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惠仁

　　这段时间单位一直在整理库房。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所有员工都出动了，搬书码垛、造册登记——倚着书堆歇一歇的时候，从库房这头望向库房那头，我看见一种久违的劳动场景，同事们身着蓝色制服在宽正面大纵深的书山书海里沉浮隐现。

　　库房是最能引发出版人对行业感慨浩叹的地方。眼前的书山书海是出版人的另一个自己。在库房，出版人与自己相遇。高处的窗户泻漏着天光，角落里籍册蒙尘。

　　天下没有容易的事。出版不容易，文艺出版尤其不容易。在作者与世界之间，出版人有自己特殊的身份和职责，出版人让他们相互接纳。

　　在库房整理着出版物，心里不免想着下一步的营销设计，但这只是最表层的意义。深层的意义永远在于出版伦理：你有没有能力赋予符号某种仪式感，使人们接受这种暗示，进而彼此认同。出版实践的这一性质，不但出版人应该明了，作者也应该明了。好的文艺出版在这一基础上，又给自己加大了难度。在共同语的核心词汇、明晰词汇、响亮词汇、熟稔词汇之外，文艺出版更看重共同语言新的生成——有时，它宁可舍弃一些几乎可见的市场“刚需”，它要拥抱那些陌生的力量。文艺出版的这一性质，不但文艺出版人应该明了，文艺作者也应该明了。

　　如果“此在”能提供个体诚意，如果“在”能提供恒久目光，那么，無论是作者还是文艺出版人，我想，我们必须处于这个神奇的多位一体之中，为共同语言持续地贡献活力。