光洁如玉，就像一件真正的艺术品。

　　我所知道的是，这些年来，江镇的包子被无处不在的怀宁人带到江浙，带到上海，带到深圳、广州，带到中国的每一处角落，甚至漂洋过海，带到异国他乡。在深圳，我女儿对门就有一家怀宁人开的早点铺，只是他们不卖包子，却经营着南方人喜爱的粤式早茶。我对他店里的肠粉和虾饺情有独钟。有一次，我问那个臂膊上文着一条青龙的中年汉子，你们为什么不卖怀宁包子？汉子似乎对我的疑问很不屑，但终于还是回答了我：“我们要融入当地文化。”我被他的回答几乎惊掉下巴，于是以为，这就是怀宁人。有一天午后，我听到楼下有隐隐的二胡声，所拉的曲子是我熟悉的黄梅采茶调。我伸出头去，演奏者正是那位赤着的臂膊上文着一条青龙的怀宁人。

　　我们要离开石牌了，从附近一家店铺里忽然传来不知名的女演员演唱黄梅戏《小辞店》的一段：

　　往日里回店来笑容面带，

　　今日里为什么愁眉不开？

　　解不开其中意打坐哥哥一块，

　　蔡郎冤家心腹上的哥，

　　哥哥啊，奴家的哥，

　　有什么心腹上的话对妹妹说来……

　　十二月花神

　　正月梅花开

　　渡春江，点缀好时光

　　冰肌玉骨映红妆

　　孤山留素影

　　独占百花王，百花王

　　二月杏花开

　　满园栽，独自出墙来

　　千红万紫巧安排

　　酒家何处在

　　春雨杏花飞，杏花飞

　　…………

　　在黄泥镇文化馆，我意外地见到三十多年前我编副刊时的老作者郑蔚老先生。他说很多年前我们曾在报社见过一面。他说着当时我们见面时的情形，说我们站在报社走廊上谈着他的一篇稿子的改动，但我却怎么都想不起来。而当他说起他的那篇获得副刊年度大奖的《十二月花神》时，记忆之门便一下子全都打开了。

　　安庆第一届黄梅戏艺术节，我作为剧组工作人员，有幸坐在剧场的第一排正中位置。那一届艺术节展演的并不都是黄梅戏，譬如望江的《挑花舞》、太湖的《花梆舞》，以及潜山黄泥镇的《十二月花神》。印象最深的当然就是这《十二月花神》了，我记住了零零星星的唱词，也记住了那十二位打扮得异常俏丽的女孩子在舞台上的婀娜多姿。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十二月花神》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皖河人奉献给这世界的艺术，它的魅力是隽永的。我就是在那以后给郑蔚老师写信，请他帮我弄到一本《十二月花神》的曲本。

　　十月芙蓉开

　　绿满阶

　　滴露点尘埃

　　芙蓉帐里凤鸾谐

　　花枝轻弄摆

　　迎接曼卿来，曼卿来

　　…………

　　我读着这些美艳而节律分明的歌词，郑蔚当年的形象也逐渐在我的脑子里清晰起来，清晰成彼此曾经的岁月，以及黄泥镇一段段泛黄的历史。

　　一千多年前，皖河得天独厚的水上交通造就了一个个皖河小镇，而位于潜山、太湖、怀宁三县交界处的黄泥镇则有“鸡鸣狗吠听三县”的优势。那时候，在黄泥镇做生意的不仅有本地人，更有外地客，郑蔚的文章中就曾写过“河北六家店”，也写过“河南一条街”，当然，还有《十二月花神》。

　　花，是人类在艰难时世中对一切美好期待的共同象征。佛说，人是苦的，这种苦几乎伴随人生命的始终。但是，有了花，人类便不再苦于生命中不可承受的种种之苦。佛用“拈花微笑”开启人类的智慧，“花谢花飞飞满天”，曹雪芹用花书写悲剧的人生，屈原用芳草香花来传递对君王政治的理想信念。产生于西方的哲学思想泛灵论认为，万物皆有神祇。随着十二个月份的转换，月月皆有花神主宰。与其他地方的《十二月花神》所不同的是，黄泥镇的《十二月花神》不仅有女花神，更有男花神。在湘水旁“滋兰九畹，树蕙百亩”的屈原领一年中花神之先，“采菊东篱下”的陶公则入主金秋时节十一月成为菊花之神。郑蔚说，欢迎你们正月来，那时候或许能看到有伴舞的《十二月花神》的花街游行。

　　郑蔚把我们带到皖河边。正是枯水期，昔日繁华的黄泥镇码头只有不绝于耳的棒槌声，只有成群的老鸹在深潭处翩翩翻飞。它们在寻觅着露出水面的小鱼，或者是以它们特有的歌舞迎接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失去水上交通的黄泥镇衰落了，打工潮把黄泥镇的年轻人都吸引到外面去了，住在黄泥镇的似乎就只有老人、孩子以及留守的妇女们。

　　在一条老街上，我们见到陈满秀老人。她拄着拐杖站在自家门口，富态、端庄，从她的衣着可以看出来，从她手腕上的镯子、手指上的金戒指以及她站在那里一副君临天下的神情中可以看出来。从她饱满的额头、手背上看上去富有弹性的皮肤，怎么都看不出她是一个年过九旬的老人。我想到我的母亲，母亲九十一岁时，就是这样健康，这样自信，带着一个过来人对一切过往的驾轻就熟，还有，同样君临天下的大嗓门。

　　我应邀走进老人的屋子，客厅的条案上供着一张发旧的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五官清秀，面貌俊逸，不管在哪个年代都能称得上美男子。我问陈老，这照片上是您老什么人？陈满秀说，是我老头。她说，这是他当年从朝鲜战场上回来时拍的照片。而在另一只相框中，我看到年轻时的陈满秀抱着孩子，紧挨着她的是她年轻帅气的丈夫。她指着一张张发黄陈旧的照片说，这是当时去朝鲜探亲时拍的，这是在丹东，当时我过不去，他只得请假过来陪我，当天就回去了。夫妻俩这样聚少离多的生活一直维持到板门店谈判结束，但丈夫还是没有立即回到国内，而是留在朝鲜，留在他的岗位上。直到1956年，丈夫回来了，回到镇上的供销社担任会计，而她则在一家杂货店当售货员。这是一个让镇上人人向往的家庭，一对让人羡慕嫉妒恨的夫妻。三十多年前，她的丈夫死于癌症。陈满秀老人眼里噙着泪花，一边动情地说着她的丈夫，说他的好性格，说他的多才多藝，她不时地撩起袖口，揩擦着丈夫镜框上并不存在的灰尘。我想，她一定是又回忆起丈夫年轻时拉着二胡，夫妇俩在皖河岸边一起唱《十二月花神》时的情形了吧。

　　她把我们带到她的后院，狭小霉湿的小院里杂乱地种着几盆菊花、一两盆月季，还有几盆凋谢了的二月兰以及月见草等。一只废弃的水缸里，四季桂正散发着淡淡的幽香。我称赞她的花种得好，她兴奋起来，说，先生我给你唱一段《十二月花神》吧。

　　九月菊花黄，闹重阳

　　晚节倍留香

　　天生傲骨斗残霜

　　东篱新菊酿

　　莫负好时光，好时光……

　　她的嗓音老了，旋律是粗糙的，没有高音，也没有低音，只有简单的几节音符，但她口齿清晰，让我听清了每一个字符。我相信，她年轻时一定在黄泥镇的大街上演过《十二月花神》，或许，在1954年上海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舞台上，也有陈满秀花枝招展的舞影。

　　我们走出很远了，回过头来，看到陈满秀拄着金属拐杖站在那里，仍然以她君临天下的姿态看着我们，看着这条她生活了九十一年的大街。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停下来，摘几朵路边人家花盆里的花，扎一只花冠送给她，送给陈满秀，送给这位像我母亲当年一样的不老花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